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筱 秋
我的母亲李开芬，年幼时就参加了革命，被称为“红小鬼”。红军长征时，是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的一名战士。当年，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使得西路军损兵折将，几近覆没。母亲受伤被俘，后又机智地逃离虎口，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回到了革命队伍的怀抱，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
母亲在上世纪80年代，曾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后来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从第一线退下来，基本结束了紧张战斗和劳碌工作的生活。她曾多次向我讲起西路军征战的往事，我也听别人说起过这位英雄的妈妈；根据回忆和一些资料，我将母亲陷落虎口的那段悲壮经历整理如下。
李开芬出身于四川达县蒲家乡的一个封建没落的家庭。她从小就是封建家庭的叛逆。1931年，不满14周岁的她，就在当地参加了革命活动，并加入了团组织。1933年春，又在家乡参加了红军，和同志们一起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这年冬天，“左”倾机会主义扩大化之风刮到了红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16岁的“红小鬼”，竟然也成了“肃反”对象。
当时，李开芬面临着可能被自己人误解和冤杀的危险，对她的打击和震撼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她并没有退缩，也没有绝望，更没有后悔。既然认准了走革命的路，就得坚决走下去，绝不回头。行军，打仗，救护，筹粮，长征爬雪山、过草地……一直到1936年秋，长征到甘南，才给她彻底平反。这时，她才仅有19岁。青少年的天真、活泼过早地从她身上消失了，而复杂的斗争经历，却使她在政治上逐渐成熟起来。
1936年深秋，李开芬被调到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由于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危害，西路军广大指战员虽然经历半年多的浴血奋战，最后还是失败了。1937年4月初，从敌人重重包围圈中突围出来的妇先团的十几个人和十来名男战士，在王团长的带领下，仍然在数万敌人的封锁中辗转周旋。他们靠着太阳和星星辨别方向，在荒山雪岭中，顽强地向着东方摸去。在连续20多天的行军作战中，他们的草鞋，跑掉了、磨烂了；单衣单裤，被枯枝利岩石剐成了破布条；手脚冻肿了，紫黑的血水凝结在伤口上……一个个饥寒交迫，衣衫褴褛，有的战士走着走着，就一头扎到雪窝里睡着了；有的战士摔倒了，有的甚至失足摔下了深崖；最后连战马都走不动了。女战士们已经到了筋疲力尽、寸步难行的地步。
傍晚时分，他们在荒山脚下发现了三孔没门、没窗户的破窑洞。王团长决定休息一下再走。顿时，二十几个人就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睡着了。李开芬陪着王团长安排好哨兵，拴好马，才挤到窑洞里边，将冻得浑身哆嗦的15岁的小战士吴秀珍抱在自己的怀里。李开芬摸摸自己在腰间已没有子弹的小手枪，拍着吴秀珍轻轻地说了句“睡吧，放心睡吧……”话还没有说完，她自己却要睡着了。就在此刻，忽然发现敌人来了，李开芬正要抓起枪，却被谁在肩上狠狠地推了一把。只见朦胧的月光下，几把明晃晃的刺刀已抵住了她的胸膛，睡在外面的同志已被敌人押了起来。李开芬只好推醒了吴秀珍，整了整衣服，在弯腰站起来的一瞬间，趁机把小手枪塞到身下的浮土里藏了起来。就这样，李开芬和王团长、特派员曾广澜以及她的七八岁的小女儿等二十几个人，全被马步青的士兵抓了起来。
李开芬和100多女红军一起被关押在凉州马步青的一个临时设置的监狱———旧式的院子里。高高的围墙，双重大门，森严的警卫。马步青妄图用恐吓和“感化”的方法来征服红军女战士，然后再“赏赐”给他的军官们当“太太”。“慰问”、训话、发衣服、组织“参观”、“游览”、看电影……为此敌人挖空心思，耍弄了一个又一个的花招。然而，李开芬和特派员曾广澜、沈秀英、王子俊、何福祥等同志秘密串联在一起，结成了新的战斗集体。他们就此分散到群众中去给大家讲革命故事、唱革命歌曲，鼓舞大家的斗争勇气。敌人如果是组织“参观”，他们就鼓动大家装病；敌人让给其部队缝袜底，他们就怠工或故意缝得歪七扭八的无法穿用。此时，李开芬还代表全体女红军偷偷给党中央写信，坚决要求重回红军部队、重返抗日前线。
当年8月的一天上午，来了一大队敌人，将她们100多人全部押到了马步青的军部大院。马步青宣布第一批获“自由”的名单。“难道敌人真的要放我们？”事情来得太突然，又无法碰头商量，李开芬只好警惕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开始念名字了，整个队伍肃静极了，一个、两个、三个……每念完一个红军战士的名字，就有一个同时被念到的敌军军官站到了女战士的身旁。“同志们，拼啊！”随着一声炸雷似的怒吼，李开芬猛地跳了出来，振臂高喊道：“快把姐妹们抢回来呀！跟敌人拼啊！”顿时，大家立刻都惊醒了———这原来是敌人的毒计呀！大院乱成一团，100多个女红军一边喊着：要杀就杀，要毙就毙，宁死不能受侮辱！一边又咬又打，又踢又撞地和凶残的敌人扭打在一起。经过十几分钟的搏斗，终于，寡不敌众，有30多个姐妹，被眼睁睁地抢走了。
敌人不甘心失败。一再当众宣布：“谁要是不听话，谁要是逃跑，就抽了谁的脚筋，就将谁分给士兵们‘共妻’，然后再吊死、喂狼狗。”敌人还改变了策略，采取拉拢、分化、零敲碎打与强硬手段相结合的办法，将女红军们三个一批、两个一拨地“分”了出去。一次，敌军官对李开芬说：“马军长知道你知书达理，让你给他当秘书。”李开芬高昂着头，毫无畏惧地回答道：“要杀要砍随你便，要我当秘书、当‘老婆’———休想！”
随后李开芬就被安置到凉州城外的一所民房里，和沈秀英等三人住在一起。当夜，正在熟睡中，一阵突然的砸门声将她们惊醒了，还没来得及下炕，门就被一脚踹了下来，三个手持马鞭、马棍的敌人闯了进来，连打带踢地将另外两人赶了出去。他们不由分说，举起马棍、马鞭就打李开芬。李开芬赤手空拳地和三个如狼似虎的敌人拼搏起来。一个敌人的马棍被打断了，他又解下武装带，残暴地劈头盖脑地挥动起来。马鞭、马棍、武装带像雨点一样地打着，抽着，一直把李开芬打得不省人事，一个敌人又踢了一脚，骂了句“看看是你厉害，还是老子的马鞭厉害”，这才扬长而去。沈秀英和另外几个同志赶紧跑了进来，小心地将李开芬抬到炕上。只见李开芬的背、胳膊、腿全被打烂了，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即使这样，李开芬也没有吭一声，她仍然咬紧牙关，狠骂道：“土匪，打吧，打死人也不屈服！”
被打伤的李开芬，每天只能一动不动地趴在炕上，吃饭、换药、梳洗……全靠姐妹们轮流照料。敌人以为李开芬被“打服了”，看她连动也不能动一下，也就暂时放松了对她的监视。她身子不能动，就通过沈秀英继续去做敌人的工作，终于争取了一个姓盛的传令兵。这个传令兵原是一个副官，后被降职，良知尚未泯灭，愿到红军队伍里参加抗日。为可靠起见，15岁的沈秀英还和传令兵结成了兄妹。经过十几天的准备，逃跑的各项工作全部就绪，李开芬的伤口虽然还没痊愈，但已能下炕走动了。李开芬决定：趁敌人麻痹之机，立即逃走。
9月的一个夜晚，李开芬和沈秀英和衣躺在一个炕上。一会儿，传令兵就要来接她们，她们也早将标志着没有异常情况的破脸盆放到屋外的窗台上。突然，沈秀英一把抓住了李开芬的手，打断了她的思路。李开芬屏息细细一听，原来是一只猫，从窗台蹿了过去，两人会意地出了一口长气，又耐下性子等起来。“嘭—嘭—嘭”，三下轻轻的敲窗声传到耳边。沈秀英看了看李开芬，一咬牙，点了点头，沈秀英就蹑手蹑脚地下了炕，悄然无声息地走出屋子。她们先是在一个当地老乡的带领下，悄悄从野地里绕过了凉州城，然后，不顾天黑路险，飞驰而去。
10月的一天上午，李开芬一行三人，跨上了兰州的黄河大桥。守桥的警察扣留了她们，将她们押到桥边的警察所里。“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李开芬平静地回答：“我们是红军。”“红军？”“对，我们是红军。现在我们要回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兰州办事处？”敌警察所长一边转动眼珠子一边装糊涂，“八路军在这儿没有什么办事处啊？”李开芬毫不迟疑地将“兰办”的门牌号码、负责人的姓名告诉他，并郑重地警告那个所长：“请你立即通知‘兰办’，说李开芬等三人回来了。如你故意刁难、阻挠，一切后果由你来负责！”看到他们如此了解情况，态度又是如此坚决，害怕承担“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责的警察所长只好答应先将李开芬等两人放过桥，将沈秀英留下做人质。李开芬一出门，就叫了一辆马车，直驶“兰办”。
当李开芬见到迎出来的党中央代表谢觉哉、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主任彭加仑、“兰办”秘书长朱良才、“兰办”工作人员王定国时，就像久别回归的孩子扑向自己的母亲一样，只说了一句：“我终于———回来了！”就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泣不成声了。
谢觉哉轻轻抚摸着伏在王定国大姐怀里痛哭的李开芬，慈爱地说：“一个女孩子，能从敌人虎口里出来，真是不容易啊！你不仅自己逃出来了，还带回来一个女红军，并争取了一个马步青的人参加了革命队伍，真是一个坚强的革命女战士啊！”第二天，路过“兰办”去莫斯科的贺子珍大姐听到此事后，特意来看李开芬，赞扬道：“年纪不大，能从敌人虎口里逃出来，真不简单！”不久，党组织就恢复了李开芬的党籍，并留她在“兰办”工作。沈秀英则被送到延安去学习、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