要命，纪念碑有错，这则新闻更是错得离谱，罗世文、朱念群、费巩竟然都被当成了11.27烈士！费巩教授是在重庆失踪的，他失踪后的具体情况至今未有定论，这位记者仁兄竟然考证出他在渣滓洞或白公馆住过，PFPF！！！
下面是一篇很好的文章：http://www.rwabc.com/diqurenwu/diqudanyirenwu.asp?people_id=7830&p_name=%B7%D1%B9%AE扑朔迷离的费巩失踪案
作者：邵全声
费巩，一位仗义执言的著名学者，他的失踪引起社会各界关注。中国共产党在旧政协会上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费巩五人。
费巩，字香曾，1905年生，江苏省苏州市人，早年曾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1933年到浙江大学任教，著有《英国文官考试制度》、《英国政治组织》、《民主政治和我国固有政制》、《中国政治思想史》、《经济学原理》等，是一位造诣颇深的政治学、经济学专家。
费巩教授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和嫉恶如仇的个性。他曾不顾自身安危，毅然收留思想进步、正面临逮捕危险的学生在自己家中躲藏，并向学生面授计策，以逃脱搜捕。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非常敬重和信任费巩，1940年，竺校长不顾大学训导长应由国民党党员担任的规定，恳请非国民党党员的费巩担任浙大训导长。在费巩的倡导下，浙大参照牛津大学的做法，实行导师制，要求导师经常关心学生的品德、学业和身体。在对全校师生讲话时，费巩在鼓励大家共同做好学校工作的同时，也直率地批评了现实政治中的一些弊病。
费巩是准备赴复旦大学讲学而在千厮门码头等船时失踪的。当费巩失踪的消息传出，位于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原先贴出的欢迎讲学的海报被呼吁营救的海报所覆盖，学生会召开了营救费巩的紧急会议并号召定时罢课；位于遵义的浙大学生会也召开了紧急会议，发出了“还我费师”的呼吁，并发表《敬告社会人士书》，明确宣称费师受迫害的原因是“盖以费师平日讥讽时政，深为当局所忌恨也”。《新华日报》多次发表关于此事的新闻报道和评论，伸张正义，《中央日报》、《大公报》也有这一方面的报道。40多位曾经留美的中国教授联名致信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要求他出面营救。1946年1月，旧政协开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八条要求，其中第七条提出：立即首先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费巩5人，这些都使国民党当局陷入窘迫的境地。
费巩是我在浙江大学就读时的导师。1938年夏，我考入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外国语文学系的公费生，有幸结识费巩教授。后来，费巩表示愿意成为我的导师，他热忱关心我的品德修养和学业进步，指导我进行课外阅读，循循善诱，尽职尽责，这在《费巩日记》（载《费巩烈士纪念文集》，浙江大学校史编辑室编）中有较详细的记载，真可谓师恩深重。1942年我离开浙大，费师仍一如既往地关心我，我们之间保持着频繁的通信联系，情意笃深。
作为“费巩失踪案”的直接当事人，我对该案的谜底至今未能揭破仍感痛心疾首。当年，我为营救费师而身陷囹圄，被宣判死刑，有过一段刨巨痛深的经历。我相信这段经历对人们了解“费巩失踪案”大有裨益，但愿我的忆述能为查清案件原委提供一些旁证。
1955年3月5日，朦胧晨曦中的千厮门码头，拟赴复旦大学讲学的费巩教授神秘失踪。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断言：费巩教授已被秘密逮捕。
1944年底，在浙江大学任教已满10年的费巩教授，依照规定可以休假1年。当时迁校到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聘请费巩教授利用这一年的假期前去讲学。费巩教授为此前往重庆，在开学前暂住在重庆上清寺（路名）。这时我在重庆小龙坎的大公职业学校任教，分手3年的师生得以重逢，令我十分高兴，我成了他家的常客。没有别的来客需要接待时，我们师生两人就随意长谈，详告别后的具体情形，或谈论共同关心的事。有时他要出门去访晤亲友，或购买物品，也就要我和他一同去。有一次，他要去访问他父亲的友人黄炎培先生，带了我一同上街。但到达黄老先生住处的大门前，费师说，事前他不曾约好带我一同来，同时黄老先生也不认识我，突然带了个陌生的人到他家中，不大合适。所以要我在大门附近等候，由他一人进去访晤，等他出来时，再同我一起走。当时我感到费师对长者是很尊重和注意礼节的。
当时左舜生和李璜主编一个政论性质的杂志（刊名似为《国讯》），曾发表费巩教授的论文，因而曾与费巩教授通信。在知道费将到重庆时，邀约他同他们晤谈。费应邀去访左、李时，带了我一同去。到他们住处附近的朝天门后，费师手中拿着写有左、李住址的纸条，对着门牌，逐家寻找。找到以后，费师与左舜生互通姓名，说些寒暄的话。不久，又来了一个人，经左舜生介绍，才知道是李璜，也一起谈了一会儿。他们曾谈到马寅初能对当时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提出率直而尖锐的批评和指责，受到很多关心国事的人的敬重，因而受到政府的迫害。在谈论这一类话题时，他们对政府不满的态度是相似的。我只是在费师的身边坐着听听，没有插话。当时的左舜生和李璜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
有一次费师告诉我，蒋介石的重要亲信、当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邀请费师到他家吃一餐饭。费师平素同陈立夫并无交往，并且对他很是不满。费师想不到陈立夫会请他吃饭，也猜测不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曾对我说，他准备着，如果请吃饭时出现意见的重大分歧，他将在席上和陈立夫争吵一场，当面闹翻了也不在乎。但后来费师告诉我，陈立夫对他很有礼貌，并未提及各种意见分歧，因此未曾发生争吵。像陈立夫这样长期在官场中生活的人，不会轻易把心中的实话流露出来，我想这是不足为奇的。但这次陈立夫为何出于费巩教授意料之外，邀约费与他会面并一同吃饭，我一直搞不清楚。
费巩教授到达重庆之后，当时在重庆的一些著名文化界人士联名签署了拥护毛泽东关于建立联合政府主张的《文化界对时局进言》。由郭沫若执笔的这个声明，笔锋直刺国民党当局及其专制政治，费巩教授也签了名，1945年2月22日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这表明费巩教授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费巩教授曾把他在这文件上签名的事告诉我。他向我说到这件事时情绪振奋，觉得这样做是很应该的。
费巩教授定于1945年3月5日凌晨4时左右到重庆千厮门码头乘轮船赴北培，将应邀在复旦大学讲学1年。他的寓所离千厮门码头较远，这季节早晨4时以前天还是黑的，雇挑夫把他随身携带的箱子和铺盖搬运到轮船码头很不方便，容易耽误上船时间，因此他决定头天下午就把行李寄放到千厮门码头附近他的一个鲍姓同乡的囤船仓库中，以便次日凌晨上船。铺盖既已运出，4日晚就须另找栖身之处，最好离千厮门码头近些。我便同住在林森路的一位郭姓同乡商洽，他答应给我准备两个临时铺位，供我与费师借宿。
3月4日下午，我陪同费师把他的铺盖和箱子寄存后，就从江边拾级而上，看到路旁一家灯笼店正出售用纸和竹丝制成的不用时可以折叠得很扁的灯笼，就顺便买了一盏。店中备有在灯笼上写字用的毛笔和颜料，费师就要我在刚买的灯笼上写一个“费”字。在灯笼上写所有者的姓，是民间的习惯。岂料，日后加罪于我的别有用心者竟宣称这盏灯笼是我与杀害费巩教授的同谋者进行联络的信号和关键性的罪证。
当晚，费师到早巳约好的友人处吃饭，我则在借宿的地方等他。晚饭后不久他就回来了。因次晨要早起，我们稍休息一下即就寝。因为此地到千厮门码头还有一段路程，如果上船较迟，就有可能找不到坐位，所以夜里两点多钟我们便起床，草率地吃了点早点就动身了。大马路上有路灯，行走并无困难。离开大马路转入通向江边码头的石级道路时，路上光线较暗，费师就要我从手提包中取出那盏灯笼，点亮蜡烛，照着走路。到达码头时，通向轮船的门尚未开，约10余个旅客已在门外等候。费师说他就在这里等着，门一开可早些上船寻找座位。要我到二三十米外的囤船仓库中把寄放的行李搬来。我到了囤船上，叫醒了正在熟睡的鲍姓管理员，等他穿了衣服，一同到仓库中取出行李。但我一人搬这两样东西，力气不够，就立刻到岸上叫了一位挑夫，把费师的铺盖和箱子运到轮船上去。我沿着船边走，大声喊：“费先生!费先生!”但无回音。这时船上乘客已多，人声嘈杂，寻人不易。我就借了一条凳子，立在凳子上大喊：“费先生!费先生！”仍听不到回答的声音。换个地方也是如此，始终见不到费巩教授的踪影。等到轮船即将开行时，我只得回到码头上。眼见这艘轮船在晨曦中溯嘉陵江渐渐远去，我怅然若失。我不知道发生了怎样的事，也不知道怎样做才好。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想：我找不到费师，费师也同样找不到我，他会不会上岸找我去了?我就在附近岸上仔细寻找，仍无踪影。
我没有办法，只得把费师的行李仍寄放到鲍管理员的仓库中，一人回到借宿的同乡处，刚巧还有其他的同乡同学在场。我很焦急地把在千厮门码头找不到费师的情形对他们说了，他们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只好向好的方面设想来宽慰我。如强调乘客拥挤，船上杂乱，不易找到费师，等等，等到下午轮船到达北碚后，可以给复旦大学校长室打个电话询问费师是否到达。我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好试着这样办。这天傍晚，我由同乡同学们陪同去打电话。电话打通了，对方的回答是，从重庆来的轮船已经到达北碚，费巩教授也到了。这样，我就放心了。接着我赶快托一位即将去复旦大学读书的李姓同乡同学，把费师的铺盖和箱子带去。这位同学到达北碚后，在复旦大学多方打听费巩教授，但找不到。我接到他的来信后就更加着急，即通过复旦大学校长章益先生（字友三），调查3月5日傍晚有人答复费巩教授已经到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调查结果是：在电话中回答的职员，当时一点也没有想到会有什么意外发生，只认为既然这班轮船上别的乘客已经到达，费巩教授当然也不例外。
这时我得知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正在重庆，遂立刻就去晋谒竺校长，报告费巩教授失踪的经过。竺校长听了我的报告后，很快就判断费巩教授是被政府逮捕了，并表示要赶快设法营救。竺校长还告诉我，他在遵义时，曾接到上级的指示，要他设法监视费巩。他发出一个公文作为答复，认为费巩教授只是在有些问题上有他自己的见解，并没有什么需要加以监视的事情。
竺可桢校长除了自己四处奔波、尽力设法营救费巩教授外，还用他自己的名义写了介绍信，要我去向重庆卫戍总司令王缵绪查询。凭着竺可桢校长的介绍信，我去找王缵绪3次，但得不到什么结果。当我第三次去时，他要我以后不要再去找他，而直接去找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以后我才知道，这稽查处实际上是军统局的下属机构，只服从军统局指挥）。过了一些日子，王缵绪曾向记者发表谈话，主要意思说费巩教授是由政府逮捕，将由政府处理，希社会上不要惊扰。这件事，在报纸上曾经登载。但王缵绪不久又在报纸上否认了上述谈话。出尔反尔，很不正常。
竺校长曾用电话和监察院秘书长程沧波联系，要我去同程沧波面谈一次。我接竺校长的嘱咐去了。程沧波是费巩教授早年的同学，对费巩教授突然下落不明一事，也很关心。我还拜访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左舜生和李璜，希望他们协助查询和营救费巩教授。他们表示关心，愿加以协助。
在费巩教授失踪以后，我一边教课，一边从学校所在地小龙坎赶到重庆市内多方查询和营救。过分的疲劳和内心的焦急，使我心力交瘁。有一天早晨想要去打开房门时，不觉跌倒在地。幸好过了不久又能行动。但这一跌却使左脚大脚趾的关节部位因突然过度的折屈而受伤，过了一两个月疼痛才逐渐减轻。直到现在左脚大脚趾的关节部位还有不正常的凸起。
当我为查询和营救费师而四处奔波时，有些同乡和同学却在担心我的安全。他们提醒我应想到自己的安全问题，但我心系失踪的恩师，哪有心思考虑自己的安危!
为营救费巩，我四处奔走，不料却被军统组织逮捕，承受着粗暴的疲劳审讯和野蛮的酷刑逼供，含冤承认他们的指控，从而被判处死刑。
根据重庆卫戍总司令王缵绪的指点，我先后3次到位于重庆市内石灰市（路名）的稽查处去查询，每次都由稽查处第二科科长宋廷钧出面和我谈话。3月29日下午，我第三次去稽查处时突然被扣押。过了约10来天，我才被允许写一张字条请一位同乡同学把日常用品送到指定地点，经检查后才转交给我。
我被押解到稽查处卫兵队里面很小的拘留室中囚禁起来。约七八平方米的室内，已关着六七个人。大家白天只得倚墙而坐，晚上挤着躺下。门上挂着一把粗大的铁锁，真如笼中鸟一般。
当晚，我从拘留室被押解到重庆稽查处的一个办公室，由稽查处第二科科长宋廷钧和特地来到此处的重庆市警察局侦缉大队大队长李连福两人审讯（以后我知道，侦辑大队和稽查处同属军统管辖）。开始我还以为是为了弄清问题的审讯，便以冷静的态度，清楚地回答他们的问话。没过多久，李连福突然把桌上的一杯热茶直泼到我的脸上，以显示他的权威和强横。这一明目张胆的欺凌和侮辱，使我猛省到这不是为了弄清问题的平常意义上的审讯。我强制自己抑下满腔怒火，继续以更加冷静的态度，依照事实回答他们的问话。除此以外，我没有别的办法。问话越多，越暴露出他们审问的意图是寻求凭据或借口，以便把我当作谋害费师的凶犯，或者是凶犯的帮手。从这天晚上开始，我经受着夜以继日的审讯，次数已难记清，我懂得了什么是“疲劳审讯”，而这又是怎样残酷地折磨着人的身心。
被捕后的10多天中，审讯我的人主要是前面提及的李连福和宋廷钧。他们也根据我的回答，进行过一些实地调查。如曾向千厮门码头附近囤船仓库的鲍管理员调查，向为费师料理家务的苏州同乡调查，也曾押解我到那家灯笼店，向店老板详细了解费师带我购买灯笼的经过，等等。各项调查都证实我所说的都是事实。但他们要把我作为谋害费师的凶犯的意图，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4月9日，我戴了手铐，被移解到重庆市区来龙巷的重庆侦缉大队。在一个房间中，李连福、宋廷钧等八九个人已围坐在一张长桌边等着审讯我。审讯中发问最多的是李连福，提的问题比以前更为强横无理，其中有一些显然是很卑鄙的。我深感不但我，而且费师和有关同学的人格都受到侮辱，我再也忍受不住，竟用铐着手铐的双手猛击桌面，并对李连福加以痛斥。接着，他们露出更为狰狞的面目，开始了酷刑逼供，由李连福指挥。他们脱去我的衣服，把我的头仰着，强按在一个大木盆中，用大木瓢舀水接连不断地向我的鼻孔猛泼。我不可能长时间屏住气不呼吸，每呼吸一次，就有不少水从鼻孔吸进，如此泼完两大木桶的水，很快又挑来两大木桶，继续向我的鼻孔中猛泼，其时正值清明前后，冰冷的水令人难以忍受。他们有时还穿插着拳打脚踢。
在受酷刑时，深受痛苦的不仅仅是我的身体，我精神上所受的折磨，不在身体上的苦痛之下。我头脑中残存的以为现政府也许能使中国好起来的希望破灭了，对国家和个人前途的原已受到伤损的信心崩塌了。我只觉得天昏地暗，眼前一片漆黑。
我想到自己被捕后受到牵连的10余个同乡同学。我怎能忍心让受我牵连的这些同乡同学也冒着受酷刑的威胁?在当时的情形下，我感到只有我一人独自承担所谓的“罪责”，才能使他们避免遭受进一步的摧残。于是我就含冤招认：费巩教授是我在3月5日清晨推到千厮门码头旁的江中淹死的。审讯的人达到目的后就停止了用刑，并要我写一份书面的供词。我写的主要内容是：1945年3月5日晨，我与费巩教授一起走经千厮门码头从岸边通向轮船的小浮桥时，费巩教授说我在离开浙江大学后，没有认真读书，对我严加责备。我写供词时，恐这原因不够重大，又加上凭空想出的一句话：怕费师揭露我的隐恶。并说我因早一晚没有睡好，精神比较浮躁，不服费师对我的责备，两人争吵起来，越争越厉害，我一时生气，未曾仔细考虑，就把费师从两囤船相界的空隙中推落江里淹死。
这份供辞有3处完全不合情理：（1）我与费师到达千厮门码头时，小浮桥进口处的门还关着，已有10余人在门外等候。等到开船时间渐近，打开进口处的门可以走经小浮桥上船时，旅客己越来越多。当着众多旅客的面，岂能把一个大人推落水中致死?（2）小浮桥并不长，桥下江水只二三尺深，怎能把人淹死?（3）在忙乱的上船过程中，费师哪有闲情逸致责备我读书不用功?即便责备也不会引起杀师之心，要知道我已经当了3年的中学教师。这3年中，费师写给我的信仅被搜去的即有18封，其中从无指责之处。由于有3处不合情理，以后如有机会推翻这份供词并不费力，但我正处在秘密囚禁中，无法把受酷刑逼供等情形告诉外界的师友和同乡。
重庆稽查处第二科和重庆侦缉大队那些审讯者，对我的供词并未表示任何不满，也没有向我提出任何疑问。他们正在为破了一件大案而感到高兴。按常理，破了大案的人不乏升官受赏的机会。他们便把我那荒谬的供词向他们实际上的长官呈递上去。后来我才知道，这份供词一直呈递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的手中。
酷刑逼供以后，我被囚禁在重庆侦缉大队看守所中坐以待毙。过了约10天，我被押解到重庆郊区磁器口附近中美合作所的一个房间中，李连福、宋廷钧以及重庆侦缉大队一个姓何的中队长等在场。我被当面宣告死刑，但可以书写遗嘱，他们答应代为转交给我要交的人。那时我没有成家，无妻儿之累，也没有什么身后需要料理的重要事情。但既可让我写一张遗嘱，我就随手写了一张。写的内容很简单，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近来用的一张棉毯是从一朱姓同乡处借的，希望通知他把这棉毯拿回去。当时我脑中闪过两个念头：其一是，此后再不需要对我施行酷刑；其二是我曾目睹被拘捕的那10余个同乡同学，可望不再受到牵连了。这两个念头都有助于我保持沉默的态度。
遗嘱写好后，并未立即执行死刑。我当然弄不清个中的缘由，只好静等着执行枪决的那一天。
就在死神向我一步步逼近时，戴笠亲自提审了我，又授意美国心理学家舒莱勃用测谎机对我进行严格的审讯，经过两年半种种非人的折磨，奇迹出现了，我竟被宣布无罪释放。
4月22日清晨，随着锁匙和大铁锁的碰触声，囚室沉重的木栅门忽然打开了。看守人员把我叫了出去，有人立即把我押向看守所的大门口。我还来不及猜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已走到停在大门口的一辆轿车旁边。我被安排在后排座位的中间，左右是握着手枪的便衣人员。车窗紧闭着，但没有拉上窗幔。汽车向我熟识的沙坪坝方向驶去。在路经我任教学校所在的小龙坎时，我留心那条通向学校的小路，但没有看见什么认识的人。过了一段时间就进入有武装哨兵站岗、警卫森严的地区，从其地理位置、严加警戒的状况等来判断，这显然就是尔后我在书刊上多次看到过的位于磁器口与歌乐山之间的中美合作所了。我被押到一间房子里，李连福、宋廷钧等人已在房外站立，过了一会，我忽然听到有人压低嗓音轻轻说道：“来了。”我看到外面站着的人，个个神情紧张，有的还把衣襟拉直，检查一下颈项上的风纪扣是否扣好。
这时，一个人进了大门，一直向我在的房间走来。此人中等身材，穿着深灰色中山装，肤色徽黑而红润，表情沉稳，后来我知道这就是戴笠。戴笠没有向等候的人们打招呼或寒暄，只看了他们一眼，并示意他们离开。他进屋后在一张三斗桌后面坐定，指着桌子前面的一把椅子叫我坐下，房间里不再有别的人。在作了审讯开始时一般的问答之后，戴笠提到我的供词，问是不是我把费巩教授推到江中淹死的?我回答：“是的。”戴笠凝视着我，沉思了一会，摇摇头说他不相信，并要我据实相告。
我受到他的下属的残酷迫害，深刻地体验到他们这套机构的残忍和野蛮。我深恐他诱我翻供，接下来是更加凶狠的酷刑逼供，我那些被拘留的同乡同学，难免再次受到严重摧残。处在任人宰割的地步，有死无生，何必再遭受更加悲惨的虐待?所以我仍回答是我把费巩教授推到江中淹死的。戴笠仍不相信，要我不要有什么顾虑，希望我据实直说。前后共有五六次之多，但我岂敢轻信他。
戴笠无奈，又问我：“你在老家有些什么人?”我回答：“有祖母、父亲、母亲和弟妹。”他说：“你想想看，你的祖母和父母在你高中毕业后，把你送到大学读书，对你抱着多大的希望?他们已六七年没有见到你了，多么想念你。如果一旦接到消息，你冤屈自认害死老师，在重庆被枪毙了，家中的3位老人会多么伤心?”这正是我多日来故意回避的问题，却被戴笠特地提出来。我听着，不觉流下泪来。戴笠接着又说：“你认识军需署署长陈良吗?”我说：“认识，他是我父亲的同班同学。”戴笠说：“陈良署长有电话打给我，托我留意你的案件。如果你有什么不敢说的话，不要有顾虑，可以照实告诉我。”
这时我明显意识到，外界有人正设法营救我。我原陷入束手无策的绝望境地，而现在我想可能会有推翻供词的一线希望，我可能不至于含冤而死，更重要的是有助于调查费师失踪的真相。我心中窃喜，明确回答：“那份供词，是李连福等人用酷刑逼供，冤枉写成，全非事实。”戴笠听了这句答话后，就不再问，要我随同他到另一个地方去，我随他去的是装有测谎机的房间。由美国心理专家舒莱勃用测谎机对我进行审问，戴笠则在一旁静观。为保证准确性，我们历时两个小时的问答都很简略。过了两三天，舒莱勃再次对我进行细致的审问。
此后，我被单独关进一间房子里，受到更为严格的监管。据《竺可桢日记》（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载：第二次审问后，舒莱勃曾由沈醉陪同，到我近几年生活过的地方进行实地调查，并在遵义同竺作了两次长谈。1945年5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舒莱勃询香曾及邵全声二人事极详，据云香曾迄今无下落，惟一线索为邵全声。”大约两个月以后，我又接受第三次测谎试验。是年8月，我曾向重庆稽查处副处长张达询问审讯结果，他说；“从测谎机检测的结果看，你所答的话都是真实的。”
使我迷惑不解的是：军统中层人员李连福等人既已用酷刑逼取他们所需要的供词，如果以假充真，宜布对我执行死刑，藉以了却此案，向其上级交差，排除社会舆论的怀疑，岂不简单方便?为什么戴笠要亲自复审，再三劝说我推翻已写成书面材料的供词，甚至还请美国人用测谎机对我进行详细审问，派亲信沈醉陪同美国人到近几年我生活过的地方进行深入的实地调查?后来我想到，只有从戴笠本身的得失来弄清他这样做的原因。
其一，蒋介石手下有两大特务系统，即军统和中统，两者既有共同为蒋介石政权效劳的一面，又有着互相竞争、互相矛盾的一面。谋害费巩教授究竟是军统干的，还是中统所为?在掌握确凿的证据以前，两者的可能性都不能排除。但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这件案子是中统干的话，军统岂愿诬害无辜，主动替中统隐匿罪行，使中统安然无事，暗中甚至会受到奖赏；万一诬陷无辜的真相大白（由于《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的揭发，竺可桢校长与费巩教授的胞兄费福焘先生等人公开表示绝不相信这项诬陷，正尽力营救被诬陷者），军统将代人受过，成为众矢之的，戴笠不会做这样的傻事。他至少也需要让自己知道真相，再考虑下一步怎么办。
其二，我在浙大曾参加打倒孔祥熙的爱国学生运动，被勒令退学转到西南联大时，又被列入可能逮捕的黑名单，这就难免引起猜疑：我是否参加了什么政治组织，是否有什么秘密身分（在用测谎机对我审问时，这是详加追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戴笠容易想到，对我严加审问和追查，也许会获取线索或突破口，顺藤摸瓜，揭露出一个隐藏着的组织。对这样的人，严加追查总比草率地杀掉更符合他们特务工作的需要。
自我被捕以后，竺可桢校长等人即开始全力营救，即便知道是蒋介石下令逮捕我的也未停顿。竺校长经过力争，还两次到监狱探望，嘱咐我保重身体，同时又将营救的情况尽快通报给我的父亲。其间，我被迫忍受恶劣的生活环境，在与世隔绝的孤独状态下艰难地消磨时光。经竺校长不懈的努力和请求，我于1947年春被转移到重庆地方法院审理。此后境况大有好转，既可与外界通信，又可接受亲友的看望，法院因我的案情已清楚也不再审问。8月中旬的一天，法院工作人员把我带到一位检察官（后来知道他的名字叫宋世怀）的住所，宋世怀给我看了竺可桢校长签名盖章营救我出狱的正式文书，并简单地说：“你今天可以离开看守所了，再隔几天到这里领取即将办理的有关文件。”在经历了长达两年半的折磨以后，突然听到就此释放，不由得令人感慨万千。几天后，我领到重庆地方法院检察官签署的《不起诉处分书》。其主要内容是：两年半以来历经侦查审问，未发现任何犯罪事实，没有向法庭提出起诉的依据，所以决定不予起诉。也就是确认无罪，应予释放。
半个世纪过去了，费巩失踪案仍未了结，我们只能从种种蛛丝马迹中揣测这个案件的具体经过。
我经以竺可桢校长为主的长辈竭力营救，虽已脱险，但谋害费巩教授的凶犯尚未查出，所有关心此案的人都抱憾殊深。
我被捕后到移送法院前的两年中，几乎与外界隔绝，无法知道当时社会上曾有过的关于费师的消息。此后，也仅在《竺可桢日记》中读到一些关于费师下落的报道或传闻，虽都未能证实，但我觉得有令人思索之处。例如，1946年2月14日记载：“四点半晤羽仪太太（笔者注：浙大心理学教授黄翼字羽仪），余索香曾之妹王守竞夫人（费令仪）函一阅，其中有云友人曾在渝亲见香曾，谓尚优待云云。”4月 17日记载：“余至牛角沱66号晤费盛伯（笔者注：费巩胞兄费福煮字盛伯）。
据云近得汪旭初的报告，谓香曾被捉系三民主义青年团主使，而中央调查统计局将其致死。去年四五月间，机器厂职员柳昌学得居觉生之女婿徐乐陶与钱学榘二人之报告，谓系中统局所为，且人无下落。柳即打电报与昆明费福焘，因此徐乐陶被监禁两个月之久，以其岳父之营救得免，钱以周至柔营救得免。而香曾不见前某公又曾请客 （《竺可桢日记》编者原注：“疑指陈立夫，费巩教授失踪前不久，陈确曾宴请他。”），则蛛丝马迹，不无可疑矣。”在《竺可桢日记》中记载着的有关费巩教授下落的消息或传闻不少，未闻其他提供消息或传闻的人曾受迫害，只有这一则消息的提供者徐乐陶因此而被监禁两个月之久，钱学榘则以周至柔的营救得免。周至柔是国民党政府的空军总司令，若非有较重要的案情，何必麻烦地位这样高的官员来营救?关于别的消息或传闻，在查无着落以后，竺可桢校长在日记中曾写着“似皆捕风捉影之谈”。但对以上消息，竺可桢校长在日记中写着的是：“则蛛丝马迹，不无可疑矣。”
竺校长在1945年3月16日的日记中对失踪的具体情形加以分析后写道：“囤船与岸有短浮桥，但水深不过二三尺，不能溺人，故除为特务机关所捕外无其他可能。”对费巩教授是否可能在千厮门码头溺水而亡，沈醉曾参加实地调查，他在《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幕》一文称：在到千厮门码头调查以后，又到长江下游唐家沱一处专门打捞尸体的地方去调查，“甚至还把最近所捞到的无人认领的尸体10多具一起挖出来对证一下”，结果是“没有一具可以勉强联系得上是费巩，才失望而归”（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这使竺校长说的“故除为特务机关所捕外尤其他可能”显得更为有力。
关于费巩的下落，还有一事应当记述。1945年7月，重庆稽查处副处长张达在审问我时拿出一封信，写信人自称是浙江大学学生，信中叙述他最近在川东巫山附近遇到身着和尚服装的费巩教授，费巩嘱他不要声张，就走开了。我阅信后，断然指出信中所言之事子虚乌有。费一向心胸开朗，意志坚强，绝不会遁入空门。此信出在对我的审讯无结果、政府和军统的压力陡增的时候，显系真正的凶手扰乱视听之举。后来，沈醉等人遍寻巫山附近的寺庙，查找费巩未果，即是明证。此后，关于费师下落的传闻迭出，但都无事实佐证，这在《竺可桢日记》中均有详细的记载。
直接经手谋害费巩教授的凶犯是什么人?至今尚未闻有正式的定论。我只能说一下自己的推测。由于逮捕囚禁并用酷刑逼供、诬陷我的重庆稽查处和侦缉大队是军统的下属机构，以后把我送去复审的地方又是中美合作所，由此我以为谋害费巩教授的可能是军统。约在1950年冬季（可能是11月中旬）上海《文汇报》编辑出版了《中美合作所罪行特辑》，内有一篇文章说费巩先生是被投入中美合作所的镪水池中化尸灭迹的，我看了不觉泪下。我曾把这一消息告诉费师在上海工作的女儿，请她就近查询。她回信说：她只查到那篇文章的作者此时已去云南，但不知其地址，无法再查核下去。
经过长期辛勤调查后写成的《费巩传》于1981年面世，其中有一段引起我的注意，就是原国民党中统黔北督导区主任鲍沧曾经交代：
“费巩被逮捕前，早于1943年，就由军统特务组织遵义工作组负责人钱济霖（已亡）会同国民党遵义县党部书记长潘宜英（已亡）秘密召开了预谋逮捕和暗杀费巩教授的特种会议。我当时是秘密参加这个预谋会议的。其时间是1943年上半年，地点是在遵义县党部。秘密参加开会的有钱济霖、潘宜英、屠剑秋（已亡）、应高岗（已亡）和我。会上首先由钱济霖提议要秘密逮捕费巩教授，并由军统方面进行暗杀。当时潘宜英和我都同意军统方面这一提议，通过了这一预谋由军统方面执行逮捕和暗杀的决议案。”后来因为费巩教授“是较有声望的教授，军统方面唯恐轻举妄动地捕杀费巩要引起全国舆论的谴责，所以迟迟未予执行，只是由军统方面和中统方面都分别派特务严密监视费巩在校内外的活动而已。”可见，在逮捕和谋害费巩教授这件事上，军统和中统早在1943年就有合作，并在一起开会讨论过。在这段交代中，说的是当地的有关人员自己开会讨论和通过决议案，并未说及奉到中央一级指名谋害的具体命令及执行中的具体事项。这是写交代时的行文省略?还是实际情形正是如此?如果在符合国民党当局镇压异己的方针政策下，地方上或部门的权要可自己讨论，通过决议案，并布置实行的话，那么在发觉祸闯大了，就尽力灭口灭迹；或者在清查过程中，其上级虽有觉察，甚或查出此案经过情形，但为了减轻当局受国内外严厉谴责的窘状，代部下隐瞒，那么50多年来，虽经多方尽力调查，谋害费巩教授的凶犯仍未归案落网，就并不奇怪了。
1947年3月16日浙江大学《求是周报》出版《费巩教授怀念特刊》，其中一篇《怀念费巩》的文章中写道：“像这样正直、热情、而又十分平凡无奇的一个真正的学者，竟逃不了罪恶的黑手。他对我们是如此亲切，但他受尽了多少痛苦，我们却不知道。虽然如此，他的崇高的性格，已经启示了多少年轻人的心灵，也就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记忆里，不是任何暴力所能磨灭的。”诚哉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