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笳（1940）
寒笳（1920-1955，1947年照）
寒笳，原名徐德明，又名徐冰若，四川江安县人，1920年出身在一个农村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被人称为“才子”，享誉乡里。寒笳从小勤学苦读，聪颖过人，少年负笈成都，考入著名学府成属联中即今石室中学。从高中起，他就酷爱文学，广读名著，并在学校创办壁报，宣传抗日救亡，抒发爱国情怀。
一、在成都参与创办《华西文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成都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1938年，左翼作家周文由沪回蓉，创办《文艺后防》，带动成都的抗战文艺报刊如雨后春笋。其中有两个在校中学生创办的大型文艺杂志特别引人注目：一是由石室中学学生陈道谟独立创办的《挥戈》文艺月刊；二是由协进中学学生蔡瑞武、赵光宜共同创办的《华西文艺》。前者创刊的时间较早，后者团结的文艺青年最多。寒笳就是参与《华西文艺》的创办者之一。
协进中学当时是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之下的著名进步学校，蔡瑞武、赵光宜都是该校中共地下党学生支部的成员，他们最初在校内与同支部的赵一鹤、黎邦琼共同创办了一种抗日救亡的文艺壁报，以后在救亡高潮中向外发展，广泛邀请各校经常在成都报刊发表文学作品的青年作者组成一个文学团体华西文艺社。它的基本成员除蔡瑞武（岳军、蔡月牧、蔡燕荞）、赵光宜（任耕）外，还有协进中学的段维庸（彝铭、葛珍）、余震（丹蓼、余昆）、陈茵（尘殷），成属联中的徐德明（寒笳）、王远夷、纪宏春（左琴岚）、吴才独（若嘉），成都县中的周志宁（白堤），树德中学的安裕英（安安、安琦、傅英、安旗），南薰中学的徐季华（许伽），以及成都航空学校的刘锡荣（杜谷、林流军、刘令门、刘令蒙）、中央军校成都分校的刘振声（波心、芦甸）。当时，他们都是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以后在抗战文艺运动和抗日民主运动中经受不同的锻炼和考验，其中不少人成长为诗人、作家、文艺评论家，在文艺战线、文化战线做出了不同的贡献，其中不少人在胡风冤案中受到株连和迫害，寒笳就是其中被迫害致死者之一。
1940年1月2日，华西文艺社在成都布后街志诚学校举行隆重的成立大会，到会的社员和来宾共50多人。大会由岳军主持，寒笳在会上报告筹备经过和出刊宗旨。会后他与岳军共同主持了创刊的编辑工作。1940年1月15日《华西文艺》创刊号出版，主要撰稿人有常任侠、荒草、王元、岳军、徐季华、白堤、杜谷、安安、庸禺、陈静波、石时、任耕、王远夷、寒笳等。寒笳发表了重要论文《确立抗战建国文艺理论》，主要阐明文艺必须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文艺必须为抗战呼号，必须为新中国呼号。当时他只是一个刚满19岁的中学生，但已经认识到文艺的历史任务，显示了胸怀祖国的高远境界。
《华西文艺》共出版了5期，在1940年10月15日出版的第5期上，寒笳发表了他现存唯一的保留完整的诗《祖国战斗的行列中》。这首诗分为三章共64行。在诗中，他旗帜鲜明、热情洋溢地讴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战斗在“北方”的“祖国的青年一代”，赞扬他们是 “负荷着人类光荣和智慧”，“飘扬起祖国底灿烂的旗帜”，“守望在严寒的峰峦”，“战斗在巍峨的古长城”的“洪大的长长的铁流”；同时他爱憎分明，严厉地抨击那些“封锁”青年进入“北方”的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斥之为“风沙”、“残雪”、“重雾”。他坚定地表示：“我将跨出剑门关”，进入“祖国的战斗行列中”，走进“北方年青而英勇的一群。”这充分表明了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向往，也反映了进步青年奔向延安的强烈愿望。
寒笳本质上是个诗人，因为他胸中有一腔汹涌的爱国热忱。他在进入高中以后即爱好写诗，特别推崇当时刚刚出版诗集《枷锁与自由》的诗人力扬。他曾与力扬有过长期的通信往来，常将诗稿寄给他请求指点。以后力扬在《文学月刊》上发表了长诗《射虎者及其家族》，寒笳赞赏不已，经常朗诵其中的精彩片断。但不知他为什么在他高中毕业以后，却报考了东北大学的经济系。
1949年秋，岳军离开成都考入乐山武汉大学，寒笳离开成都进入三台东北大学。核心云散，华西文艺社遂告解体。
二、在东北大学参与创建学习革命理论的读书会
寒笳在进入东大后，广泛阅读马恩著作，废寝忘食地钻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四年之内，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撰写了《一九一四年的太平洋》、《西汉农村经济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等论著，有的争论点在向郭沫若请教时，获得了郭老的好评。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始终以革命战士的姿态走入群众之中。他与胡鹏、高尔公、李江春等等同志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刘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发起组织读书会，建立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四组，在全校各院系秘密发展读书会员，组织学习党的文件（先后读过《论持久战》、《改造我们的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毛泽东著作）、领导学校公开的社团开展民主运动，团结广大师生进行抗日活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和投降阴谋。1941年皖南事变，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不少人退出了读书会，他与胡鹏等同志经过半年艰苦细致地工作，使读书会不仅恢复正常活动，而且使会员30多人扩大到100多人。寒笳再次进入读书会的核心组，除了负责部署全体会员的政治学习外，并到历史系担负扩建工作。以他为组长的历史组，成员由原来的3人迅速增加为12人，并以对外公开合法的名称“近代史研究社”，在群众中开展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不断扩大影响。
在这个时期，寒笳并未丢掉文艺战士的本色，他以学校的壁报为阵地，发表了《我的心呀在高原》等几十篇诗文，参与赵纪彬等人成立的抗敌文协川北分会组织的戏剧演出活动，积极宣传团结、抗日、民主、进步思想。他的诗《我的心呀在高原》，在全校的文艺晚会上朗诵时，获得了群众长时间的掌声。他还把它寄给《华西文艺》的战友、当时组建平原诗社的负责人杜谷。杜谷回忆说：寒笳“这首诗的题目虽然借用了英国诗人彭斯的一首乡土诗，但却赋予明显暗喻的色彩。他心在所在的高原，既不是苏格兰，也不是帕米尔，而正是挺立在黄土高原上的延安，他从更深层次再一次抒发了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地的向往。”
寒笳在东大毕业后，在成都作短暂的停留，有幸在红照壁街自己的住地参加了平原诗社的一次座谈会，他对重逢《华西文艺》的老战友和见到新结识的诗友，感到十分高兴，并以“拥抱现实”为题，从成都市诗歌界的状况出发，探讨了诗歌发展的方向，指出新诗歌必须拥抱现实，面向工农大众，为革命而歌唱。当时在场的同志认为，他的发言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和逻辑性，显示出扎实的理论功底，令人刮目相看。
三、在新闻战线抨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
早在1945年旧历除夕，住在江安县长江岸边小山村的寒笳，顾不上与家人团聚，就听从党的召唤，急急忙忙地顺流而下，奔向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重庆。在那里，经刘光同志的介绍到《商务日报》去当记者。他作为党的一名宣传员，积极撰写报道和经济论文，揭露国民党大官的贪污犯罪和反动的经济措施。同时，千方百计为我党搜集情报交给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的金秀堤转交刘光同志，刘多次表示满意。
1947年在通惠中学任教期间，寒笳又在中国民主同盟的机关报《民主报》发表了一些政治经济论文，揭露国民党炮制“中美商约”卖国的反动实质及其它阴谋。《民主报》被查封后，又为《国民公报》写社论，尖锐地又有一定技巧地抨击国民党的财政经济，以动摇国民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政策。特别是1947年四、五月份发表的文章，像尖刀一样直刺国民党反动派的心脏，对推动当时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起了明显的作用。
1948年秋，寒笳还与爱人王戍媛一起，为《国民公报》编辑“妇女与社会”周刊。他不但精心编发稿件，而且撰写政论、散文、杂文、纪实文学等形式的短小精干的文章，分析各历史时期女权运动的情况和实质，阐明当代妇女运动必须与整个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运动相结合的道理，宣扬国内外优秀妇女如肖红、居里夫人等的事迹，同时为国内广大受压迫、受侮辱的妇女鸣冤叫屈，以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由于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这时期寒笳的文章不如前一时期的尖锐泼辣、痛快淋漓，但仍不失其深刻的内涵，使“妇女与社会”的刊出长达半年之久，体现了革命进步的潮流，这批文章也得以保存下来。
建国后的寒笳，以空前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党的工作。他在中共江安县委的领导下，主持青年干部训练班，为全县培养了第一批革命干部，为当时清匪反霸、征粮征税、减租退押、巩固新生人民政权起了重要作用。接着他担任四川省立江安中学解放后的第一任校长、省立第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副校长，做了不少开创性的工作，为人民教育事业献出了全部力量。
可是，当1955年4月寒笳（当时的名字是徐冰若）被调到重庆市的中共四川省委党校经济教研室任研究员并以满腔热情投入工作不久， “反胡风”运动发生了，他就以莫须有的罪名，在8月15日成了地下的冤魂，他的亲人和一些至友也遭受株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寒笳的亲人一再申诉， 1981年3月14日，该校党委承认“当时对徐冰若同志的审查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恢复名誉。徐冰若同志之死，是因为被审查造成的。”但他们未向死者亲友说明寒笳自杀的直接原因和具体原因，他临终前说过些什么、做过些什么，遗体埋葬在哪里，他呕心沥血撰写、精心保存的诗文和论著到哪里去了等等。好在胡风冤案终于平反，真相早已大白，那些强加于寒笳的诬陷之词已成了历史垃圾，人们唯一的愿望是类似胡风冤案悲剧不要重演，寒笳也可以在九泉安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