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 瀚
事变结束被迫出国
西安事变结束后，蒋介石被迫修改了政治政策，容纳了政治上最大的反对派——共产党，对其他政治力量的压迫也有所放松，但对其内部持不同意见者的压制与迫害却丝毫没有减少。张学良表面上被恢复了“公权”，实际却继续被关押。
对待杨虎城，蒋介石表面上宽厚，1937年3月间，蒋通过一些人带话给杨虎城，说他病好了，腰也不怎么痛了，愿与杨见面，期望杨能主动去看他，而不提是他要见杨。这个话，最初由宋子文通过人传给杨虎城，没有引起杨的注意。后来顾祝同又告诉了杨同样的话，杨才觉得这就是“命令”。
经过联系，3月29日下午，杨虎城、于学忠等由宋子文、吴铁城陪同，抵达杭州，当日下午晋谒蒋介石。晚上，蒋宴请杨、于等。见面时杨首先问蒋：“委员长身体好些了吧？”蒋答：“腰痛渐渐地好了，不要紧”，又说，“我对身体上的折磨，向来很能忍耐，吃一点苦，不算什么”。接着又说：“我向来对人宽大，不记旧怨，你们全知道的，不必多说，但对部下，过于信任，以致发生这次事故，使各方面受到损失，我身为长官，自觉不足为训。”说到这里，骤然改变语气，对着杨指桑骂槐地说：“张汉卿常对我说，有他老子，他跟着他老子走，没有他老子了，他跟我走，劝我搞法西斯组织，一直说服从领袖，现在他竟如此，你说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又说：“他打不过共产党，就向共产党投降，若是打不过日本时，还不是向日本投降吗？他的部队正在前线牺牲，他和王以哲竟秘密到陕北与敌人议和了，怎么对得起长官，怎么对得起部下！”愈说声音愈高，大发脾气，嘴里说张显然是对杨的。这时候宋美龄一再上楼拿苹果给在座的人们吃，并且不断地把梨和苹果削好皮送到蒋口边打混，蒋的语调渐渐缓和下去，接着说：“张汉卿这样一个人，虎城竟是跟着他一路走，仔细想想，能对得起谁！幸亏还没有荒谬到底，假如后来不肯回头，还能有今天吗？”
在蒋介石讲话过程中，杨的态度是：目光下视，默不作声。蒋说完后，杨简单地说了几句话，最后说：“委员长的话，我记住了。”蒋介石讲了两个多小时的话，结束了这次会面。
第二天，蒋介石邀杨去谈话，时间很短杨就出来了。蒋和杨谈话，主要有两个意思，第一，蒋问杨在事变解决后，中央对他的部属安置，有不恰当的没有？要他提出意见，可以改正。杨没有提什么意见，因为他知道提出来对人对事全没有益处，甚至起相反的作用，还不如不提。第二，蒋问杨经过这次事变，继续任职，情感上是否觉着有不方便处。杨还没有答言的时候，蒋就抢着又说：“在事变中各级人员（指蒋手下的人）对你是有不满情绪的，这是一时转变不过来的，你继续任职，在情感上有些不便，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出国费可由公家负担，启程的时期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等语。
蒋介石嘴上说“可以从容准备”，实际上却不断地催逼杨虎城尽早成行，并于4月30日公开免去杨的军政职务，提出让杨出洋考察军事。
在逼杨虎城出国的同时，蒋介石也准备了用暗杀来对付杨虎城。就在杨虎城到杭州见蒋介石的前几天，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中统），找到在江苏镇江任职的褚龙吟（其父亲褚小毖在杨虎城坚守西安时，因暗通刘镇华、主张投降而被杨枪毙）。褚龙吟后来回忆说：
陈立夫进来和我握手，佣人退出后，他问我对监察院的工作感不感兴趣？又问我月薪多少？我一一答复后，他装出很惋惜的样子说：“屈才！屈才！如果在我这里，不会让你小就的。”讲完这一套后，他亲自动手，扣上门锁，靠近我坐下，低声说：“这一次张、杨拥兵叛变，劫持统帅，人人都欲得而甘心。可是委座豁达大度，对张学良仅判十年徒刑，还要呈请国府特赦。对于杨虎城毫不惩处，让他逍遥法外。我今天作个持平之论，张学良对于党国起码有功有罪，如统一东北、统一华北、解散扩大会议，都不无微劳。杨虎城完全是委座提拔起来的，竟然犯上作乱，实在罪不可赦。许多忠党爱国之士都激于义愤，要求杀他。我不能不俯顺舆情，又不能不善体委座德意，所以特地把你找来，和你商议。只要你肯承认杨虎城是你杀的，事实上不一定要你动手，我绝对保障你的生命安全。为了遮人耳目，顶多让你坐上五个月牢，由中央提请国府特赦，我个人出资，供你出洋留学。到哪一国去，你自行决定，回国以后的职位，我完全负责。至于具体行动，你和季元朴商量。”当我表示这件事我不能干以后，他马上声色俱厉地问我：“你的杀父之仇，打算报不？”“当然要报。”我答复。“那么这样天造地设的好机会，你为什么不干？”“不，杨虎城不是我的主要仇人。”我说。“难道杨虎城没有杀害令尊？”他问。“杨虎城仅负了个名，其实杀害家父的是刘治洲。”我答。“那么，你为什么在三中全会上控告杨虎城？”他追问。“我控告杨虎城的事实，陈先生没有看见吗？上边何曾提到家父一个字？”我平静地答复。“晓得咯，这是你的聪明处，可是我查得明明白白，杀害令尊的人的确是杨虎城，现在报仇与否，听你自行决定。”我说：“这件事先不要谈，杨虎城劫持统帅犯上作乱，尽可以用军法、刑法，名正言顺地判处死刑，何必假手于我，用子报父仇的名义杀他？如果五年以前，或者还说得下去，现在他揭橥的是抗日救国的招牌，我偏要在这个当儿杀掉他，请问我自居于何等地位？君子爱人以德，这样扶持杨虎城成名的事，我不能干，就是陈先生你也应该审慎一下。”
此后，特务们还不甘心，他们又找到杨虎城入陕时曾下令枪毙的地方武装首领甄士仁的女儿甄芝彦，要她也借报父仇对杨虎城进行谋害。适逢陕西旅沪进步学生彭毓泰在潼关与甄芝彦相遇，听说此事，晓以大义，甄芝彦也拒绝了特务们的策动。由于褚、甄二人深明大义，也由于在当时如谋害杨虎城，会对蒋介石正在上升的政治威望造成损害，引起新的政治风波，得不偿失，所以谋害计划当时没有实施。
在南京当局的一再催促下，杨虎城于1937年5月27日上午乘飞机离开西安前往上海，准备出国。
6月初，蒋介石来电，召杨到庐山见面。6月4日，宋子文、宋美龄陪同杨虎城、邓宝珊，由沪飞浔再转车登庐山。6月5日蒋介石在庐山接见杨虎城、邓宝珊，并留便餐，邵力子作陪。6月6日，蒋介石在庐山再次召见杨虎城。在会见中，蒋介石问杨虎城：“到了国外，如果有人问到‘事件’，你打算如何解释呢？”杨这时明白了蒋召他上庐山的用意，迟疑了一下回答道：“顶好不提这事。”蒋听了连连点头：“好！好！这事今后就不要说了。”
1937年6月29日，杨虎城偕夫人谢葆真、次子拯中、秘书一行共六人，搭乘美轮“胡佛总统号”，由沪出国考察。
抗战爆发不断请缨
杨虎城出国考察的第一站是美国。“胡佛总统号”航行在浩瀚的太平洋上，7月8日晚饭后，杨虎城从旅伴口中得到了七七事变的消息，十分震惊：“这么说抗战爆发了？”他让秘书立即给宋子文发报，询问情况。出国前，蒋介石将宋子文确定为他与杨虎城之间的联系人。宋交给杨一本专用密码，以便联系。
7月10日、11日，杨虎城陆续收到宋子文从上海发来的两封电报。第一封说：“卢沟桥战事已停，目前不致扩大，如有变化，当续告。”第二封又说：“卢沟桥战事停而复作，敌并由关外调来大队，我方已准备作战。”
杨虎城即刻复电宋子文：“两电均悉。日寇进迫，国将不国，噩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一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乞转陈委座。”
7月14日下午，杨虎城到达美国旧金山。刚住下就接到领事馆转来的宋子文的电报。电报大意是：依目前情势，请稍缓返国。
杨虎城对宋子文的复电很失望，以为宋没有把他的要求表达清楚。7月16日，杨直接致电国民政府，请求准予中止军事考察，返国抗敌。
7月22日，杨虎城接到宋子文来电。宋仍请杨暂留美国或先赴欧洲参观，俟中日宣战，再由中央电召回国。
7月23日，杨虎城接到蒋介石来电。蒋要杨虎城继续在国外考察。杨只好继续进行欧美的行程，同时也积极谋划如何突破蒋介石的阻挠回国。
7月28日下午，杨虎城仅偕秘书亢心栽一人飞离旧金山，经芝加哥赴美国首都华盛顿。他对亢心栽说：“现在国内抗日战事吃紧，我呆在国外每天游玩应酬，实在乏味。宋子文来电要我先到欧洲，我考虑一下，这样也好。我想同你前去欧洲，然后由那里设法回国，明天下午就动身。”他们在华盛顿杨只作了昼夜的停留，游览了市容。30日抵达纽约。
1937年8月9日，杨虎城乘坐的轮船驶进英国南部的萨木敦港。两天后，8月11日上午，杨虎城离开伦敦，下午5时乘火车抵达巴黎。到巴黎不久，他就通过中共旅法支部与原苏联联系，但不见答复。8月21日杨虎城派亢心栽向原苏联驻法大使馆提出入境申请，原苏联使馆称，此事须向莫斯科请示，一周后可答复。事前，杨也将这一打算告知中国驻法大使馆，并得到了允许。
8月28日上午，杨虎城偕秘书亢心栽及连仲玉，由巴黎乘火车赴德国。在德期间，杨两次派人到苏联使馆去打听签证情况，结果都是莫斯科还没有指示。
为了回国，杨虎城在赴德前，曾派杨明轩、胡希仲代表他去莫斯科，找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向中共代表团反映他 “计划走苏联经蒙古进入陕北解放区”的打算，希望疏通他去苏联的问题。
9月21日，杨虎城接到杨明轩由柏林来函，称本周三可赴莫斯科。杨明轩和胡希仲到莫斯科后，找到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而且见到了当时代表团的负责人王明和康生，将杨虎城的打算及书信都转交给了他们。
10月2日，杨虎城在英国接到日内瓦转来的宋子文来电说：“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如何?盼复。”
杨虎城认为宋在电报中转达的是蒋介石同意他回国的信息，于是开始安排回国的事情。
10月6日，杨虎城夫人谢葆真、次子杨拯中及参谋樊雨农等由美抵达伦敦与杨会合。
同日，杨虎城收到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致驻法大使顾维钧的电报。电报说：“关于中苏关系，谣传繁多。杨将军此时赴苏考察，不合时宜，请劝他推迟苏京之行。”这封电报彻底否定了杨虎城去苏联假道回国的计划。
当时，杨虎城身边的一些人从安全角度出发，认为杨当时不宜立即回国。也有一些人则希望随杨虎城一同回国。杨虎城本人决意马上启程。他说：“我们发动双十二事变是为了抗日，现在国内全面抗战已起，如我仍逍遥海外，实无颜面对中国人民。至于我回国之后，不管蒋介石怎样对待我，我决不追悔，只要问心无愧，对得起国人，死何足惜！”
一个诱捕的阴谋
宋子文为什么会让杨虎城“自动返国”呢？是什么促使蒋介石改变拒绝杨要求回国，长期放逐海外的初衷呢？
上个世纪80年代，台湾出版的《民国人物小传》在《杨虎城》一文中，透露出蒋介石诱捕杨虎城的秘密：“二十七年八月，军统局长戴笠获悉杨与共党勾结，疑返陕发动政变阴谋后，经周密计划，于是年囚之于南昌，后解往长沙、益阳监禁。”作者将责任推给了戴笠，不提蒋介石。当时杨虎城虽然被革掉军政职务，但还是国家二级上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根本不是戴笠就能决定关押的。而“与共党勾结，疑返陕”倒是关键。在欧洲，杨虎城曾派人代表他去莫斯科找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打算通过苏联回国。此事相当机密，蒋又如何得知呢？
曾任宋子文秘书、杨虎城高级参议的郭增恺1963年说，他在抗战期间从蒋的近臣们口中得知，原来是原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将杨虎城准备通过苏联回国的这一秘密打算通报给了蒋介石。向蒋介石通报其反对派的情况在原苏联并不是第一次，冯玉祥写给斯大林的一些信件，也曾被斯大林送给了蒋。
蒋介石根据斯大林的通报，改变了原先不让杨虎城回国的政策，设计了一个诱捕杨虎城的计划。计划的第一步是由宋子文发电，以引诱和试探的口气让杨“自动返国”；第二步是当杨虎城响应宋的“自动返国”的号召后，由宋亲自到香港去见杨，并转交蒋介石要在南昌接见杨的电报；第三步则是当杨虎城按照蒋命赴南昌后即由戴笠组织拘押。事情后来的发展完全遵照了这个计划。
1937年11月26日凌晨，杨虎城一行乘坐的轮船抵达香港。一个穿黄军服的人上船，说是代表军委会来欢迎的。这个人实际是军统局的少将特派员。
11月27日，宋子文专程到香港来见杨虎城。宋子文十分热情，不但问候欢迎，还搬到杨下榻的半岛酒店住，与杨彻夜畅谈。事后，有人问杨的夫人谢葆真：“那宋子文又谈了些什么呢？”谢葆真说：“蒋介石来电嘱你杨伯‘到南昌相见’，我看宋子文这个人，充满矛盾，忙忙乱乱倒很热情，但不知道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11月28日，蒋介石来电给杨虎城说“派戴笠迎接，到南昌相见”。这封电报，不是直接发给杨的，也是宋子文转交的。同日，杨虎城接到戴笠从长沙来电，约先至长沙后再赴赣见蒋。很快，宋子文安排了杨虎城去南昌的行程。杨虎城原定部下王根僧（江西人）跟他一起去南昌，可临到11月30日出发时，宋子文只给了一张机票，后经一再要求，宋才又给了一张机票（可能宋动了一点恻隐之心吧）。
宋子文专门来香港见杨虎城，按往常做法还应陪杨虎城一起去见蒋介石（西安事变后杨见蒋都是宋陪杨去的）。这次他不但不陪还安排杨孤身前往，明显是参与了蒋介石的诱捕阴谋，至于宋知情多少则是另一回事。
1937年11月30日下午，杨虎城乘坐的飞机由香港飞抵长沙。杨先住进六国饭店。王根僧按照戴笠交代的地址去联系戴笠，戴笠根本不在，仅留下一张便条让杨去武昌找他。无奈，当晚杨虎城又乘粤汉火车从长沙赴武昌。
12月1日午后，杨虎城乘火车抵达武昌车站。戴笠率武汉行营及湖北省政府百余人员在车站“迎接”。随后，杨虎城偕王根僧去拜访在武汉的于右任，这时已有大批特务跟随。当于右任要留杨虎城这位老友吃碗家乡面条时，却被特务以谎言制止，杨只好告别老友回到住地。
12月2日，杨虎城由戴笠陪同乘飞机去南昌。在机场戴笠以飞机小为由，只让杨虎城一人上飞机。后经王根僧再三要求，戴才将他的人换下，同意王上机。据沈醉后来说：“当杨启程返国消息传来，蒋立刻电召军统首脑戴笠去南昌，当面指示办法。戴笠回到武汉，马上命令军统特务队长李家杰，在特务队中挑选了便衣警卫二十余名，经戴笠一一亲自点名传见后，由李家杰率领先往南昌布置。同时蒋介石还加派宪兵一连，共同负责担任押解和看守杨的工作，以免发生意外。”
杨虎城一到南昌就被这些便衣警卫和宪兵完全管制起来，失去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和行动自由。蒋介石诱捕杨虎城的阴谋得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