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李维汉谈罗亦农牺牲前后 [复制链接]

１９２８年上半年罗亦农在上海，我也在上海。有人说我那时是秘书长，但究竟是秘书长还是组织部长我自己也搞不清了。我那时住在静安寺附近，他也住在静安寺附近。当时有两个外省代表来中央接头。就在他被捕的头一天晚上，我到他住的地方去。我说明天有两个地方的代表要接头，一是山东代表，在新路机关接头；还有一个不记得是什么省的代表，在哈同花园南边南成都路的机关接头。这两个地方你看那儿方便，你就去那儿。新闸路机关在一条大弄堂里，是新式洋房，看机关的是何家兴、贺稚华夫妇，带着一个小孩住在那里，外地同志到那儿去可以接头，也可以看文件。他说我到新闸路去，我和何家兴夫妇都熟。我说好吧，那我就到南成都路去。第二天晚上，我又到他那里汇报南成都路接头的情况，但他没有回来。
　　那时我们的特科和巡捕房有关系，通过内线一了解，他被捕了。他的被捕主要是贺稚华出卖的。贺稚华夫妇原来在瞿秋白那儿住机关，瞿秋白住在楼上，他们住在楼下，伪装成二房东，晚上两人总是吵得很厉害，这样就把他们调到新闸路看机关了。新闸路机关弄堂外面就有巡捕，后来查清楚，贺稚华早就和巡捕房联系，预先作了布置，当时听说贺稚华出卖罗亦农的代价是３０００元美金，和送他们出国。罗亦农去后，贺稚华就以打开水为名，叫她丈夫何家兴报告了巡捕，巡捕就打电话给巡捕房，说罗亦农来了。何家兴回来后就躲了起来，贺稚华在楼上。后来来了两个懂德文的巡捕，贺稚华在德国住过，懂德文，就用德文和他们打招呼说话。巡捕当场捕走了罗亦农和山东省委书记吴××。贺稚华、何家兴没有被捕走，抽屉中党的文件也没有被抄走。后来特科的同志到他们那儿去，贺稚华说，来的巡捕懂德文，我骗他们说，我们是搞翻译的，那些材料是我们的译稿，用来卖钱的，德国人不懂中文，我就这样把他们敷衍过去了，所以没有被捕。其实，当时我们已经通过内线知道是她告的密，但装作不知道。
　　以后，我和小平同志作出决定，要把他们干掉。在秘书处楼上我和特科同志接了头，作了布置。为了使贺稚华、何家兴相信我们对他们没有怀疑，我派人告诉他们，新闸路不能住了，要他们先搬个地方，搬到南京路去暂住。南京路上有许多大铺子，有的底下两个大铺面中间还有个小号子，楼梯上去，上面是相通的，有几个后门。我们就给他们找了这么个地方，一个小楼梯上去，上面是个客栈。我约他们在那儿见面。去之前特科作了布置，在楼上派了人，街上也派了人，万一有事，可以掩护我从后面跑掉。我到那儿，他们已经住下了，住的地方很阔气，有个大客厅。见面后我说了些应付的话，说你们受惊了，还是要躲一下，另外找个房子住，要他们在搬家后把地址告诉某某同志，还给了他们一些钱。因为我是亲自去的，他们就相信组织上没有怀疑他们，所以搬家后就把地址通知了某某同志，而这个人就是特科的人。
　　罗亦农被捕后，我们曾布置在上海到南京的火车上抢救，但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不久罗亦农就牺牲了。
　　罗亦农牺牲后，特科派人去惩治叛徒。当场把何家兴打死，贺稚华受了伤。国民党特务把她转移到医院中去治疗。我们布置人准备在医院把她打死，但特务在医院中防范得很严，没有办法下手。
　　“文化大革命”初，“造反派”怀疑罗亦农的牺牲是我设的圈套，是我的一个阴谋，要我交代，把过程都讲了，以后没有再追问过。但他们进行了调查，后来告诉我贺稚华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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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早期卓越的领导人罗亦农在大革命失败后，因叛徒出卖被杨虎杀害于上海龙华。罗亦农被害始末在中共党史上并非悬案，在罗亦农被捕次日，中共就了解了事件真相。但叛徒的姓名却写法不同，造成视听上的混乱。在有关当年中共中央特科的文字材料中，以及有关陈赓、邓小平的传记中，都讲述了罗亦农之死与清理叛徒一事。但有关叛徒的姓名却从未统一过。
  郑超麟的《回忆录》及《怀旧集》中均有此事的回忆，对于出卖者，郑氏这样写：“周恩来曾来公寓看我们，我从他得知亦农是被霍家新夫妇出卖的。这一对四川人本住在被破获的机关楼下。贺子华原是朱德的爱人，曾跟朱德去德国读书，漂亮，聪明，能说几句德国话。朱德和她分手后，她经过莫斯科回国，爱了从法国来的霍家新。”《回忆录》是郑超麟在一九四五年所写，离罗亦农遇害不过十七年，但其中的记述也稍有不确之处。六十年代写科普读物《十万个为什么》出名的叶永烈后来去写通俗猎奇“纪实”作品，从江青写起，后来写了本《红色的起点》，他也谈到过这段历史。叶永烈说，“这一男一女都是四川人，男的叫贺家兴，女的叫何芝华，曾是朱德的妻子。”在另一些谈及这段历史的书中，更多地是说“何家兴、贺芝华夫妇”，其中也包括一些谈及邓小平在一九二八年的作品。其中也有提到女人名叫“郝稚华”的。那么这一对叛徒夫妻的姓名究竟是什么呢？

应该是：霍家新与贺治华。搞出其它的写法应该是由于南方口音导致，郑超麟是福建人，两个当事人都是四川人，当时在上海工作的中共人物也均以四川、湖南、江浙一带居多，“霍”、“贺”、“何”容易在口语中混淆，“新”、“兴”也易混。但检索当年的一些书面记载，就很容易厘清了。苏共中央档案馆的档案（全宗号530，目录号2，卷宗号1）里记载了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中共旅莫支部的一次会议记录，会议决定西欧同志的去留问题，其中留在东方大学读书的人中，第一人便是霍家新，第十五人是贺治华。另外，来自上海的档案，一九二七年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的名单：邓颖超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蔡畅、杨之华、李文宜、贺治华、周秀珠任妇委委员。朱德的女儿朱敏有一本怀念父亲的书《我的父亲朱德》（朱敏即朱德与贺治华之女），书中朱敏写道：“……这之前，爹爹和母亲贺治华刚刚相识，母亲也将随同到德国留学。”郑超麟曾经回忆，就在罗亦农遇难前不久，罗亦农曾请上海的很多共产党领导人吃饭，其中就有贺治华，瞿秋白当时的夫人杨之华问了贺的姓名后曾对贺说：我们俩的名字是一样的。但郑超麟还是写作“贺子华”，原因是福建人对平卷舌不分之故。贺治华，原名贺稚华、贺稚璠。
  贺治华与朱德为什么分手？这是人家的私事，但郑超麟与朱德并不熟悉，所述均为旁听所得，难免有误（这里毫无责备郑先生之意，他在著述中表现了极难得的认真态度，对于非亲身所见之事，都要特意标出，日后发现错误则坚持以加注方式补充）。从朱敏的叙述来看，是贺治华另恋别欢。查朱德一九二五年于德国写给李季、陈启修的一封充满牢骚而又信念坚定的信件，可知朱德那时候一直准备与贺治华一起赴莫斯科进修，以便“终身为党服务，做军事运动”，朱德希望可以与贺治华一起租房子住。朱德是个忠厚老实的人，虽然一生也结过五次婚（萧菊芳、陈玉贞、贺治华、伍若兰、康克清），但他毕竟比当时其它共产党人年长约十五岁，缺乏当时年轻共产党人对于婚姻的革命彻底性。而且每次婚姻，几乎都是老夫少妻的状态（与发妻萧菊芳结婚时，萧十八岁，朱德已二十六岁；与终生伴侣康结婚时，康克清十七岁，而朱德已四十三岁），朱德移情别恋的可能性很低。朱德在莫斯科郊外学习军事共只有七个月，一九二六年四月朱德即回国，而朱德与贺治华共同的女儿朱敏在书中说“……1927年夏天，她（贺治华之母）让我姨妈从成都万里迢迢赶到苏联边境，从我母亲手中接过不到一岁正在患病的我”、“小时候听外婆告诉我，1926年4月我在莫斯科出生的时候，爹爹这年正好40岁。”这两句话是相互矛盾的，但后一句应该是正确的。由此可以推知，朱德回国之际，正是贺治华分娩之时，而朱德回国后贺治华才与霍家新另恋，这在当时中共内部是极正常的事情，与作风问题没有丝毫关系，在莫斯科的女共产党员，无论婚否几乎全要另找爱人的。霍家新（即所谓何家兴）也是自西欧（法国）前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读书的革命青年，而且年纪远较朱德年轻。多种记述中都称贺治华生得很漂亮，所以当朱德离开莫斯科准备回国从事军事斗争时，就应该知道他与贺治华的道路走到尽头了。朱敏在书中恨贺治华抛弃了爹爹、没有给自己母爱，虽然是人之常理，却没有更多地理解贺治华当时的环境。
  贺治华后来如何？这却是个迷。一九二八年当罗亦农因霍家新、何治华出卖在龙华就义后，中共中央特科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由顾顺章率人执行，在法租界内的一间公寓里，惩治叛徒。霍家新当场被击毙，而贺治华因躲在床上，虽然中了枪弹但并未死去（据说被打瞎了眼睛），有一种传说是因为她经此一难已彻底灰心丧气，中共特科就不再找她的麻烦，她回了四川老家。但从朱敏的叙述来看，似乎贺治华并未回到成都。但朱敏说，在她十四岁时，从外婆嘴里“第一次知道母亲离开人世的消息”。
  中共历史上各阶段都出了许多叛徒，但有两件叛变的事情尤其不可原谅，一是任卓宣的叛变，另一就是霍家新、贺治华的叛变。关于任卓宣，这里暂且不说，而霍、贺二人的叛变只因国民党的悬赏。历史上很多叛徒都是因为无法承受牢狱之灾（比如盛岳）或其它压力（比如张国焘），迫不得已而为之，还有一些是因个人恩怨，比如男女情仇、夺妻之恨，但霍、贺只因一万大洋的赏金，企图以这笔钱去法国生活。这是真正的道德问题。但随之而来的疑问是，这两个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革命干部为什么在革命工作中仍抱有小资追求呢？而且如此执着？这个问题出离了这篇读书笔记的内容，以后再说。

由此可见，地下工作叛徒危害最大，“挺进报事件”也是叛徒惹的祸，尽管党的地下组织严格的组织纪律，不能横向发展关系，但实际中很难遵守和执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