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红岩春秋》2007年第5期川东奇杰萧中鼎
萧源锦
保安副司令成了地下党
1938年1月，我父亲萧中鼎由四川大学上校军训主任教官调任万县地区（四川第九区）保安副司令。因当时保安司令由专员闵永濂兼任，我父亲作为实际上的“一把手”管辖万县地区九个县的民团武装，人称“萧司令”。
父亲在川大当军训主任教官时，就阅读了车耀先主办的《大声周刊》以及《联共党史》，思想左倾，在学生中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主张，支持左派学生康乃尔的革命活动，采用友人蔡军识从延安带回的教材，大讲毛泽东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到万县就职后，他更是积极宣传抗日。他在给群众作报告时慷慨激昂，很是鼓舞群众，也引起了万县地下党组织的注意，地下党派曾任刘伯承秘书的刘孟伉以及李英才（又名李学民）帮助他，经两人介绍，并由来万县视察工作的省委书记罗世文批准，我父亲于1939年5月9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10天，四川省委决定整顿万县党组织，重建万县中心县委，党组织把安排会场和保密的任务交给了我父亲，父亲说：“把会场设在我家，保证绝对安全。”由于这次会议集中了万县地区党组织的所有负责人，加之罗世文也亲自到会，父亲深感责任重大，专门安排我母亲陈彦彬（20年代的共青团员）在院子里站岗放哨，并一再叮嘱不让“闲杂人员”进来。当时我6岁多，正读小学一年级，看到许多男人来我家，有穿长衫的，有穿中山服的，还有穿西服的，一个个都神态严肃，走进院子里的客厅。我十分好奇，从未见过家里来这么多不认识的人。满怀疑惑，悄悄地走到客厅窗户外，踮起脚跟对着窗子望，只见大家围着一张大桌子在议论着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突然一双大手从后面抓住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是神色严肃的母亲。将我抓到大门口，母亲厉声问道：“你在干什么？”我嗫嚅着：“我在看……客人，他们是什么人，来我们家干什么？”母亲严肃极了：“小孩不要管大人的事，快回屋去做作业！”长大后，我才知道那次来的穿西装戴眼镜的叔叔就是罗世文。
这次会议在我们家开了两天半，从此以后，保安司令部就成了中共万县地下党的一个秘密据点。当时四川省主席刘湘为抵制蒋介石的中央军进入四川，在各县组织国民自卫总队加强地方武装，以作应对。我父亲则根据中共组织的要求，以四川省军管区第九区保安司令部的名义，将中共党员顾培楠、林佩尧安插到万县、忠县任国民党自卫总队副总队长，掌握地方武装，又介绍秦朝亨、黄友凡、郑华、林向北等人去了巫山、巫溪等地，加强地方党组织建设工作。父亲还把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论持久战》，重新在《万州日报》登载，用以激励万县人民的抗日热情，坚定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念，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父亲还借助手中的权力，暗中协助万县中心县委创办了有进步倾向的国华中学，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并为去延安的热血青年开路条、发通行证，慷慨解囊资助他们顺利到达延安。
父亲当年的薪金是每月100多个大洋（银元），5个大洋就够5口之家生活一个月，但我们家却老是不够用。当时我们三兄妹穿着寒酸，曾被同学嘲笑。回家向母亲哭诉，母亲教育我们要勤俭节约，作对国家有用的人。解放后，母亲才告诉了我真相。家里不富裕的原因是父亲资助了很多贫困学生，这些学生其中有一个后来成为了湖北省委副书记，父亲离休后与1928年入党的老战友李维去上海、南京路过武汉时，还受到这位副书记的热情接待呢。
当时父亲有个部下叫林佩尧，是忠县国民党自卫总队的副总队长，由于是上下级关系，思想都倾向进步，两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有一天，林佩尧特请我父亲去看望他的好友陈联诗，说陈的经历很有传奇性，我父亲欣然前往。
陈联诗就是小说《红岩》中双枪老太婆的原型，她是华蓥山游击队司令员廖玉璧的妻子，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廖玉璧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后，敌人残暴地砍下了他的头颅，悬挂在城楼上示众。得知丈夫牺牲消息的陈联诗悲愤至极，揩干眼泪，继承丈夫的遗志，继续在华蓥山坚持斗争，后来党组织派她到苏联学习军事，路经万县时被敌人逮捕入狱，后由林佩尧等人营救出狱。
我父亲与陈联诗一见如故，志趣甚投，很谈得拢。林佩尧对我父亲说：“联诗文武全才，既能诗会画，又会打双枪。”我父亲从军20多年，从未听说女人会打双枪，连连摇头，不肯相信。
林佩尧说：“眼见为实，耳闻是虚。我们今天就到西山公园去看看联诗的枪法吧！”
黄昏时，林佩尧和我父亲、陈联诗来到西山公园僻静的空地，在100步外插了10支点燃的香。我父亲把两支快慢机递给陈联诗，陈联诗双手持枪，神色镇定，眼望前方，先用右手瞄准，一甩手就是一枪，枪响香灭，接着左手又是一枪，香头又灭，接着又是砰砰连响，左右手轮流开枪，连打了8枪，枪枪弹无虚发，10支香头全灭，左手比右手打得更好。我父亲大为惊叹道：“密司脱陈，真是枪法如神，世上罕见，实乃女中豪杰也！佩服！佩服！这两支手枪就送给你作纪念吧！”
林佩尧这才向我父亲说明，陈联诗的双枪神技，是她的丈夫亲自教的，是在华蓥山游击队长期艰苦斗争中磨练出来的。
我父亲与陈联诗见面时，南京已经失守，日本飞机频频轰炸武汉、重庆等战略要地，难民潮水般地涌进夔门，国势危急。刘孟伉、欧阳克明、李英才、赵唯等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就在西山公园的“九五图书馆”商议，把川东地区9个县的民团武装组织起来，成立3个师，由我父亲来承头统领，林佩尧和赵唯各负责其中的一个师，由刘孟伉、李英才负责军中的政治工作。陈联诗去苏联未成，就答应去雷忠厚的部队接任团长，共同出川抗日。后来刘孟伉向上级汇报，由于时局变化，原来的计划不合实际，上级没有批准，组织抗日军队出川的事情只好作罢。
然而，专员闵永濂发现了我父亲的一些蛛丝马迹，1939年8月就向四川省保安司令王陵基密报我父亲有“通共”嫌疑，王陵基就给我父亲下了手令：“调萧中鼎到省另有任用。”准备等我父亲到成都时就地逮捕。我父亲识破了这个阴谋，到成都去并未到保安司令部报到，而是到“三联书店”找到罗世文汇报情况。罗世文立即派我父亲去阆中找刘湘的亲信将领、川陕鄂边区绥靖主任潘文华做统战工作，后又派我父亲到川北通江去开辟工作，掩护地下党员，建立革命据点，发展地方武装……
少将参军被特务逮捕
1947年6月，父亲从湖北宜昌潘文华的长官公署回来不久，又离开垫江去重庆搞地下工作。几个月音信杳无，家里人很不放心，时时担忧。那时我才15岁，正在垫江安定中学读初三。10月中旬，偶然从《中央日报》头版下方看到一则消息：“失意军人萧中鼎、何雪松、李子柏等人，反对政府，图谋在川东北暴动，响应共匪李先念，已被政府捕获。”
我看后万分焦急，马上回家向母亲报告。母亲多方打听，才知道我父亲被关在“杀人魔窟”渣滓洞看守所，更为我父亲的处境担忧。由于我是家中的长子，母亲就派我专程到重庆老街32号国民党保密局第二处给父亲送衣物。当时门口站着两个持枪卫兵，当我说明与“政治犯”萧中鼎是父子关系后，一个穿军装的特务才让我到警卫室外做了登记，收下衣物，并阴冷地说：“这里是军事禁区，你以后不要再来了！”从此以后，家里人再难知道我父亲的消息了。母亲多方托人营救，均答以“案情重大，无能为力”。
直到我父亲1950年1月由重庆回家乡垫江工作后，他才给我们讲述了那几年地下工作和被捕的情况。
1945年冬，曾在通江领导我父亲工作的川北特派员王叙五，根据南方局委员于江震的要求，把我父亲的组织关系转到了南方局。1946年3月，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新华日报》社社长张友渔在曾家岩50号接见了我父亲，听取我父亲汇报后，布置了工作。我父亲按照指示，在重庆做刘湘旧部刘航琛（民生航运公司董事长、财务部次长）、袁晓儒、钱光禄等人的统战工作，并趁机将在刘湘部任教官时的学生何雪松、李子柏打入蒋介石为笼络失意军官而开办的“军官总队”，侍机行动。
1947年4月，我父亲根据党的要求，到湖北去做潘文华的统战工作。潘文华已吃尽蒋介石分化瓦解的苦头，同意我父亲待机起义的劝告，当即任我父亲为少将参军，并给5万发子弹支持我父亲武装暴动迎接解放的行动计划。我父亲还说服潘部师长彭光汉将所部收缩至大巴山，为起义创造条件。
1948年8月初，我父亲再次到重庆找党组织请示工作，遇到林佩尧的儿子林向北，因我父亲在万县就与他熟识，知道他以《国民公报》广告、发行员的公开身份从事地下工作，便托他向党组织汇报准备武装起义的情况，请予指示。林慨然应允。由于当时特务横行，林与我父亲只能临时约会地点会面。几天或十几天会见一次，直到第五次会面，林才转告组织上已经研究决定，10月8日晚派人到南岸原英国大使馆我父亲的住处当面给予具体指示。
在等候党的指示的9月初，我父亲碰到了何雪松、李子柏，得知他们计划在营山搞武装斗争。便与他们商量在营山、垫江两地武装起义后如何配合的问题。这时，刘湘的顾问，“小民革”成员李萌枫，从何雪松处得知准备起义的消息后也参加了进来，准备共同建立反蒋军事据点。发现特务盯梢，他们曾三次转移地点，后来约定10月8日上午在两路口旅馆作最后一次会商武装起义事宜，联络代号为“李森”。
10月8日上午9点，我父亲按照约定来到两路口旅馆等候何雪松等人。久等未来，又到国华茶馆等候，仍未见人。这时同乡邱玉璋、原教导总队的学生杨兆南来了，便陪同我父亲喝茶，一直到下午2点，何雪松等人仍未来，我父亲肚子饿了，3人正准备找馆子吃饭。走到棉花街时，被几个便衣特务挡住去路。
特务头目问：“你们哪位姓萧？”我父亲为了不连累他人，便上前一步答道：“我就是。”那头目说：“‘李森’请你去谈话！”
我父亲心头一震，“李森”是刚约定的联络暗号，被特务知道，必然内部出了叛徒，便边走边思考对策：如何销毁前两天林向北交给他的两份《挺进报》。在特务押我父亲到附近的罗汉寺警察局后，他假装解便，入厕销毁《挺进报》不成，后来又趁一个特务出去买烟，另一个特务去电话室给保密局二处打电话的机会，悄悄把《挺进报》塞进警察局办公桌抽屉里，才如释重负。
很凑巧的是，当时地下党员王西香正好被安插在这里当文书，他意外发现抽屉里的《挺进报》后，马上取出藏在身上，下班后悄悄交给联系人，联系人又交给了林向北，林向北这才知道我父亲出事了，深为我父亲的安危担忧。
狱中当“经理”
特务头子徐远举听说捕获了少将身份的共产党分子，十分高兴，用他的小轿车把我父亲接到杨家山，亲自审问我父亲与何雪松、李子柏、李荫枫的关系后，又拿出潘文华给我父亲的信，追问潘送给我父亲的五万发子弹拿来干什么。
我父亲从容回答道：“你手中有潘将军的信，应该是清楚的，那信上已讲清楚了嘛，我是用它来办团练的！”
徐远举沉思了一下，也不多说，下令将我父亲关押在白公馆。特务没收了我父亲随身的钱物，把他视作共产党的要犯戴上了30多斤的重型镣铐，走路都要提起脚镣才能挪步。特务走后，一位难友用布条给我父亲缠裹脚镣，以减少对皮肉的摩擦带来的疼痛，他边缠边轻声说：“这屋有狗，审讯时不要供认。”
黑暗中我父亲紧握这位难友的手，一种共产党人真诚关怀的战斗情谊感动着他。后来，我父亲才知道这位难友叫陈策，是新四军的连指导员。
我父亲入狱之后才知道，10月8日何雪松等人未来两路口旅馆的原因：因李荫枫及其妻女于10月4日被捕，特务根据审讯所得于5日逮捕了何雪松，6日逮捕了李子柏，8日才逮捕了我父亲。我父亲明白自己是牵连被捕的，料定特务并未弄清自己的真实身份，心里有了底，在两次提审时都巧妙应答。
10月10日第一次审讯时，特务法官问我父亲与李荫枫三人是何关系，参加“小民革”后干了些什么“危害政府”的活动。
我父亲从容回答道：“李荫枫约我参加‘小民革’组织，我没有参加，自然也就没有活动。至于与李荫枫等三人的关系，我们是10年前‘教导总队’的老同事、老同学。”接着我父亲就把与李荫枫等的同事、同学关系讲得又细又长，闯过了第一次审讯。
10月12日，特务法官抱出李荫枫3人案卷，或念给我父亲听，或指定我父亲看卷中一言半句，然后一一提出质问，我父亲一概回答：“不知道！”特务法官指着李荫枫的案卷说：“李荫枫已供认你与何雪松、李子柏收集武器、图谋暴乱、颠覆政府，你还敢狡辩？”
我父亲镇定地回答：“李荫枫要我参加‘小民革’，我未参加，他就心怀不满，含血喷人！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特务拿出老虎凳、皮鞭等刑具开始威胁，我父亲坚持说自己是失业军人，从不过问政治，还把做烤烟生意养家糊口的情况讲了很久，并要法官派人去垫江找商人邓秉承、龚泽普等人调查自己做生意的情况，使敌特把我父亲当失意军人对待，终于闯过了第二次审讯。后来，特务果然派人去垫江明察暗访也没捞到什么线索，审问便有所放松。
我父亲从敌特的审讯中发现并未涉及到自己任何的革命活动情况，就佯装信佛念经坐功来麻痹敌人。不久，原南方局的老战友田一平也在成都被捕，由徐远举亲自押送到重庆，关入白公馆监狱。放风时，我父亲见到田一平却佯装不认识，在走廊上戴镣散步，迈着沉重缓慢的步履，嘴里不停地念：“……南无阿弥陀佛……”当他与田一平面对面走过时，他就念：“南无阿弥陀佛不认识，南无阿弥陀佛不认识……”“不认识”三个字念得特别轻，只有田一平一人能听见。因为走廊上有特务，我父亲便用这种巧妙的方式与田一平传递消息，意思是我们过去不认识，我的口供没有牵连你。过了一个多月，特务监视稍松，我父亲才与田一平、何雪松、李子柏等互通消息。
1948年3月，特务把我父亲与何雪松、李子柏、田一平等从白公馆转押到渣滓洞看守所楼下5室牢房。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加紧了对共产党组织的破坏，关押在渣滓洞的政治犯越来越多，每间一丈多长、七八尺宽的牢房挤住了20多人，塞得满满的。重庆炎夏，酷热难当，白天苍蝇乱舞，晚上蚊子叮咬，难以入眠，腐臭饭菜，难以下咽，患贫血、肝炎、胃溃疡等疾病的难友越来越多，情况十分严重。
田一平、何雪松、胡春浦等难友便代表大家同“猫头鹰”徐贵林（看守所管理组长）、“猩猩”李磊（看守所所长）交涉，要求在狱中搞一个互济会，设立小卖部，把没收难友的银元、现钞作为资金，买些生活必需品以满足大家需要。经过田一平等的巧妙斗争，徐贵林、李磊终于同意成立小卖部。难友们推选我父亲任小卖部掌柜兼营业员，仲秋元为会计。小卖部设在楼下中正室，出售香烟、牙刷、牙膏、肥皂、盐巴、酱油等生活用品。
渣滓洞看守所每天只有两次放风时间，上下午各一次，每次10到15分钟。难友们只有放风时间才能走出牢房散步，在小水坑洗脸、洗衣。我父亲当小卖部的营业员，每天都要把面巾、牙膏、手纸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送到各个牢房出售。他以买卖为掩护，暗中搞联络。有时递到难友手中的明明是一包香烟，暗中却夹着小纸条，有时还借送东西为名传递口信。据田一平回忆，我父亲传递的消息不下100次。
1948年11月上旬，女牢一室左绍英生下不足8个月的早产女婴，身体十分虚弱，难友们得知消息，就筹集了奶粉、白糖、尿布、衣褥、毯子等生活急需品，通过小卖部送给她们，使母女得到适当的照顾。
新四军战士龙光章受伤被俘后押到渣滓洞看守所，被折磨致死。也通过小卖部传递消息，第二天200多难友全知道了，大家推选我父亲、何雪松、杨志纯三人为代表，与敌特谈判，之后才有了狱中追悼会。
1948年6月，江竹筠多次受筷子夹手指的酷刑，誓死捍卫了党的机密。我父亲满怀敬意，利用到各牢房出售生活用品的机会，把狱中难友的献诗和慰问信送到江姐手中。
尽管我父亲把小卖部变成联络站，为难友们做了许多好事，但仍然遭受了一些误解、讽刺与辱骂。因为当时物价飞涨，特务从磁器口买的东西不多，未买到东西的难友，常常对“萧经理”不满意，说怪话，甚至当面辱骂我父亲，我父亲感到很委屈，两次利用放风时间向田一平诉苦。田劝慰我父亲道：“你这个工作非常重要，要顾全大局，把牢里的通讯工作搞好，不能中断联系。如果你不干，特务另找一个售货员，与我们不通气，甚至被敌人利用，我们的损失就太大了！”
我父亲听了这番开导，又继续振奋精神，坚持做好狱中联络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