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康民文集中有关川东地下党的文章选载 [复制链接]

      胡康民老师文集中《党史工作者的素质要求》、《〈狱中意见〉警钟长鸣》、《〈挺进报〉事件的前前后后》、《说不尽的罗广斌》、《关于〈红岩〉档案解密文稿读后的意见和建议》几篇文章在本版已贴过，另外《解放战争时期重庆学生运动述略（初稿）》也已收入刘国鋕纪念馆。现将《歌乐英烈 浩气长存》和《萧泽宽同志谈川东地下党》两篇贴上来，其中《萧泽宽同志谈川东地下党》篇幅很长，只选载其中皖南事变后的部分。

本文原载于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重庆党史八讲》

歌乐英烈  浩气长存

    解放前的山城重庆，在党领导的数十年革命历程中，斗争十分尖锐，敌人十分残酷，革命者的牺牲十分壮烈和惨重。从1927年“三•三一”惨案起，先后有五任四川省委书记牺牲在重庆；两届川东特委、两届江巴中心县委、两届巴县县委、四届重庆市委被破坏；无数共产主义先驱战士和党外仁人志士，为着民族的、人民的、阶级的解放事业，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壮烈牺牲。

    到重庆解放前夕，重庆又发生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集体大屠杀惨案。一个英雄群体，数百名革命志士，在黎明前的最后斗争中又倒在血泊中，为党的旗帜和共和国的旗帜加深了鲜红的色彩。

    中美合作所全名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国民党特务机构军统局和美国海军驻华机构联合组成的技术情报机关，起初主要用于对日作战的各种情报工作，不久即加强反共活动，为军统训练和装备了大批职业特务，主要对付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抗战胜利后，中美合作所结束，美国又把全部军械器材无偿移交给军统局，大大加强其反革命实力。军统早就在中美合作所“特区”里设立了看守所，以后变本加厉，不断加强镇压和恐怖活动。“特区”里监狱林立，特别是渣滓洞和白公馆两口活棺材，更是罪恶的渊薮，人间的魔窟，先后或被囚禁，或遭杀害在这里的有著名的民族英雄、千古功臣杨虎城，有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叶挺、廖承志、罗世文、车耀先，有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许晓轩、江竹筠等等众多的民族精英。据现有统计，敌人共屠杀了321人，其中包括小孩和婴儿5人，已审定为烈土的285人。仅1949年“11•27”一天，经蒋介石亲自核定，特务即集体屠杀了200多人，制造了惨绝人寰，震惊中外的“11•27”大惨案。

    也正是这座人间魔窟成为革命志士们另一种特殊的战场，他们用生命保卫了党组织和千万个同志的安全，用意志压倒了敌人，证明共产主义是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已成为我们党和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无数后来人，继承先烈遗志，为建设祖国，振兴中华而奋发努力，奉献青春。

    人们学习先烈，继承先烈的，主要是他们共同具有的最根本的优秀品德。


    共产主义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人类必然走向的一种社会形态，也是一种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一切追求真理的人们，必然从各个渠道汇集到这一客观真理的旗帜下。狱中的共产党员们和部分党外志士们都具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从未动摇过这种信念，并化为自己的实际行动。

    工人、农民和贫苦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他们出于阶级和自身解放的需要，天然地容易接受共产主义学说。童工出身的余祖胜烈士，自幼挣扎在饥饿线上，一面作工，一面刻苦自学，提高了自己的知识素养和阶级觉悟，无限向往明天——社会主义—一共产主义的实现。他的诗篇《明天》说：

“我伏在窗前，       黑夜里总有星光，
让黑夜快点过去。     白天怎能叫太阳躲藏?
希望的梦啊一—       明天，是个幸福的日子，
总是作不完的。       明天是我的希望。”

    在狱中，维护自己的信念，坚持斗争。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用小木块和牙刷柄制作近百个五星、红心和短剑，上面镌刻着“革命到底”，“不自由，毋宁死”和“共产党万岁！”等字样，分送难友。牺牲时，年仅22岁。狱中斗争的重要领导人谭沈明，原是一家银行的“茶房”（工役），后来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坐监近十年，从息烽监狱到白公馆监狱。在狱中努力学习，得以精通俄文和英文，几乎看遍监狱图书馆所藏全部书籍，更加笃信共产主义真理。在白公馆，他积极组织和领导监狱里的斗争，解放前夕，曾策划“打监”暴动越狱。后来考虑到难度太大，更怕危及渣滓洞监狱难友的安全，停止执行越狱计划。这时死亡已是不可避免。谭沈明向共产党员们提出：“以前罗世文死的时候，脸色都没有变。我们也要作到面不改色心不跳，要没有一个求饶者，要歌声和口号声不停。”他们是这么说，也是这么作的。大屠杀时，比敌人枪声更响的是志士们的口号声和国际歌声。

    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大都是通过书本知识和对社会的观察，研究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确认共产主义必然是人类的共同归宿，因而是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矢志为之终生奋斗。富豪家庭出身的刘国鋕烈士，自幼受到父母兄姊的钟爱，生活条件十分优裕。被捕以后，坚贞不屈。家庭亲友多方营救。特务头子徐远举实在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富豪出身的大少爷会死心踏地地当共产党，一意要使他折服以后才放人。乘亲属探监的机会，徐远举威胁、利诱、“感化”三管齐下，劝他只办一个自新手续，就送他经香港到美国去留学，专门做学问。并且准备了飞机票，签个名就可以走。刘国鋕深情地对亲人说：我就是从做学问——读书中认识共产主义真理的。我决不会改变自己的信仰，我也不去美国做什么学问，留什么学。然后不屑一顾地骂了一声徐远举“无耻军阀”，大步走出会客室回到监狱。

    有的同志在旧社会苦苦追求真理，执着探索，走过艰辛曲折的道路。许多人是经过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最后走向共产主义的。著名的车耀先烈士自幼怀着一颗救国救民的心，在黑暗中苦苦求索，作过学徒，当过军阀部队团长，笃信过基督教，到日本考察过富强之路，却是一再碰壁，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和求得心灵的解脱。最后才找到共产党。在入党后写的《白誓诗》中，他写下自己的探索过程和高尚情怀：

“幼年仗剑怀佛心，     投身元元无限中，
放下屠刀求真神。       方晓世界可大同。
读破新旧约千遍，       怒涛洗净千年迹，
宗教不过欺愚民。       江山从此属万众。
不劳而食最可耻，       喜见东方瑞气升，
活已无能焉活人。       不问收获问耕耘。
欲树真理先辟伪，       我以我血献后土，
辟伪方显理有真。       换得神州永太平。”

    正象他自己所说；“余出世劳禄，磨折极多；奋斗40年，始有今日。”这里所说的“今日”，是指他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成为著名的公众领袖，被捕后囚禁近七年，威胁利诱毫不动摇。与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同时被捕，同时牺牲。

    有的同志在人生的道路上，甚至曾经误入歧途，陷进泥坑。但是，每一个敢于正视人生，面向现实的人，最终都走上这一条真理之路。宣灏烈士青年时期“一直在个人主义的道路上横冲瞎撞”，曾受骗误入军统“息烽训练班”，成了特务“团体”一员。因为不满黑暗制度，向往光明之路，爱读进步书籍，与进步朋友通信而被捕。本来他的案情并不重，只要悔个“过”就可以放人。但是在狱中他受到共产党人的影响，彻底觉悟起来，决心反戈一击，写一本揭露军统黑幕的书，坐牢十年，不屈不挠，英勇牺牲。他最后的遗书是写给狱中共产党人的，他称呼他们为“亲爱的朋友，思想上的同志”。他说：“虽然不是党员，但我对共产主义和人民的党的诚信，也像你们一样，用行动来保证了的。在九年多的监禁期中，我不断的读书和磨炼自己的文笔。我郑重的发过誓：只要能踏出牢门，我仍旧要逃向那有着我自己的兄弟的队伍中去！”

    正是这种永远闪光的崇高理想把志士们聚集在一起，焕发出无穷的力量，为捍卫和实现这种理想去战斗，去奉献，去牺牲。


    共产主义学说最主要的特征在于它的实践性。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必是把自己的信仰见诸于自己的实际行动。志士们坚定地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他们自己不一定能亲眼见到胜利的到来，入狱以后甚至几乎可以注定不能亲眼看见胜利了。但是他们毫不吝惜地为之奉献一切，以至生命。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事业的最后胜利要靠几代人的努力奋斗，共产主义者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是自己的天职。有的志士不是共产党员，也不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但他们坚持革命立场，坚持正义事业，党外志士的血和共产党人的血流在—起，汇集在伟大的洪流中。

    他们充分理解革命的艰苦和危险，随时准备以身相殉。陈然烈士和刘石泉烈士在被捕以前就作了各种最坏的准备。他们在高度紧张的工作之余，还特别苦练“老虎凳功”，早就准备了一旦出事，对付敌人的酷刑，挫败敌人的残暴折磨。

    他们保持饱满的战斗意志，在任何艰苦的情况下，坚持对敌斗争。在狱中，志士们组织了龙光章追悼会，春节联欢会，争取饮用水，慰问江姐，出版《挺进报》白宫版，成立“铁窗诗社”，绣制迎接解放的五星红旗等等一系列斗争。斗争中充分显示了志士们的斗争意志和献身精神。1948年12月，已经坐牢8个月的原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经不住敌人的软化，叛变投敌当了特务，这使狱中士气受到沉重打击，使热烈斗争的气氛一时沉寂下来。囚禁在白公馆，曾与李文祥同一囚室的陈然悲愤已极，痛恨叛徒的无耻，又担心同志们的情绪受影响。他决心自杀，以自己的死来谴责叛徒的伯死，以自己的死来抹去同志们心上的阴影，他设计了多种方案，他设计了多种方案，不打算贸然死去，而准备把慷慨赴死的过程（比如用绝食的办法）当作振奋狱中斗志的过程，这比任何言辞更有力。后来因为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战犯求和，庚即下野。局势急转直下。陈然的自杀计划没有施行，但已使同志们受到很大感染。接着，1949年元月16日是彭咏梧烈士牺牲一周年，在渣滓洞监狱的陈丹墀等同志发起，各囚室都举行追悼会，停止娱乐，传观诗文和自制的纪念品，纷纷向女狱的江姐致敬。江姐当即起草了一份讨论大纲，秘密传给各囚室。由此，一个新的狱中学习和斗争的热潮，又重新掀起。1949年4月，“北平和谈”期间，住在白公馆的黄显声将军利用可以看报的优待条件，把人民胜利的消息传给难友。同在白公馆楼上囚室的陈然、邓兴丰和罗广斌便在香烟盒纸上抄发消息，丢给楼下的王振华夫妇，转给王朴、刘国鋕，再转给许晓轩、谭沈明及其他难友。这一份份小传单被称为《挺进报》白宫版。在传递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的消息时，不幸被敌人发觉。情势十分严重，甚至可能枪毙人，而且必将牵连整个监狱的联系网络。这时陈然要挺身承认，承担责任，但这将暴露真实情况累及黄显声将军。于是，狱中斗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已坐牢近十年的许晓轩主动承担，说是自己写的，消息来源是垃圾堆里的废旧报纸，对笔迹又相象。许晓轩受到关地牢，戴重镣，做苦役和饿饭三天的处罚，却化解了可能带来的危机。

    他们坚守无产阶级的革命气节，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之气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陈然烈士生前在《论气节》一文中对此有过深刻的论述。他说，这种气节“完全产生在高度理性的基础上。是什么高度理性呢?——那就是对世界、对人生的一种正确、坚定而深彻的认识。不让自己的行为违悖自己这种认识，而且能坚持到最后，这就是值得崇尚的、一种真正伟大的气节。”

    志士们抛弃的是荣华富贵，面对的是囚禁和死亡的威胁，选择的是一条献身的道路。任何胁迫和诱惑动摇不了他们的坚强意志。大军阀杨森的亲侄女杨汉秀烈士抛弃显赫家庭和万贯财产，改名换姓，奔赴延安，和家庭彻底决裂，严格要求自己，在延安入党。直到“抢救运动”中，同志们才知道她是一个“大小姐”。后来奉派回四川工作，1947、48、49年三次被捕。在渣滓洞监狱带头扭秧歌，高唱“猪呀，羊呀，送到那里去，送给那英勇的解放军。”本来杨森已将她“保外就医”，她乘机安排好川东临委书记王璞烈士的遗孤。本已脱离虎口的她又回到重庆做策反工作。1949年重庆“九二”火灾，杨森嫁祸共产党，捕杀共产党人。杨汉秀怒不可遏，当面痛斥杨森反动成性。杨森恼羞成怒，再次将她秘密逮捕，并指使敌特将她绞死于行驶在成渝公路上的一辆小轿车中，而后弃尸于金刚坡一座碉堡内。牺牲时37岁。

    重庆北区工委委员王朴利用家庭条件兴学办公司，为党建立工作据点和提供经费。被捕后在狱中设法带出口信给母亲说：“娘，你要永远跟着学校走，继续支持学校，一刻也不要离学校，弟、妹也交给学校。”学校指的是党办的莲华中学，实际上是指党。王妈妈金永华一面把另一个儿子送到解放区，一面变卖田产，先后将所有田产1840石，卖出1648石，价值数千两黄金，全部交给川东党组织，完成儿子的最后嘱托，为党的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重庆解放后，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宴请王妈妈，向她敬酒，感谢她献出了儿子，帮助了革命，并指示按金价归还她所提供的经费。王妈妈拒绝接受。她说，我的儿子已经为党牺牲，我怎么能向党要债?现在有了人民政府，我还要这些钱干什么?她用自己剩余的财产办了三项儿童福利事业。1984年，大地主大出口商出身，年已84岁的革命老妈妈金永华终于实观多年的宿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而在敌人的监禁、酷刑和屠杀面前，志士们表现了另一种气慨。何敬平烈士在入狱后写下的诗篇《把牢底坐穿》抒发了同志们共同的意志：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     今天，我们坐牢了，
我们愿——                   坐牢又有什么希罕?
愿把这牢底坐穿！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
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         我们愿—一
我们要把这颠倒的乾坤扭转！   愿把这牢底坐穿！”
我们要把这不合理的一切打翻！

        曾任北碚中心县委书记，下川东地工委委员的杨虞裳烈士，被捕后，他的同乡，特务雷天元劝降，他的回答只有四个字：“有死而已！”坐在“老虎凳”上，雷天元又来讽刺地问：“此时感觉如何?”他咬紧牙关说：“此时我的肉体非常痛苦，但心灵却非常愉快，我是在你们的‘老虎凳’上保卫我们的党。”陈然烈士在刑场上，横眉冷对，用反绑的双手将背上的死囚标签扯下，喝令敌人：“从正面向我开枪！”连特务也不得不佩服地称他为“慷慨悲歌之士。”

    即使是在监狱里，刑场上，革命者的磅礴之气也压倒了敌人。


    志士们生活目标明确，志趣情操高尚，把全部关注和爱心寄予党、人民和同志；在每一个行动中把党、人民和同志的利益放在前面。

    在狱中，难友之间，生死与共，相濡以沫，克己让人，舍己为人。李承林烈士生前是万县和成银行副经理兼营业部主任，为党筹集经费，他的家是党的联络点。1948年6月，李承林在万县被捕，押解到重庆，关在渣滓洞监狱。家里托人营救，和成银行总经理、四川金融界巨子吴晋航先生亲自出面作保，特务头子徐远举极不卖账，但也给了一点面子，同意家属可以送一点吃的、穿的、用的进监。因为李承林患有肺病，家属送去了几瓶鱼肝油。这在当时算是名贵药品，特别对肺病有滋养功用。同牢室关着6名难友。李承林提出这些鱼肝油归大家共同分用，同志们不干。经过反复争议，最后达成协议，由3个体弱有病的同志食用，包括李承林本人在内，并推他掌握，平均分配。过了几天，难友们发现李承林“作弊”。原来他用滴管分给那两位同志每人每天6滴，而他自己却只有4滴，少了两滴。尽管两位同志提出抗议，他依然我行我素，实行不均的分配。1949年“1l•27"大屠杀时，渣滓洞监狱楼上5室的共产党员胡作霖和6室的共产党员何雪松分别挺身奔向前去，紧紧抓住牢门，用胸膛堵住敌人的机枪口，以掩护其他同志避开敌人的子弹。这两滴鱼肝油，这堵住敌人枪口的胸膛，展示了共产党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同志的爱。

    当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尽管他们身陷缧绁，却同样感到最大的喜悦。他们的心和中国人民的心跳在一起，个人的安危荣辱算得了什么?1949年10月7日，黄显声将军告诉白公馆监狱同志一个消息：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天安门前升起了五星红旗。同志们欣喜若狂，几个共产党员：陈然、刘国鋕、丁地平、罗广斌等商量，我们也要作一面五星红旗，打着红旗冲出去。他们拿出一床绣花红被面、一件白衬衫，拆掉被面上的绣花，用磨尖的铁钉在白衬衣上划下五颗五角星，用饭粒粘贴在红被面上。因为不知道五星红旗的式样，想象着把五颗贴在旗帜的中央。五星红旗作成了，又集体作了一首诗《我们也有一面红旗》：

“我们有床红色的绣花被面，
把花拆掉吧，这里有剪刀。
拿黄纸剪成五颗明亮的心，贴在角上，
再找根竹竿，就是帐竿也罢！
瞧！这就是我们的旗帜!
鲜明的旗帜，腥红的旗帜，
我们用血换来的旗帜!
美丽吗?看我挥舞它吧！
别要性急，把它藏起来!
等到解放大军到了那天，
从敌人的集中营里，我们举起大红旗，
洒着自由的眼泪，一齐冲出去。”

    胜利即将来临的时刻，死亡也即将来临。狱中同志知道活着出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们的心转向未来，希望寄托在党的身上。他们利用各种机会交换意见，主要从内部找问题，总结经验教训。互相叮咛：如果有人活着出去，一定要向党报告。

    1949年12月25日，重庆解放后的第25天，在大屠杀中突围脱险的罗广斌向中共重庆市委递交一份《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报告分7个部分，两万多字，第七部分为“狱中意见”，有8条，记述着狱中共产党员们向党的最后寄语：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组织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这些意见都有所指，有具体内容。这字字血泪里，有悲愤，有忧虑，有深刻的思考，有期望和建议，但没有隐讳，没有灰心丧气，没有任何个人的打算和谋求。这是几百个共产党人血和泪的嘱托，是几百个共产党人高尚情怀的结晶，至今仍然闪烁着灿烂光芒。

    时间过去了40多年，岁月的流逝磨不灭人们的怀念。如今，歌乐山烈士陵园已成为重庆的一处著名的革命纪念圣地。40多年来已有约4000万人次到这里来瞻仰凭吊，从先烈们的英勇业绩和高尚品德中汲取营养，提高和丰富我们的精神境界。

    40多年来，情况已发生根本变化。烈士们的血换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现在摆在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者面前的，不再是监狱、刑罚和屠杀等白色恐怖的考验，但同样面临着另一种考验：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先辈的典范作用是非常珍贵的。每一个后来者要象革命先辈一样，经受住新时期的新考验，接过他们举起的旗帜，发扬光大他们留下的传统，把伟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本文原载于《重庆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2期

萧泽宽同志谈川东地下党

（根据1981年8月24和25日萧泽宽同志在“四川在京部分老同志党史资料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整理，已经本人审阅。）


      皖南事变后，地下党组织普遍有较大的变动与调整。一些暴露了的和可能暴露的同志都转移到新的地区工作。

   1941年4月，我从泸州转到重庆，分配到成立不久的巴县中心县委工作。当时巴县中心县委书记是罗浩（欧永锡、杨林），我作组织部长（原组织部长万××，老红军，因暴露转移），刘国定作宣传部长兼巴县县委书记。1941年夏，李治平（原江北县委书记）调来巴县中心县委任委员，负责綦（江）、南（川）地区工作。41年10月，罗浩调泸州，我作中心县委书记。42年春，川东特委又决定刘国定调离。中心县委只剩我和李治平。我请示于江震，是否要增补委员，当时够条件的干部较多。于说，不增加了。因当时执行隐蔽方针，人不宜多。廖志高、于江震同志都叫我一定坚持留在重庆。

    巴县中心县委是1941年初建立的。下属组织有巴县县委，綦（江）、南（川）工委，永（川）、荣（昌）、隆（昌）工委，江津县委，和一些直属单位，以后又新开辟了一些地区的工作。中心县委建立以前，綦江县委由川东特委直接领导，南川县党组织是张述成去建立的，后合并为綦南工委。江津县委书记王世焕被捕叛变，组织解体，以后重建。

    根据当时执行隐蔽方针的需要，中心县委首先是抓清理整顿组织。对党员分三种情况：一种是工作积极，隐蔽得好，或虽有暴露，但能服从调配，转移地区的，接上关系；二种是工作积极，但有暴露危险，而又不愿或无法转移的，暂时保留关系，观察一段时间，确实情况好，没有问题，再接关系；三种是工作不积极，或不赞成隐蔽方针，或在敌人反共高潮中动摇，舍不得自己位置的，坚决割断关系。原中心县委所属党员300多人。经过清理整顿，能接上关系的约120人，保留关系的100多人，割断关系的近100人。当时考察党员，就看他对党是否忠实，是否认真执行隐蔽方针，积极搞好“三勤”。在那种条件下，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既要完成党的任务，又要做好社会职业的工作，交好朋友，站得住脚。我们有的同志就做得很不错。努力做好了职业岗位工作，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支持，掩护得很好，一旦时机成熟，斗争需要，就能迅速打开局面，扩大阵地。所以“隐蔽精干”是一个积极的方针。我们也是以积极的态度，结合实际情况，贯彻执行这一正确方针的。随时注意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打击顽固势力，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总之，集中到一点，就是运用一切掩护手段来隐蔽自己，在适当的条件下，开展各种于我有利的活动，积蓄革命力量，以待时机。

    这时巴县中心县委所属组织情况是；
    巴县县委（辖区包括重庆南岸一部分），书记刘国定兼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李书智（现在国家测绘总局）。1942年春刘国定调走后，李书智调回延安学习。同时刘国定带走了一部分机关、银行、公司和学生党员的关系，因此巴县县委撤消，余下党员三、四十人，有的由我直接兼管，有的由秦朝亨、文静吾联系。1944年下半年至1945年上半年又曾一度恢复县委，秦朝亨任书记。1945年8月，秦朝亨调贵州黔北，仍由我直接管理。

    綦南工委，原书记罗恩源（外省人，綦江套淮河委员会职员），委员周应培（南川人，小学教员）。我到巴县中心县委时，罗恩源已找不到，不知下落，周应培调离綦南地区，组织由罗浩直接清理。当时綦江境环恶劣，特务机构多，控制严密，党组织和党员的内部暴露（横的关系打通得多）、外部暴露（社会上暴露）都比较严重。四、五十个党员，撤走了三分之一，能接关系的只有十多个人。南川环境稍好一点。经过清理后，由李治平负责，保留綦南工委名义，不再建立组织机构。

    永荣隆工委1941年上年，书记周平，组织部长何迺淑（女师学生），宣传部长何君辉（当地人）。下属永川有一个支部，三四个党员，隆昌有少数党员，工作重点在荣昌，有近百党员，包括教师、学生和当时修筑铁路的工人。但本地的同志已大部暴露，经过清理整顿，一部分同志转移出来，有的到了重庆。1941年夏天，周平到重庆找何迺淑，在日机轰炸时候，以“汉奸”嫌疑被捕，当时周平跳江浮水逃走，又被抓住，遭到毒打，关在土桥监狱。我们得信，立即撤走何迺淑。周平在监狱经受了严重考验，没有屈服。一个多月后，带信出，说明被捕原因，他只承认是邻水人，来重庆不懂躲警报的“规矩”。被当做“汉奸”，没有证据。以后通过邻水党组织作工作，请人取保释放。1942年下年，经廖志高批准，恢复周平关系，仍任永荣隆工委书记，恢复组织，建立联系。

    江津县委，1939年原县委书记王世焕被被捕叛变，组织破坏。1941年初重建江津县委，秦朝亨任书记，委员李培根。1941年底李培根调走，增补沈瑛为委员，43年初，又调周平去江津负责。本地党员很少，大部是外地转去的，如白沙中大先修班、川东师范学生，以及小学教师和个别工人、职员等，共有党员20余人。

    璧山县只有个别党员，没有建立县级领导机构。

    中心县委的直属单位有；巴县冷水场特支，书记温凯廷，组织委员李文俊，宣传委员余国材。另外巴县长生桥、南岸黄桷垭、大渡口等地都有党员，由中心县委直接管理。

    新开辟的工作地区有：贵州黔北组织，这是1941年，外地组织有所暴露，把温凯廷，张真淑、李培根，戴克宇、石仲达、牟克波、周玉英等同志先后分别转移到南川合溪场，后来又到贵州的正安、绥阳、桐梓、仁怀等地，建立了据点，开辟了工作，但没有成立正式的各级委员会，主要实行单线联系。1944年，南方局办训练班，李治平、李培根、温凯廷均调来学习，同时研究工作。当时于江震与我商量，准备建立一个川黔边区工委，叫我负责。因贵州地区反动控制严密，我建议派干部去作工作，不必建立正式的组织机构。这个地区的工作，由我负责联系。当时正值日寇进攻独山、都匀，南方局提出要积极准备在黔北地区发动群众打游击。

    长寿县在1943年由巴县中心县委派王秉楠、文静吾等同志建立了县特支。由王秉楠作书记，以后秦朝亨调去作副书记。

    根据当时“转地不转党”的原则，中心县委原来所属党员，根据形势的需要和社会职业的变化，人转到那里，我们的管理范围也就跟到那里。如我们先后有三个党员考入中大读书，就在中大建立了一个属巴县中心县委的平行支部。有两个党员考进川大，还有两个原来在泸州的工人党员，西康人，转到重庆，和我接上关系，以后回西康越西工作，他们的关系仍然留在巴县中心县委。

    另外还有四川省委交下来的几个特殊关系。
    一个是张友渔同志在1946年冬交下的青年党重庆市党部的组织部长廖石城，指定由余国材联系，余国材、王世芬并因此打入了青年党。1948年初根据钱瑛同志关于根据需要可以发展特别党员的指示，经川东临委王璞、涂孝文和我研究，批准了廖石城入党。

    一个是打入特务机构的伍尚明，原是荣昌的党员，1941年撤到重庆，仍由我联系。他对旧社会各种江湖门槛很熟悉，是袍哥，当上五爷（因他姓伍，又是袍哥“五爷”，因此叫他“双五哥”）。并通过这种关系打入了军统两路口检查站当少尉文书。后特务站长升了官，调到大竹县，经我同意，伍尚明也跟着去了。1945年回重庆，由南方局出钱在两路口开个杂货铺，继续在袍哥里活动。日本投降后，江震要我提供一个可以搞兵运的人，我把“双五哥”介绍给他。以后他找一些失业军官活动，动员他们“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因此暴露被捕。他只承认“在泸州一个茶馆里吃茶，因发牢骚，被一个叫罗林人介绍加入共产党。”没有暴露组织出卖同志，被关押在伪陆军监狱，解放后在重庆“花纱布公司”工作。

    还有一个经济机构，是1946年由四川省委投资与群众合股开的“裕中行”，设在观音岩。我代表省委作股东，任总稽核，杨宗明作经理，黄绍辉、徐勋作副经理，王开智、樊竹屏作会计。都是我们的同志。

    当时巴县中心县委设在重庆，但与重庆市委没有关系。我原来与王璞、彭咏梧、骆安靖也不认识，只是和刘国定偶尔在街上碰见，打个招呼。有时到南方局汇报工作，遇见过刘国定，互相也不通关系。

    在这一时期，巴县中心县委的上级领导人是：1941年春，我初到巴县中心县委时，由廖志高联系；41年8月，由王致中联系；41年11月，廖志高介绍于江震（老江）联系；42年3、4月，于江震要离开，廖志高又介绍曾淳（孙国安）来联系；有时廖志高也直接联系。这时，除过去在泸州时就传达过，知道廖志高是川东特委书记外，其他同志的职务都不知道。到1944年2月，曾淳找到我，在一个旅馆里谈了一天，研究了巴县中心县委所属干部党员的情况和如何使用的问题。他又说，他可能要离开，如果三个月后还不来（原来每半个月碰一次头），叫我直接到办事处去接头。过了三个月，曾淳没来。当时他的社会职业是在张家花园“中华职业教育社”作职员，我去也没找到。我通过《新华日报》找到张黎群，由张黎群转告于江震，约我到办事处去住了三天。我详细汇报了几年来巴县中心县委的组织情况和工作情况。自从执行隐蔽方针以来，经过清理整顿，转移党员，开辟了新地区，开展了工作，组织保持比较完整，没有遭受破坏。于江震很满意，规定以后直接和他联系。后来又由许建业作我和南方局之间的交通。许建业原来在重庆市作工人工作，联系了一批工人，有一些泸州转下来的关系。他的社会职业是和成银行职员，和成银行调他到阆中工作了一年，回重庆后，通过周平找到我，经于江震同意，恢复了关系，交给我领导，并作我的交通，与南方局联系。

    1946年5月，南方局迁南京，在重庆成立公开的四川省委。46年“双十节”，我到中山路原中共代表团住地向吴老、江震汇报工作。于江震说他将要离开，以后由张友渔联系。同时介绍魏文颖（现在四川省党校作副校长）来协助我工作，没有明确职务。魏文颖当时在建川中学以教书为掩护。1947年1月，省委调他到川北去了。

    1947年春节后，我到省委住了一晚，向张友渔汇报工作，并交给他几个转到外地的关系。张友渔说，南京通知叫作好事变准备。当时他还告诉我邓照明的情况（没有说名字），说秀山有个关系，敌人怀疑他们是民盟的被捕了，目前还没有出问题。因为当时秀山来的信是由我们代转的，他叫我们接到信立即送去。所以我知道了秀山的关系，至于邓照明、刘兆丰的名字，是后来才知道的。

    从省委回来，不几天，在报上看到，省委和《新华日报》被敌人包围，撤回延安。我们当时比较镇静，虽然不知道四川是否留下有人，但估计上海、南京一定会留人，一定会找我们联系。于是我们作了两方面准备，一是把可能暴露的同志撤离，如“裕中电料行”的经理杨宗明，因是个文化人，爱写文章，就把他转移到蜀都中学教书；一方面把中心县委下属各个头头分别找来，向他们说明，我们已和上级断了联系，要他们按照过去的方针，积极认真地工作，不要乱找关系，避免出问题，等候上级来找我们。

      1947年5月，刘国定在街上碰见我，说正要找我。他说，钱瑛同志在上海，通过张文澄写信，叫他去上海见了面。他还说，他们是重庆市委的，还有王璞，也要找我。对他的这个说法，我是相信的。第二天，与王璞见了面，互相交换了情况和对形势的看法。他们进一步说明了到上海的情况：中央委托钱瑛管四川工作，钱瑛指定王璞负责清理川东的组织。钱瑛还交了几个大头的关系，说酉秀黔彭有个姓邓的川大学生，七大代表，从延安回来，作过县委书记，打过游击；川南有个组织，负责人的名字不记得了；下川东有个涂万鹏，是七大代表；还有我。前面几个人，王璞他们都不熟。我介绍了我所知道的情况；邓的通讯关系在我这里，对他本人不认识；川南泸州中心县委，1941年罗浩去后，43年又遭破坏，由廖林生负责，独立作战搞了三年，日本投降后，廖林生通过荣昌组织（廖林生原在荣昌工作），找到了我，由我把廖带到重庆，与南方局接上了关系，我可以找到他；下川东的组织，涂万鹏到万县后，与省委间的交通是冉益智，我下面有个党员沈知作，可以通过沈带信给涂万鹏。我和涂在泸州是认识的。

    于是通过党员陈俊逸的关系，找到刘兆丰，又通过刘兆丰与邓照明接上头；同时与川南组织接上关系，又把涂万鹏找来重庆。1947年暑假，大约是8月间，大家先后都分别由我给王璞介绍碰了头。王璞准备了一个提纲，估计了当时形势，分析了川东地区的各种矛盾，提出了发展农村武装斗争和城市工作的意见。大家讨论同意。在这以前，骆安靖又到上海，向钱瑛请示汇报了回来。各地组织已经过清理，大部接上了关系。9月，由王璞到上海，向钱瑛汇报，10月回来，传达钱瑛指示：基本同意王璞的汇报提纲，指出，工作重点在农村，城市支援农村，但城市工作，统一战线都要加强；武装斗争应多发展小型游击队，如搞大规模的打旗号的武装起义，一定要经过上级领导批准。还谈到，中央拟派在解放区的一些四川的军事干部组成队伍，从陕西、大巴山打回四川，以策应解放区战场，要我们积极配合。（当时我们估计这支队伍可能在1948年春进来，可能有在四川工作多年的于江震同志参加。我们在农村要准备，在城市也要准备。以后，1949年7月我们在武汉时，钱瑛同志说，中央已组织“川干队”，就是由于江震同志负责。但由于形势的变化，他们没有进入四川。）当时王璞在汇报中，估计已掌握千把人枪，比较乐观。钱瑛决定成立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王璞任书记，涂万鹏任副书记，刘国定、彭咏梧和我任委员。当时邓照明没有参加川东临委，因他在黔江被捕出来，由王璞和我负责审查。本来在向钱瑛汇报时已提出，邓照明在老解放区作过县委书记，搞武装打游击有经验，应该参加临委。钱瑛说，我们相信他，但应有个组织审查手续，你们赶快派人调查，现在先干工作再说。王璞回来，即向邓照明说明上级意图，并要他作上川东一工委书记，到达县大竹发动武装斗争。同时由宜昌特支陶敬之，通过打进敌人军队（即逮捕邓照明的军队）的党员明昭，查看了敌人的档案，说明邓照明、刘兆丰等在被捕期间没有问题（1948年3月樊恒才从宜昌回渝向我口头汇报的）。准备48年5月再到上海汇报时，把老邓补进川东临委，但未实现即开始遭到破坏。

    当时川东临委的分工和下属组织情况是：成立上川东地委，王璞兼书记，骆安靖、曾霖任委员。成立下川东地委涂万鹏任书记，彭咏梧任副书记，杨虞裳（艾英）、唐虚谷任委员，彭咏梧并立即到下川东，组织武装起义。改组重庆市委，刘国定任书记（王璞在上海时曾向钱瑛汇报，认为刘固定在城市工作太久，生活不艰苦，经济上不检点，打算调他到农村，但他不愿意。钱瑛说，那就暂时不忙动，以后再说）；冉益智任副书记，负责学运；李维嘉任常委，负责宣传、统战；许建业任委员，负责工运。巴县中心县委撤消。原巴县中心县委在重庆市内的关系，工人交许建业带去，学生交周应培带去，我只保留少数上层关系和必要的交通联络人员。我分管的地区有：涪（陵）南（川）工委，由原綦南工委和涪陵、丰都党组织合并组成，李治平任书记，刘渝明任委员；川南工委（以原泸州中心县委为基础），廖林生为书记，李培根为副书记；荣昌工委（以原永荣隆工委为基础），书记周平、委员何君辉、桂永安；黔北组织，包括绥阳的温凯廷，桐梓的余时亮，48年3月又派张立等十多人到黔北，原打算建立一个黔北工委，在筹备中，重庆市委遭破坏，怕受牵连暴露，没有成立，仍然分别开展工作。原巴县中心县委管理的裕中电料行，根据钱瑛指示，决定撤消，黄绍辉、徐勋另做生意。随即涂文素去万县，王开智调上海。川东临委成立后，我准备到川南工作，泸州不能去了，可以在江津、合江一带活动。我先到江津设立了几个联络地点，清理了关系，布置了川南的工作。

    1948年的旧历年后，约在正月初三或初四，我与王璞、涂万鹏在重庆碰头，知道下川东起义失败，彭咏梧牺牲。邓照明在达县、大竹的游击战已经打开，不几天也失败了，当时呆不住，带一批人回到重庆。当时决定，缩小活动，不再暴露。因当时重庆市委支援农村搞武装斗争，工作量大，头绪很多，为避免重庆市委暴露，决定把川东临委和重庆市委分开，由我任川东临委秘书长，驻重庆，并把北区工委交给我领导。北区工委所辖包括江北县和北碚一带，书记齐亮，组织委员黄友凡，宣传委员王朴（小王朴），小王朴家是大地主，他动员母亲金永华卖了大量田产，支援川东地下党，贡献很大。我与北区工委只接过两次头，就出了事。

    我作为临委秘书长，当时最重要的工作，一是安排好邓明照带回的几十个同志的疏散工作，这笔经费是靠北区工委小王朴家提供的；二是组织好与各地的交通联络。

    就在春节那次碰头时，还传达了川康特委蒲华辅从上海回来转达的钱瑛的指示，主要内容有：一、开展对敌人的攻心战，强化敌人的危机感；二、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三、有些能起特殊作用的对象，可以发展为特别党员。根据对敌开展攻心战的指示，王璞决定把《挺进报》寄给敌人头目，来动摇瓦解他们。

    4月3日，我与爱人曾昭华到南温泉找贵州回来汇报工作的余时亮接头，走前曾到志诚公司找许建业，没有见着。志诚公司是重庆电力公司的一些职员共同集资办的一家私营公司。由电力公司会计科长黄××作董事长，我们的党员刘德惠也参加作董事。许建业在那里作会计为掩护。因为重庆市委支援农村的干部、武器、电台，都要通过我转出去，所以我和许建业经常接头。志诚公司的职员工友许多都认识我。4月7日，我们从南泉回来，由曾昭华找电力公司的会计胡生寒（进步群众）借点钱。胡生寒说，老许和刘德惠都被捕了，矮子（指刘国定）被抓住了，现在到处在抓胖子（指我）。我到南泉之前，曾与刘国定碰过头，知道他的老婆住在宽仁医院生孩子。我马上赶到宽仁医院，刘国定的老婆正在哭。这时刘国定的联络员、汉利药房的周光福也在那里，他很紧张，说刘国定本来每天都来的，现在已两天没有来了。我安慰了她一番，把周光福喊出来，告诉他：刘国定被捕了，相信他能坚持，但要作好准备，叫他通知刘国定老婆准备出院。晚上回到江北（我家住江北），烧掉文件。第二天清早到化龙桥中央电工器材厂找冉益智，当时估计，刘国定可能坚持，也可能叛变，要作两手准备，能撤离的撤离，我在冉那里住了三四天，每天研究新的情况。当时已知道敌人曾去逮捕刘国鋕，刘逃脱。因此决定冉益智二、三天内一定要离开，并约定4月16日中午十二时，我、冉益智、李维嘉在北碚图书馆碰头。同时，我又通知了邓照明，并由王璞的爱人左绍英和曾朝华通知了有关头头（如齐亮、罗志德等），凡是刘国定知道的地方，都要避一避。一天凌晨，我找到樊恒才，由他写信，介绍我到北碚的两个乡长（党员）处去住。临走时樊给了我二百元作盘缠。

    作好这些安排之后，我先后在小龙坎和青木关双河场住了几天，16日中午十二点到北碚图书馆门口接头，李维嘉先到，冉益智没有来，我们迅速离开，估计冉益智出了事。我与李维嘉商量，因为他所联系的人还没有出问题，决定他看看发展情况再作部署。同时我又交了一个关系给他：西南实业协会的廖石城，这个关系，刘、冉都不知道。我们分别在北碚住了一晚，第二天清早，我到车站看着李维嘉上了车，才回青木关。李维嘉到重庆后，形势很紧，已有人被捕，无处隐蔽，已经呆不住了，他作了布置之后，转移到了成都。

    后来知道，冉益智4月15日上午九时许在北碚被捕，当天就叛变，出卖了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犹和北碚几个学校的党员。

    我从青木关随即到荣昌，何君辉告诉我：刘国鋕在荣昌被捕，重庆来人和吉普车抓的。荣昌地方组织没有被破坏。我们断定冉益智叛变了，因为刘国鋕在荣昌的住地，只有冉益智知道。我在荣昌与周平、何君辉研究，刘、冉虽不知道荣昌关系，但也要有所准备，红一点人能转移的转移，不能转移的作好武装自卫的准备。

    我通过左绍英与王璞约定4月底在璧山蒲元乡碰头。他先派交通袁尊一来看看情况。袁尊一说，我的交通罗志德被捕了。情况更加严重，罗志德知道的情况很多，綦江、荣昌等地的关系他都知道。我本已通知叫罗志德走，但他有一亿元的款子没有拿到手要等这笔钱，说：“炮还没有打响，人那能就跑了!”不肯走。罗的被捕，不是刘、冉的直接出卖。他是通过一个社会关系做一个特务的工作，拿《挺进报》给这个特务看，想动摇瓦解这个特务。《挺进报》被破坏，风声一出去，这个特务怀疑罗志德，把他逮捕了。罗志德任我的交通联络多年，在青年馆对面纸业公会作会计为掩护，我经常去他处，那里的人都知道我们是“表兄弟”的关系，罗的被捕也增加了我在工作上的很多困难。罗被捕后，没有出卖组织，伪特刑庭判处了死刑。

    在这同时，北区工委的小王朴也被捕了。在刘国定被捕后，大王璞叫骆安靖到重庆来处理问题，见到小王朴，准备由小王朴拿两条金子给我们，作下川东的活动费用，并已知道形势严重，小王朴当时有可能转移，飞到香港，但他犹疑了一下，骆安靖也没有坚决要他立即离开，结果被捕。小王朴被捕，我们的经济来源又成了问题。形势发展日益恶化。
袁尊一当天即返渝，第二天，王璞到了璧山，在蒲元乡荣怀民家里我们研究了一天一夜。我们分析：王璞和我已不能在重庆活动了，但邓照明在重庆，住南温泉，刘、冉不认识他，还可以活动。刘、冉知道下川东的涂万鹏，我已告徐勋要他通知涂刘国定被捕的情况，叫他住意。同时决定我到铜梁，把铜梁的关系交给我领导。5月初我到铜梁，5月20几，王璞又来铜梁，商定派人到上海向钱瑛汇报。王璞和我都无法去了，决定由涂万鹏去。还研究了邓照明的工作安排。有两种考虑：一是调到华蓥山地区，准备打游击；一是留在重庆清理组织，但又耽心达县起义回去的人与重庆关系多，怕受牵连，涉及到邓。我建议还是留在重庆为好。我和王璞还研究了重庆组织被破坏后的方针。当时已判断刘国定、冉益智已叛变，重庆的形势正在继续恶化，要想尽一切办法通知所有刘、冉知道的关系，必须迅速转移；而刘、冉不知道的关系，则要避免暴露，尽可能隐蔽下来。同时发动川东各地动员在重庆立得住脚的同志到重庆去，找好社会职业，扎下根来，继续工作。以便积蓄力量，保持重庆的阵地。因此也就最后决定邓照明暂时不动。

      五月端午，我从铜梁到合川，在胡树英学校住了三天，又与王璞碰头，研究了几个问题：（一）知道钱瑛到了香港，并通知我们派人到香港接头。当时还不知道涂万鹏被捕，因此决定仍然通知涂到香港找钱瑛。（二）王璞的交通袁尊一也被捕了。袁知道的情况也多。我们与袁尊一、罗志德多年相知，估计不会出问题，决定，袁、罗知道的关系不动，放手干。事实表明，这两个同志表现很坚强，保守了党的机密，没有造成损失。（三）研究了广安、华蓥山地区起不起义的问题。估计起义会站不住；不起义，又暴露太多，群众性的暴露，掩护不下来。这个问题，当时没有决定下来，约定8月1日在南充开会再定。

    接着，我通知川南的廖林生和荣昌的周平到铜梁开会。这时荣昌也出了问题，一个石匠党员搞抢粮运动，暴露了，石匠跳河牺牲。我们研究决定，本地的同志设法掩护下来，外地去的同志撤走。于是把周平、张耀龙等撤到川南，发展小型武工队。并由周平去向李治平通告当时的情况。

    7月底，我到合川，胡树英说，王璞派人通知，不要到南充去了，他们已经决定起义。叫我们也准备起义，如起义不成，则组织支援。

    回到铜梁，姜伯言参加了王璞在岳池罗渡召开的会议，向我传达说，骆安靖被捕，广安组织暴露，只好背水一战，被迫起义。打响后，要破仓分粮，烧红契，开农民大会，部队拉上华蓥山。王璞还说，在起义中，如果有人被捕，为保存力量，可以允许自首，承认自己身份，只要不暴露组织，由他向上级负责。

    我到璧山，从报上看到，华蓥山起义已经失败了。之前从报上看到万县的涂万鹏也被捕了，而且从消息报导透露的细节可以看出，涂有问题。本来我们已由徐勋告诉了重庆出事的消息，徐勋他们也已转移，但涂万鹏还没有转移，就被捕。

    当姜伯言传达起义决定后，我们即着手准备，考虑到可能胜利，也可能失败，如果失败了就要组织收容，安排善后。就在姜伯言走后二十多天，约在9月上旬，我在铜梁，在一个赶场天，游文俊急急找我汇报说，陈伯纯来了。是国民党师管区的一个参谋、陈伯纯过去的同学向伪县政府、警察局报告的。当时说得很形象：陈伯纯坐在滑竿上，滑竿上绑一捆草鞋，前面挂一架灯笼，往斑竹场方向去了。县政府、警察局赶紧派保安队和警察去追捕陈伯纯。当时我们的人游文俊在县银行当经理，阮绍成作巴山镇镇长。警察和保安队出去抓人，要钱要饷，向县银行借钱，我们一方面由游文俊以要手续齐备为名，非县长签字不可，拖延时间；一方面由阮绍成出面和警察、保安队的人周旋，也是拖延时间。同时派杨德进赶在前面去通知陈伯纯。从铜梁到斑竹场四十里路，两个小时就赶到了，终于抢在警察、保安队之前截住了陈伯纯，避开了敌人的追捕，又把他带回铜梁，安全隐蔽在李湘石家里。我到李湘石家见到陈伯纯，他汇报了起义失败的经过，并说王璞 同志在起义中因身边的同志手枪走火，已经牺牲。在此之前，已有参加起义的川教院学生赵克家到铜梁斑竹场，两人所述完全相同。考虑到陈伯纯在铜梁、潼南一带无法活动，乃决定由廖林生同志在11月间把他带到川南工作。

    由于刘、冉的变叛和上川东起义失败，造成了川东地下党的大破坏。这个过程，从1948年4月到9月，前后经过了将近半年，9月以后形势才开始稳定。当时川东临委所属组织，除我直接领导的川南工委、涪南工委和长寿、铜梁、荣昌等县，以及黔北组织基本保持完整外，其余各地大部遭到破坏，或受到严重牵系，需要重新清理。这时邓照明在重庆，我们无法联系，不通情况。他积极主动地对上、下川东和重庆地区的组织，分别清理，恢复联系，安排善后，重新聚集力量。我在铜梁一带也作了一部分工作。我曾通过川南的组织派人到重庆找邓照明，他于9月中到上海找钱瑛，没有找着，11月回来，通过川南组织的联系到铜梁来，我们接上了头，汇集了情况，交换了意见，总结了经验教训，决定在农村不再搞大的武装起义，在有条件的地方搞小型武工队；也不大量发展党员，注意积蓄力量。此时，重庆、川南、上下川东各地组织均已经过清理，建立了联系。

    在此之前，在华蓥山起义失败，王璞牺牲后，我曾和姜伯言研究如何找上级领导的问题。大概是10月或11月，我派姜去南充。拟通过南充川西的党组织商量我和“川康”的负责同志见一面，互相交换情况，商讨如何与钱瑛取得联系的问题（因我们不知道钱瑛的通讯地址）。但经过姜伯言的努力，毫无结果。后又听说李维嘉在遂宁，他和川西的同志熟悉。我又派姜伯言到遂宁找李维嘉，也未找到。

    在铜梁，我和邓照明研究当时形势，认为我在铜梁已有些暴露，决定离开铜粱，转移到江津。铜梁的党组织是1948年初王璞派熊伯涛、敖明富去清理的，通过近一年的工作，当地的老党员经逐个考察，能恢复关系的已经恢复，并发展了一批新党员。铜梁的党组织和党员同志这一时期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他们在支援川东临委领导，掩护川东各地到铜梁的干部，安置华蓥山起义失败后撤退下来的同志，组织交通联络站，以及为川南的武工队提供经费、枪支等各方面都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我离开铜梁时决定，铜梁工委由游文俊、杨德进同志负责，熊伯涛、马叔静、张兰星随我到江津，调敖明富到重庆工作。

    1949年1月，张兰星、熊伯涛先后调去江津。张兰星在江津刁家场作基层工作，熊伯涛与在重庆的谢长琮通过一个统战关系（江津县粮食局会计主任和双和乡征购主任张孝昌），在江津组织了一个字号，作为我们的掩护，同时开辟经费来源。在我离开江津前决定，将来川南的经费由江津方面来筹划，如有必要，可以将李培根从川南调到江津。这时江津还没有建立统一的县级领导机构，分别由我联系。

    1949年春节前，我在江津刁家场刁光明同志家，召开了一次川南工委、涪南工委的工作会议，有廖林生、周平、李治平、李培根、胡晓风、张兰星等同志参加。会议听取了各地的情况汇报，并根据我与邓照明研究的工作方针，布置了工作。决定：在川南和涪南地区都不搞武装起义，仍然继续坚持在叙（永）古（蔺）边境深山老林地区搞小型武工队；加强泸州的城市（特别是二十三厂的工人和泸州学生）工作；涪南工委原调出的干部仍回涪南，加强涪陵、南川、綦江、荣昌等工矿城镇的工人工作和统战工作；纠正川南个别地方（纳溪）大量发展新党员，降低质量的不妥当作法。这个会议日夜加班，开了四五天。

    春节后，正月初五或初六，邓照明来江津和我碰头，传达他到香港与钱瑛同志接头时，钱瑛的指示。钱瑛同志分析了当时形势，指出，全国即将解放，川东地下党的工作重点应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以迎接解放，配合接管为中心，要加强学习，学好《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文件，加强调查研究，加强统战工作，注意整顿组织和积蓄力量，不再搞农村武装起义；决定成立川东特委，由我任书记，邓照明任副书记；为了培养提高干部，决定分批调川东的骨干去香港学习和总结工作，每批不超过五人，并指定我必须立即去。我们研究决定第一批到香港去学习的，除我之外，还有廖林生、姜伯言、李家庆、黄友凡，下批人选等我们回来再定。鉴于我当时的处境，不便经重庆飞香港，乃决定到泸州，经川滇公路到昆明，再飞香港。

    2月中旬，通知涪南工委的李治平同志到江津刁家场，向他传达了钱瑛同志指示，进一步研究布置了涪南地区和江津的工作。随后，我去铜梁，向铜梁工委的游文俊、杨德进作了传达、布置。并和李家庆、姜伯言碰头，听取了汇报，传达布置了工作，同时通知他们去重庆联系，转赴香港学习。

    3月中旬我到泸州，住泸南中学李培根同志处（泸南中学校长刘国瑞同志是老党员），向川南工委的同志作了传达布置，听取了汇报，并通知廖林生于3月底去重庆转香港。当时周平在古蔺山区搞武工队，一时无法见面，由李培根派人向他或由他到泸听取传达。当时在川滇公路上已发展了几名汽车司机入党，我与他们商量如何去昆明的问题，他们几次慎重研究，认为川滇路上经常有土匪拦车抢劫，班车已不能正常通车，安全没有保障，因此不能成行。只好与重庆邓照明联系，另外设法。邓来电说可以由重庆起程，乃决定仍回重庆转香港。在泸期间，我会见了阔别多年的过去泸州中心县委时期的老同志和二十三厂的工人同志，向他们传达了形势任务，大家情绪很高，劲头很大。

    4月初，我从泸州回到重庆。住小龙坎树人中学内（校长傅世屿，教员覃正中、胡志松都是我领导的党员），邓照明到学校来，我们研究了当时正在全市兴起的学生运动的斗争方针策略，和我去香港的办法。并决定如果我们的工作有变化，由刘兆丰、卢光特、李培根、李治平等同志临时负责川东党的工作。因为他们对川东川南地区的情况比较了解，叛徒都不认识他们，比较容易活动，能够承担这个任务。4月19或20日下午老邓到学校接我，恰逢这天下雨，我们各乘一部人力车，把车蓬遮上，进城住林森路石林、老马同志处。第二天由石林送我到珊湖坝机场，直到飞机起飞后，石林才离开。

    当天到香港，三天后见到了李应吉（宋林）同志，他是抗战时期川东特委的组织部长，我们不认识，但彼此都知道。李应吉告诉我，钱瑛同志得到中央通知，已将川东、川康在港学习的干部带回北京，香港的学习班已经不办了；钱瑛同志要我和邓照明都随她到解放区，因为我们都太暴露，不能在重庆、川东再呆下去。他还说，钱大姐等了我约近两周，还不见来，他们日夜都在惦念，又恐发生了问题。他并要我立即拟好发给邓照明的电报，要邓迅速来港转赴解放区，电报经李审查后即行发出。李又说，廖林生还在香港等船到解放区去。我即搬到廖林生处住下。

    5月初，邓照明、曾昭华同志等从重庆到香港，我去接到他们，当晚邓见到了李应吉同志。邓向李汇报工作情况，李应吉又告诉我们，他的任务是执行钱瑛同志的决定，把我们送到解放区，见到钱瑛同志后由她决定工作。

    5月下旬，我们离港经烟台到济南，山东分局告诉我们，钱瑛同志等已去武汉中南局。7月1日，我们到达武汉，向中南局组织部报到。7月2日见到钱瑛同志，也和随同钱瑛同志进解放区的原川东、川康地下党的同志见了面，大家十分高兴，同时也十分挂念留下的同志和工作。邓照明向钱瑛同志汇报了情况。鉴于西南即将解放，我们都很暴露，钱瑛同志决定我们不回去了，川东特委的工作由我们提名的刘兆丰、卢光特、李培根，李治平他们暂时负责。重庆大破坏后，川康方面曾派人到重庆填补空白，开辟工作。这时钱瑛同志叫马识途把川西在重庆的主要负责人罗民什、刘康的关系交给了邓照明。6月中下旬，在我们到武汉前，钱瑛同志曾组织川康、川东的伺志对1947年以来的工作进行一次总结。我和老邓后到，没有赶上参加，也没有向我们详细传达，只叫我们根据上海、武汉地下党在临解放前的斗争经验，拟订了一个川东党的工作提纲，经钱大姐审查修改批准后，派姜伯言同志回重庆传达贯彻。7月中旬，姜伯言动身返回重庆。

    在武汉时，钱瑛为了帮助四川的同志学习在执政的情况下如何工作，曾组织部分川康、川东的同志，参加武汉的接管“实习”，以便取得经验，回川参加接管。川东参加工作的同志有，黄友凡在中南局统战部，李思源在中南局外事办公室，王觉在文联，吴斌在团校，曾昭华在华中贸易部。我没有参加武汉的工作，钱大姐给了我一项临时特别任务，给武汉大学一个要求入党的进步学生涂××办三天学习班。我给他讲了党的建设、秘密工作等问题并吸收他为预备党员，要他去贵阳做他叔父（贵州省伪保安司令）的策反工作，同时派李思源同志和涂同去。10月，李思源顺利完成任务返武汉向钱大姐汇报后，随军回重庆，与我们在行军途中汇合。

    党中央决定由二野刘邓大军进军西南。8月，钱瑛同志派我去南京，向邓小平、宋任穷、张际春等领导同志汇报川东党的情况，请示任务，并向西南服务团的一些负责同志作了汇报，他们都很高兴。领导决定，川东、川康的干部都到南京，我即返武汉复命。

    在川东、川康的干部行将离武汉去南京的时候，一个下午，钱大姐在她的办公室接见了我们大部分同志，特别勉励我们在解放后要谦虚谨慎，向老区的同志学习。这是钱大姐直接给我们的最后一次教育，给我们每个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9月中到南京，邓小平、宋任穷、张际春等同志接见了我们，由马识途、邓照明分别汇报了川康、川东的工作。首长们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予了亲切的慰问，并设宴招待了我们，大家很受鼓舞。领导又决定，川康的同志到西安随一野去成都；川东的同志随三兵团和川东区党委返重庆；川南的同志随川南区党委返泸州。9月30日下午，我们离开南京，随川东区党委政策研究室的陆凤翔同志等进军西南了。

    行军到湖南常德，川东区党委研究配备川东地区（包括各县）的主要领导干部，区党委组织部长魏思文同志邀邓照明和我参加，我们把所了解的川东地下党各地干部情况作了介绍，提出了使用意见。解放后接管时，干部大体是按这个方案配备的。

    11月底重庆解放，大军入城第二天，我们也到达重庆，先后和留下坚持工作的刘兆丰、卢光特、李培根、李治平，以及在重庆的其他同志见了面，大家都投入了紧张的会师工作，追悼死难烈士的筹备工作，地下党干部、党员组织关系的审查、转移工作，党的外围团体的交接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思想工作，等等。到此，川东地下党完成了她的历史任务。

从这份《大公报》的时间上来看，应该就是上文中的罗志德。罗后来被营救出狱。

胡述民和胡康民是一个人吗？

引用第8楼红旗飘飘于2010-02-11 16:30发表的  :
胡述民和胡康民是一个人吗？

当然不是

    胡康民，男，湖北省枝江人，生于1932年7月11日，1951年7月参加工作，1953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重庆市党史工委编研室主任；兼任南方局党史资料研究室主任；重庆市党史工委副主任；重庆市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兼任《红岩春秋》杂志社主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7年11月21日逝世。

  胡述民，女，曾在渣滓洞关押，曾紫霞《战斗在女牢》中提到过她的名字。

谢谢若水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