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红岩春秋》2009年第5期我了解的许建业烈士
周致远 口述 钟文嘉 整理
小说《红岩》中有位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工运书记许云峰，他坚毅睿智，带领狱中同志开展对敌斗争，可歌可泣，读者都喜欢他。许云峰的故事有几个生活原型，我的老同学、老战友许建业就是其中之一。
许建业原名许明德，1920年9月18日生。他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4月4日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同年7月22日在重庆浮图关英勇就义，时年28岁。
我和建业少年同窗，参加革命后又断断续续在一起工作过，他被捕前夕我们都还在通信，我和他相知甚深，情同手足。忆往事、想故人，思绪万千。
隐蔽山城干革命
我和建业曾在四川省邻水县中学读书，朝夕相处好几年。那时，全国抗日热潮高涨，我们边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边参加爱国进步活动。我们经常在一起阅读进步书籍，探讨抗日救国道理。我们曾在学校组建“抗日移动宣传队”，用表演节目的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主张。
后来我们因故先后离开了家乡。1944年再在重庆聚首时，建业因为党的工作需要，已辞去了私营机械银行阆中县办事处负责人的职务，来到重庆负责“工运”工作。
那时我们两人都没有公开职业，搞地下革命斗争，没有职业掩护那是十分危险的。我们四处托人，才由原邻水中学老师张志诤介绍到江北县（现渝北区）一个乡的中心小学去教书。以后，建业又通过那里的吴姓教师，冒他的名到大溪沟小学教书。这样，我们暂时都有了公开职业，也有了栖身、吃饭、睡觉的地方。
但大溪沟那个学校的校长是重庆市参议员，可能还与特务组织有关系，建业又是冒名顶替，我们担心时间长了会露馅，不想建业在那里久待。
不久，熊唯知同志来到重庆，他是我参加革命的老师和带路人，1938年在成都时，我和他在一个单位工作，并在他的领导下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我和唯知同志1938年秋在成都分手，之后听说他在国民党为嫁祸我党而编造的所谓“抢米事件”中不幸被捕，囚禁在成都青城山……几年不见，我约上建业一同去看望他。熊唯知不认识建业，但同是革命同志，见面都很亲热。过几天，他就为建业找到了工作，通知建业到重庆粮食仓库聚兴城分库上班，搞记帐方面的工作。那个仓库的负责人是唯知同志在成都青城山集中营的难友。这之后，建业的处境安全多了。
建业身体健壮，性格开朗，在学校读书时喜欢游泳、打篮球，到重庆之后，他还常在休息时间去重庆夫子池大众游艺园（现重庆“迪康百货”处）打篮球。他篮球打得好，投篮很准，在球场上生龙活虎，颇受球友欢迎。他同这些球友，上场相熟，打完分手，都没有深交。
那时建业在重庆粮食仓库工作虽然比较安定，但是必须坚持8小时上班，一个萝卜一个坑，时间上不自由，对开展党的工作不利。为了调换环境，建业去报考国民政府财政部一个委员会办的会计训练班。训练班比较规范，要求学员应当是高中毕业生。办理报名手续的人看了建业的“高中肄业证书”，不给他登记。建业急了，与登记人争执起来，可能声音比较高，办公室里一位男职员抬头向外面看了一眼，这一看，就为建业解了围。原来他是建业的球友，而且正是建业要去的那个单位的科长，说话管用。当下，他便面带笑容对办理手续的人说:“准他报名。”建业于是顺利过关。
建业原来就搞过会计工作，对会计业务熟悉，所以后来一考试就被录取了。从这个会计训练班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那个委员会所属的一个单位工作。那个单位比较大，工作不像业务单位那样死板，遇有急事，可以灵活走动。这对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十分有利。
革命者的青春脚步
建业为人耿直豪爽，很随和，加上喜欢帮助人，所以无论在哪里工作，他的群众关系都很好。正当青春年华的他，追求者自然少不了。
他从会计训练班毕业分配去的那个单位，有一个同他桌对桌办公的女职员，年轻、漂亮，平时言语不多，人很文静。英俊、结实的建业，对人和气，业务熟悉，工作又认真踏实，还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那位女职员渐渐对建业有了爱慕之意。她经常主动关心建业，早上会热情地问建业:“许先生吃早饭没有？”还热情地帮助建业代买饭菜票。建业意识到对方那种不寻常的情感，泰然处之，不为所动。因为他心里装着革命工作，在没有完全了解那位小姐的政治背景之前，他是不能轻易敞开自己的情怀的。
那位小姐见建业没有反应，心里揣想:会不会是自己因为家庭经济条件好，穿戴时髦，许先生不喜欢？于是她改变生活习惯，不施脂粉、不化妆，不穿漂亮衣服了，学建业样穿着朴素，改穿蓝布旗袍。有次单位组织去南温泉春游，她主动帮建业交了钱。建业知道不摊牌不行了，于是委婉地对那位小姐说：“明天确实不行，我不能去。”那位小姐不死心，说：“明天我在车站等你。”
第二天，建业当然没去。后来听说，那位痴情的小姐没见到建业，也没有去春游。
不当科长做粮车押运员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在即，因为形势发展需要，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建业去贵州遵义开辟工作。他得到通知就带着简单的行装匆匆赶往遵义，连衣服也没多带，到遵义后才添置了一套粗毛料西装。
他在遵义要做的事情非同一般，十分艰巨、危险，因此必须有一个职业作掩护。党组织经过多方努力，通过社会关系，将他安排到贵州省粮食储运处当会计科科长。无论才学、能力，为人处事，建业做这个工作都是能够胜任的，建业却提出:“当会计科长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能够较好地起到掩护作用，但是，做那个工作是坐办公室的，不能轻易离开，不利于党的活动。”党组织经过反复研究，采纳了他的意见，改为让他到运粮车上做押运员。
做押运员，需要成天跟着运粮车东奔西走，不管酷暑炎热，还是天寒地冻，都得风餐露宿。但他毫无怨言。这个押运员工作，建业一直干到1946年10月初。由于时局变化，党组织发电报要他返回重庆，他才离开遵义，到重庆继续负责“工运”工作。
宁断头颅不移志
建业离开遵义后，我同其他几位同志还留在贵州，当时在仁怀县，包括我在内一共12个四川同乡，其中有4人是共产党员。我们工作比较顺利，渐渐地打开了局面。
1948年4月10日前后，突然传来了不幸的消息，说是“表哥得传染病住院，病情严重。”（意思是：建业同志不幸被捕遭关押，情况严重）我们立即研究如何应对这个意外。我们分析：建业同志对党忠诚，性格倔强，不畏强暴，他能够经受得起考验，不会叛党投敌，不会出卖组织，不会出卖同志。可是，如果出现万一呢？是坚持，还是撤退？经过反复考虑，大家认为：既然建业不会有问题，而仁怀县方面的其他人又不了解我们情况，我们得稳住。如果自己乱了阵脚，骤然撤退，反而会引起敌人的注意，遭受损失。出于对建业同志革命坚定性的高度信任，我们最后决定：大家留下来继续进行工作，坚守住阵地。
果然，建业同志被捕后，在敌人惨无人道的严刑逼供和高官厚禄的诱惑面前，威武不屈，富贵不淫，没向敌人透露我们的情况，最后，为革命献出了一腔热血。建业牺牲壮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