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本书中介绍的“国际特工”，并非指的是国际上那些职业间谍或神秘的冒险家，而是20世纪上半期，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了战略利益派遣到世界各地的情报人员。因这些情报人员大多以共产国际的情报组织为掩护，所以称做国际特工。可以说这个情报组织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当时苏联两个最大的情报机构“克格勃”和“格柏乌”。 “克格勃”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其前身是“肃反委员会”，也称“ 契卡”，成立于1917年12月20日，由波兰籍共产党员捷尔任斯基出任首任首脑。1954年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部(即克格勃)沿用了肃反委员会的标志，标志上有盾牌和剑的图形，盾象征着捍卫革命，而剑则象征与敌斗争。1923年，苏联建立之后，“肃反委员会”被赋予了联盟机关的地位，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缩写为OTTY)，其规模更大，还拥有自己的“法律委员会”，用以迅速判决反革命分子、间谍和恐怖分子。以前的肃反委员会是在非常时期作为保卫革命的必要手段而临时组建的机构，与其不同的是，之后成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及其后继者，在苏联国家体系中一直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 苏维埃俄国自成立之始就已开始采取一系列步骤，以实现其在国外的大规模“输出革命”的计划。当肃反委员会还在为保卫布尔什维克政权免受国内现实的和臆想的敌人的侵害而努力的时候，国外的苏维埃间谍机构的活动主旨已经是为了输出革命了。当时在国外的大部分行动不是肃反委员会组织的，而是由控制在布尔什维克人手中的共产国际组织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NkkH)称自己为“世界革命的大本营”。 1920年12月20日，在肃反委员会成立三周年之际，捷尔任斯基作出了建立“国外处”的决定，这可以说是契卡工作的一大转变。 1921年，特里利瑟尔主持了国外处的工作。大约就在此时，共产国际创建了一个秘密国际联络处(OMC)。联络处给国外处以很大帮助，吸收了一些外国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进行秘密情报工作，因为这些人更愿意对来自共产国际的救援呼吁作出反应，而不愿同苏维埃情报机构直接打交道。30年代的许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属下最优秀的外国间谍，都一直以为他们是在为共产国际效力。国际联络处还为建立“先遣组织”打下了基础，这些组织以后成了苏联情报机构实施“积极行动”的重要工具。先遣组织都是用国际联络处的钱建立的，在这方面最卓越的组织家应属德共副主席维利·明岑贝格——“我们所有战友的保护神”(他的“生活伴侣”巴贝尔· 格罗斯这样亲昵地称他)。 1921年苏联国内饥荒时期，明岑贝格建立了“国际工人救助基金会”，总部设在柏林。该基金会很快就成了共产国际思想的主要宣传者。巴贝尔· 格罗斯讲道：“团结是一个神奇的词。先是团结饥饿中的俄国，然后是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当明岑贝格用‘慈善’替代了‘团结’一词后，便有许多知识分子为其所打动，自愿响应他的号召……当他兴奋地讲起‘无产阶级奉献和支援的神圣职责’的时候，他触动了热情的、忘我的、牺牲精神的音弦。哪里有信念，哪里就有这种精神的体现。”每一个“与俄国人民团结”的体现都促进了出资者与工农苏维埃国家之间那种密不可分的情感联系，而后者一直是共产国际所竭力宣传建立的理想化的形式。 在国际联络处的工作人员和国外处的同行之间，总是不时出现一些工作上的摩擦。但在这两个秘密机构的最高层中，由于国外处头目米哈伊尔·特里利瑟尔和国际联络处头目约瑟夫·阿罗诺维奇·皮亚特尼茨基——此人在 1921年该处建立后至30年代中期遭镇压之前一直主持该处工作——之间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常常使这种分歧得以缓和、化解。和特里利瑟尔一样，皮亚特尼茨基也是犹太人，还不到二十岁便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在“一战”前，他的主要工作是帮助革命者和一些携带革命书籍的人非法穿越国境。在与国际联络处的关系中，国外处总是扮演着兄长的角色，和作为国际联络处领导成员的特里利瑟尔不同的是，皮亚特尼茨基官方上同国外处并无任何联系。 共产国际联络处的秘密活动受到政治保卫总局的严格控制，而军事问题则逐渐转由苏联军事情报机构(当时是总参四部，后来是情报总局)来处理。为了对国际联络处的秘密行动加强控制，政治保卫总局扩大了自己在这个组织里的间谍数量。同时国际联络处也采取了旨在提高联络安全系统可靠性的措施。1925年，皮亚特尼茨基在国际联络处的第一副手阿尔布拉莫夫，在莫斯科附近的城市梅季希创建了一个秘密学校，培训一些共产国际的电报员，用以同国际联络处进行密码联系。 到了后来，由于战争的需要，共产国际联络处的秘密活动越来越多地和 “格柏乌”挂上了钩，很快共产国际这块招牌成了“格柏乌”的保护伞。事实证明“格柏乌”这样做是很巧妙的，一旦自己的间谍出事，可以推到共产国际的身上，而与苏联无关。如“牛兰夫妇案”、“佐尔格案”、“大连放火团案”、“中西功案”都是如此，使苏联摆脱了不利于自己的尴尬局面。 格柏乌(GRU)，是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的简称，其历史发展线索至目前而言仍显得十分混乱。究其原因倒不光在于GRU本身曾经几度沉浮，更主要的是自它诞生以来——就像一位格柏乌的叛逃者所写的那样——格柏乌就一直是“苏联所有情报机构中最机密的一个”。 整个“二战”期间，格柏乌在全世界建立了几个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情报网，主要有：欧洲的特雷帕尔情报网、“红色乐队”情报网、“拉多” 情报网；亚洲地区的佐尔格情报网、梅杰姆情报网；美国的阿姆托格公司等。 特雷帕尔情报网在法国、比利时、丹麦、荷兰和德国开展活动。这个情报网准确地提供了德军即将入侵苏联的情报，但是当时斯大林并没有相信。在整个战争中，特雷帕尔情报网提供了大量关于德国、意大利的政治、军事方面的动态、数据和政策等情报，对战争的进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红色乐队”情报网主要在德国活动，有一百来个成员，两个德国人是他们的头脑。这个情报组织的很多成员渗透到了德军的高级职位，为苏军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包括德军的军事部署、武器装备等等。 “拉多”情报网设在中立国瑞士。“拉多”能够回答苏联关于具体的德国军事单位、德军将领和希特勒总部的询问，以及其他许多在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大部分情况下，这些情报在德国相关机构获悉后不出24小时，就能出现在莫斯科情报总部负责人的案头。 1929年底，佐尔格和他的两名苏联同事一起被派到中国的第一大城市上海，这里是他间谍生涯的第一站。从此以后，佐尔格在远东从事了很多年情报工作，其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使得苏军在战略上步步主动，为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并对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有的历史学家甚至评价说：是佐尔格拯救了莫斯科，拯救了苏联。 当佐尔格撤离中国以后，格柏乌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回有关中国的确切情报。直到1937年苏军情报员梅杰姆出现在中国上海，才改变了这一被动局面。同佐尔格一样，梅杰姆为保卫苏联也建立了卓越功勋，他及时提供了日本关东军暂不发动进攻的情报，使斯大林能放心大胆地抽调远东的精锐之师支援欧洲战场。由于种种原因，梅杰姆至今仍被人遗忘。其实苏军情报部门和共产国际情报部门也非常关心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毕竟他们的宿敌日本占据着中国的半壁江山，可以随时对苏联发动进攻。所以必须牵制日本人，于是在他们的指挥下，杨奠坤的满洲第二情报组、赵国文的大连放火团四处出击…… 整个?二战”期间，红色国际特工所创的业绩是彪炳青史，无愧于心的。他们隐姓埋名，抛妻舍子，甚至连自己的国籍都失掉了，忍受着种种误解，以顽强的毅力创造了惊人的业绩。 尽管共产国际和它的后台“克格勃”、“格柏乌”发动秘密战的目的始终是为了苏联的国家利益，但那些卓越的情报战士的所作所为，却是为了自己心目中崇高的理想。特别是当祖国遭到入侵的时候，他们会抗命出击，拯救自己的祖国。有什么比哺育他们成长的祖国更能令人牵挂呢?当他们抛头洒血的那一刻，他们的心是自豪的，因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拯救灾难深重的祖国”。 这是一段尘封的历史，一段难忘的经历。作为后人，有必要了解先辈们所做的一切。 通过这次简短的会面，佐尔格对这位中国的独裁者得出如下印象：缺乏政治头脑，没有远见，典型的军人作风，不善于治理国家。热衷于兼并战争，对外国人一直妥协。对日本、德国抱有好感，敌视苏联。 就在佐尔格回到上海的时候，他所盼望的苏军情报特使已从莫斯科取道另一条路线来到了上海。这是位资深的情报专家。佐尔格风趣地称他为“老师”。“老师”帮他熟悉情况，介绍与必要的人取得联系，并负责与海参崴、伯力进行无线电联络。P1-4 “老师”神秘莫测，从不公开露面。他身材不高，皮肤黝黑，黑头发、瘦脸庞，活泼好动，从不悲观，从不惊慌失措，但有时也会变得严肃镇静，凭着他的第七感官敏锐地预判出可能发生的危险，并巧妙地逢凶化吉。为了在最初阶段“帮带”这位年轻人，协助他开展工作，情报局专门派了这位“ 老师”来到中国。在短短的时间里，“老师”对这个精明强干的学生的表现非常满意。一个月后，“老师”准备返回莫斯科，临行前，在秘密联络地点握着佐尔格的手说：“我将如实向‘老头子’汇报，你完全能胜任这项工作。再见，要格外谨慎……” 从此，理查德·佐尔格便独立开展工作。 就在“老师”离开上海的第二天，报务员马克斯·克劳森来到了上海。佐尔格不认识此人，在莫斯科也未曾见过，但“老师”已把克劳森的情况详尽地介绍给佐尔格：克劳森是汉堡的一个海员。一次大战时当过兵，干过铁匠，当过技师……又在德国商船上当过报务员。克劳森多次参加罢工，组建海员工会。后来，年轻的克劳森向往新生的苏维埃国家，便毅然投入了帮助苏联恢复重建的工作中。不久，他参加了苏军情报组织。1927年被派往中国东北工作。由于1929年末东北军与苏联远东部队因中东铁路线的归属问题而爆发了武装冲突，克劳森奉命潜伏在东北，及时弄清事件的原委，向中央作了汇报。这便是克劳森来迟的原因。 佐尔格虽然知道了克劳森来到上海的消息，但是等了一星期才跟这个助手接头，为的是检查克劳森是否从东北带来“尾巴”。 为便于工作，佐尔格指示克劳森做些买卖。马克斯·克劳森便办起了一个带车库的修理所，主要修理各种电器。 终于，在一家名叫“凯赛”的外国小酒馆中，克劳森见到了佐尔格。 当佐尔格走过来的时候，克劳森忙从桌旁站起，向他伸出一只皮肤粗糙而强劲有力的大手。站在佐尔格面前的是一位肩膀宽大、健壮结实、面目粗犷的新朋友。他虽然年仅30岁，但已开始发胖。P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