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新的出路，又遭新的挫折
七一二事件以后，川西南人民武装工作委员会的干部们，转移、隐蔽到新津县顺江乡吴店子村党外朋友李修平家的大院里，总结经验教训，探讨新的斗争方式。
对于这次起义的失败，大家都认定可能是内部有人向敌人告密，但一时还弄不清真相（到次年才查明系李佩文等3人叛变告密，并予以处决）。对于今后的斗争，会上出现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不能在大邑搞武装斗争了，应该撤出；一种认为大邑还有搞武装活动的余地。到成都向川康特委请示的刘丹，回来传达了特委的指示：改武装暴动为组织小型武工队进行武装袭击，打了就跑。刘丹传达后，大家沉默不语，只好休会。
当晚，干部们在地铺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李维嘉就近与人交谈，发现交谈者都认为搞小股武装袭击没有把握。次日开会继续讨论特委的指示，李维嘉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多数同志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认为在大邑搞武装袭击过早暴露自己，易遭敌重兵镇压，不如采取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的办法，一面以半合法的烟帮武装、袍哥武装的形式出现，搞“两面武装”；一面深入农村，发动农民，逐步扩大地下武装，发展党的组织，开展统战工作待机而动。李维嘉据此起草了文件，由刘丹带往成都向川康特委汇报，并获批准。武工委当即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肖汝霖、周鼎文率领将武工队基干力量以袍哥武装形式，带到川康交界的象鼻子山进行整训，多数未脱产的农民武装仍寓兵于农；另一路由李维嘉、李安澜率领部分党员骨干，转到刘文彩占地近千亩的三岔乡一带，以学校为据点，进行群众工作和扩建党组织的工作。刘丹统管全局并负责山区、坝区之间的联系。
这个比较切合实际的方案，在执行过程中又遇到新的考验。
西康省芦山县的象鼻子山，与四川省的邛崃、大邑两县交界，几面悬崖陡壁，只有一条石骨路通向山顶，山上只住有三家农民。武工队上山集训不久，就得知敌人在调集军队，准备从四而包围象鼻子山。是留下来与敌人周旋，还是及早跳出包围圈？跳出去又该走那条路线、找什么人接应？面对这样难题，武委会主任肖汝霖自告奋勇，带领川大学生徐达仁下山探明情况，沟通关系。不幸的是，他们潜行到大邑县王泗乡折向凤凰乡时，即在龙门坎与刘文彩豢养的大匪首郭保之部狭路相逢，当即被捕，被押送到安仁镇的“公益协进社”总部。肖汝霖沿途高呼：“我是唐场肖汝霖，不是坏人啊!”以此向党报警。刘文彩亲自对肖进行刑讯，并以押交县政府为名，下令将肖汝霖、徐达仁杀害于押送中途的王店村。当年与肖汝霖一起战斗过的武工队员李志恩告诉笔者：肖汝霖为购买枪支弹药组织地下武装，曾多次变卖家产，牺牲时年仅28岁。
肖汝霖、徐达仁牺牲的噩耗刚刚传来，在象鼻子山上整训待命的武工队，又遭遇了一次凶险。这天，从右边的悬岩陡坡上爬上来12个肩背长枪、手提短枪的汉子，声称他们是烟帮武装，听说这里人多势众，想前来合伙。武工队中有人认出其头目，是土匪郭保之部下的一个小头目，人称杨麻子，又叫“旋得极”(吸人血的蚂蝗)。武工队负责人周鼎文，深知郭保之惯用打入内部、吃掉对手的奸狡手段，知道来者不善。他当即派涂赞朝出面，以礼相待，将这批匪徒接到堂屋和隔壁卧室里休息。这些匪徒东张西望，手指不离短枪的机头。问其来历，前言不搭后语，特别避讳与郭保之的关系。周鼎文当即决定：先发制人，立即消灭这股居心险恶的匪徒。随即请杨麻子进卧室抽大烟，请在堂屋里的杨匪爪牙吃烧玉米。这时，背靠背面向卧室的周鼎文和面向堂屋的陈孟君，按事先约定的信号，手臂一碰，齐声大喝：“不许动!”两人连发数弹，武工队员们也同时开枪，12个匪徒未及还手，全被击毙。涂赞朝也误中流弹牺牲。
消灭了杨麻子这股匪徒的次日，在山下进行群众工作的刘丹，给武工队带来了山下工作大有进展的消息。武工队人心振奋。当即决定，由周鼎文率队从夹缝中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以袍哥武装的面貌，返回大邑平坝地区，分组隐蔽，掩护群众工作的开展。
正当川西南武工委领导的群众工作、统战工作和建党工作顺利进行之际，一次意外的打击又突然袭来。由于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的叛卖，滞留在成都的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蒲，于1949年l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蒲被捕后也叛变了，出卖了川西南武工委党的主要领导人刘丹。刘丹在成都已知特委出了问题，却未及时转移，即被敌特逮捕（后牺牲于重庆渣滓洞）。同年l月21日，成都的国民党特务又寻踪扑向李维嘉隐身的大邑县三岔乡小学。在此以前，李维嘉因雅乐工委书记陈俊卿在乐山被敌特逮捕（后牺牲），已奉命转移到距三岔乡不远的崇庆县安顺乡。按照原先的约定，刘丹应于1月20晚由成都返回大邑县三岔乡小学与李维嘉接头。李维嘉如约于当晚潜返三岔乡小学，等到深夜，仍不见刘丹归来。经历过重庆大逮捕的李维嘉感到情况有异，次日早饭后立即转移。李维嘉走后不久，敌特即至。他们没有抓到李维嘉，就将三岔乡小学校长田载重（后入党）和教导主任王俊华（女党员）抓到县里去追问（后由地下党通过进步人士王安懋将二人保释）。李维嘉又逃过了一劫。
川康特委遭受敌特的大破坏以后，仅存副书记马识途一人。马识途奉召赴香港向中共中央上海局钱瑛汇报情况，行前指示：李维嘉撤离大邑，隐蔽待命；川西南武工委的3名重要领导成员李安澜、周鼎文、李唯实和雅乐工委幸存的惟一委员邹玉琳，按照合法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既定方案，分别领导川西南几片地区的工作。
顺应形势，深入发动群众积聚力量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占领敌巢南京。蒋介石集团收拾残兵败将，准备固守南方尤其西南各省，并加紧在其控制区搜捕共产党员；但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形势已是不可逆转的了。在此形势之下，川西南武工委所属的党组织，也各尽所能，在广大农村地区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当地一些党团干部和由城市转移到农村的以四川大学学生为主的大批进步青年，以当长工、打月工等形式，扎根于群众之中，与农民谈心交朋友，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介绍解放区的《土地法大纲》，从结拜干亲、搞姐妹会，进而组织秘密的农民同心会、农民协会、农民先锋队，并且在农民积极分子中发展“民协”、“火星”、“新民主主义实践社”等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在此基础上发展党员，组建秘密的农民武装。到1949年6月，在大邑、邛崃、仁寿、灌县等地，通过各种形式组织起来的农民已上万人，农民武装已拥有上千人枪，并在部分乡村建立起党支部和党小组。大邑县的十多个乡，已在地下党的实际控制之下。
与此同时，地下党还与大邑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地下民主同盟大邑县负责人王安懋，建立起密切的统战关系，由大邑地区地下党负责人李安澜派出党员担任王的秘书和勤杂工（实为交通员）。在王安懋的帮助下，地下党的武工队取得了大邑县自卫总队下属的3个武装巡回检查组和肃奸队的番号，可以打起“除匪缉毒”的合法旗号，执行党的武装任务。王安懋所属的3个自卫中队，除第三中队仍由刘文彩直接控制以外，其余的两个自卫中队，还可对地下党的武装活动给予掩护。一些社会上层人士和袍哥组织，也纷纷向进步力量靠拢。在仁寿县，邹玉琳领导的地下武装，也控制了该县的警察中队。在灌县，李唯实在矿区组织了猎枪会。在双流县，周鼎文在建立擦耳岩据点和交通站的同时，还组织党员收听新华社的广播，印成《火炬报》秘密发行。在崇庆县，由陈万堂办起了有30多人参加的干部培训班。
面临人民解放军即将向西南进军的形势，川西南几片地区党组织的负责人，深感继续各自为战，已不适应工作的需要，要求恢复统一的集体领导机构，并一致推举李维嘉出来承担主要领导责任。1949年6月，李维嘉和邹玉琳、李安澜、周鼎文、李唯实等，在成都西门外民主进步人士朱召南家里秘密开会，决定在川西南武工委和已经遭到破坏的雅庆工委的基础上，组织统一领导川西边地区地下斗争的中共川西边临时工作委员会，由李维嘉任书记，邹玉琳任副书记；同时，决定利用国民党政府被迫颁布的《二五减租条例》，发动农民群众，把国民党搞的假减租，变成真减租的群众运动，进一步壮大人民力量。一俟解放军挺进川西，即公开打出游击队的旗帜，配合解放军牵制和阻击敌军。这一领导机构后来得到中共川康特委马识途的承认。
在变假减租为真减祖的群众运动中，刘文彩无力回天病重气急身亡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聚力量，在大邑县的三岔、元兴等乡，有上万农民参加的矛头直指以刘文彩为首的地主阶级的减租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为取得减租运动的胜利，李维嘉于同年夏重返大邑，掌握斗争的全局，具体工作由李安澜组织实施。他们决定分片召开党的会议，要求在减租斗争中，充分利用国民党政府颁布的有关法令，进行合法斗争，同时做好以农民武装对付地主武装的准备；对于中小地主、开明士绅和恶霸地主，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
这年九、十月间，正是秋收登场、地主收租的季节。减租运动很快由外围指向占有土地最多的刘氏家族。当刘文彩的侄子、外号“八老虎”的刘元珽，派其管家杨信孚，带着20多辆鸡公车，到静林寺收租时，农民便很快围了上来。积极分子陈银洲、陈字贤挤到杨信孚面前便问：“杨先生，政府宣布实行二五减租，刘家执行不执行？”杨信孚白了他们一眼说：“减啥？没有见过告示，八老师也没有打过招呼!”大家正在与杨信孚讲理，外面有农民放了一枪。杨信孚带来的家丁也亮出枪来，威吓农民说：“烂炮火算个球!”农民陈启安提起锄头逼近那个家丁，骂道：“你杂种敢动枪?”周围群众愤怒呐喊：“不减租就砸风谷机!”“不减就拉开(开枪)!”杨信孚见农民人多势众，只好连声答应:“照减，照减。”
为对付农民抗租，刘文彩的侄子刘世荣带了十多个全副武装的家丁，到元兴乡党林村放了警戒，强迫收租。当地农民一面应付拖延，一面向武工队报信。地下武装干部王旭明等赶到党林村时，竟遭刘世荣的警卫开枪射击。后见农民武装越聚越多，刘世荣只好藏进廖海丰家的牛槽里，十多个武装齐全的家丁都被农民缴了械。刘世荣吓得魂不附体，跪地求饶，答应照章减租。
刘家地主见小股武装已经弹压不了武装的农民，就派出几百名看家部队，开到元兴、三岔两乡实行武装收租。但他们才过了斜江，就被农民武装堵往，并被多出几倍的农民武装围困起来。他们见势不妙，只好派出当过国民党正规军团长的刘从周，陪同安仁乡副乡长王丕昭出面谈判。地下武装代表陈仕英、陈威仪严正指出：“你们是武装反抗政府二五减租，是非法的反动行为!”王丕昭连声陪礼说：“误会，误会!”在农民武装的优势面前，他们不得不接受农民的条件：租谷照减百分之二十五，保证不因减租夺佃。
消息传到在成都治病的大恶霸刘文彩那里，他气得口吐鲜血，连声叫嚷立即回安仁，死也要死在安仁。家人们将他抬进小轿车，没有回到安仁就死在半途中。时为1949年10月17日。
敌军反扑未逞，终于难逃覆亡
刘文彩死后，国民党省主席王陵基，在大邑县参议会的恳求下，于当年10月派出3个省保安团的兵力，到大邑地区“清剿”农民武装。县长徐元勋先派王安懋率大邑县自卫总队下乡“扫荡”。王安懋将敌情通报给地下武装后，即装模作样地带队下乡走了一趟回城交差。地下武装紧急疏散了暴露人员，除党员肖国珂、田载重未能及时转移，被捕后英勇就义外，未受损失。保安团“围剿”扑空，即由大邑县县长徐元勋命令大邑县自卫总队在公园集合，强行缴械，并逮捕了自卫总队副总队长王安懋。队员中有人奋起反抗，当场击毙了反动县长徐元勋。万人减租运动和反动县长被击毙的消息，使成都为之震动。
这时，人民解放军已进入四川。中共川西边临时工委决定：将川西南武工队在各县的地下武装和仁寿县的农民地下武装，以及西康大渡河的一支地下武装，统一组建成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以肖国珂烈士之父肖绍成为司令员，李维嘉任政治委员，周鼎文、李安澜分别任副司令员和副政委，公开发表宣言，打出旗号，拉出队伍。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12军分兵向川西挺进。国民党军队纷纷向西南边境逃窜。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4000多名武装，配合解放军在大邑、邛崃、新津、仁寿等县出击，并包围了国民党二十一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约3000人，逼迫他们举起了白旗。在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下，备受以刘文彩为代表的反动势力镇压、迫害之苦的西南地下武装和川西人民，终于获得了解放。只是刘文彩这个作恶多端的大恶霸，因在解放前两个月因病重气急身亡，未能受到应有的惩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