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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烈士的声音 □吕雷 　刊发时间：2010-05-21 05:13:20　光明日报 　 　　在山路上行走，每一步都沉重，我听到自己的心跳。
　　借着到重庆开会的空隙，我和高洪波等朋友提着花篮，穿过歌乐山熙熙攘攘的人群。身旁的孩子们欢快喧闹地奔跑追逐，兴奋地享受着春光无限的郊游，我们却无 言地走向那片鲜血浸透之地。
　　精致、芬芳的花篮系着红色的绸带，是我从几千里之外的广州带来的，临行前，87岁高龄的老父亲,颤颤巍巍地在绸带上写上了五位战友的名字，且一再叮嘱我:一定要系在花篮上，敬献在烈士的遗像前。作家李兰妮得知我父亲的这个愿望，便张罗人手给我拍照，好让我行动不便的老父亲能看到献花的过程，作家邓刚、黄尧、何立伟立马响应，个个拿着相机跟着我，俨然是专业的摄影记者。
　　在渣滓洞的一面墙壁上，密密麻麻陈列着烈士的遗照，我终于找到了他们的名字：齐亮、马秀英、胡有猷、杨翱、陈诗伯。他们是那样年轻，俊朗帅气，面带阳光的微笑，看得出来，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个个年龄都不到30岁。当年，他们有的是父亲单线联系的上级，有的是朋友、同学，然而,在共和国已经诞生后的那一个血色黎明时分，他们却倒在一片血泊之中，没有看到梦寐以求的重庆解放……
　　我向烈士们的遗像低下头，虔诚地献上花篮，我又仿佛听到了自己的心跳——
　　1947年，重庆乌云压城，腥风血雨。我出生在民建中学的猪圈旁边，那年是猪年，属猪的我冥冥中开始接受磨难。因为是早产，生下来后我不会哭，连吸奶的力气也没有，接生婆抱过一看，皱皱眉头说，这个娃儿怕喂不活。可我活下来了，民建是地下党办的学校，于是我有许多“干爹”、“干妈”，母亲没有奶水，“干妈”就弄来奶粉，调开了用棉花蘸湿挤进我的小嘴里。6个月后，我被寄养在农村一个佃户老婆婆屋里，父母有时来看我，见我躺在灶台边的禾草堆上，苍蝇嗡嗡嗡地围着我飞舞，老婆婆熬好了米糊，用手指抠起一点一点抹进我嘴巴里，就这样把我养到一岁，当时谁也不知，老婆婆的东家有个肺痨病人，不满一岁的我感染了肺结核。
　　1948年，重庆地下党组织遭遇灭顶之灾。作为乡建学院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的父亲懵然不知，到了约定时间，未见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来接头，又较长时间未见地下传递的《挺进报》，预感到巨大的危险在逼近，只好启动紧急程序，到北碚“接头”，并由我母亲在后面远远跟着，一旦发现不测立即回去报讯。就在北碚一座石桥桥墩旁，父亲与一个穿长袍的青年对上了暗号，细一打量，发现他竟是化了装的重庆北区书记齐亮，他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时，父亲和他有过联系。齐亮机警而冷静，却低声说出了晴天霹雳的几句话：“有人叛变，摊子被搞烂了，胡有猷被捕了，情况非常严峻。你回去马上把已经‘红’了的人，不管是党员还是外围六一社员，尽量撤离重庆，回家隐蔽、分散下乡，都行。你家在香港，你最后走，如有实在没地方去的人，得把他们带到香港去。你要准备好！什么时候走，等通知。”说完他们紧紧地握了手，齐亮旋即匆匆离去。
　　父亲回校后马上安排党员和外围积极分子撤离到上海、武汉、云南以及四川各地，自己也在焦急地等待最后的通知。一天清晨，风尘仆仆的齐亮突然来找父亲，紧急通知：立即带着找不到隐蔽地方的同志撤到香港去！分手时他紧紧和父亲拥抱，并深情地说：“恐怕今后很难再见面了，望多多保重！”然后又一转身飘然而去。
　　老父亲每每向我追述那一时刻，都令我怦然心动，思绪难平!那真是个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是考验一个人的信仰有多真诚的严酷时刻——60多年后，我已经无法探究那个清晨时分,齐亮伯伯在通往歇马场乡建学院小路上疾走如飞时会想些什么？我只知道，往前走，他可能挽救党的一个基层组织和一批进步青年，成为救出几十条生命的天使、英雄；也有可能身涉险境，一步跨入牢笼，因为整个组织已经破坏了，乡建学院的地下组织是由条块结合组成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他的舍命奔走都有可能成为自投罗网。而如果退回去，他可以有更多时间自保，更有机会逃出虎口，他深知自己已是敌人重点追捕的目标，每一分钟都会有被捕的危险，先摆脱追捕，隐蔽自己也似乎无可厚非。可是，他义无反顾地作出抉择：逐一通知别人先撤离，把生的希望先给同志，死的危险留给自己。信仰！党性！在那清晨的疾走中发挥到了极致!
　　我凝视着齐亮的遗照，他向我微笑。我又隐约听见自己的心跳。
　　如果不是眼前这个微笑着的人冒死在那个清晨中奋然前行，我的心跳可能早在62年前的某个时刻戛然而止，因为我会是另一个“监狱之花”、“小萝卜头”。而就是他，让我的心脏一直跳到长大成人，结婚生子，从青年变成中年，成为新中国的一名作家……
　　当年父亲与齐亮分手后，马上到老婆婆家里接走我，按原预设方案，没有暴露的母亲留下继续坚持斗争，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党员同志带我坐船撤到香港。同行的女同志充当我的母亲，不料，发着低烧的我死不认这个“妈”，拼命啼哭，同船的旅客纷纷投来诧异的目光，有人问：这娃儿怪咧！咋不肯跟妈？父亲尴尬地“解释”：孩子妈一直在乡下教书，我在城里做事，带孩子方便些，所以孩子只认我，跟妈反而生分了。江轮每停靠一个码头，都有军警特务上船盘查，父亲见我们这引人注目的“一家三口”破绽太大，临时改变了计划，在宜昌下船，从陆路经武汉南下广州、香港。后来我们与转移到香港的南方局领导钱瑛大姐接上头，这时父亲才知道：无耻叛变了的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竟带特务飞到上海搜捕钱瑛同志，并在码头上拦截从重庆撤离的地下党员，正是父亲决定在宜昌下船这一随机应变，让我们又逃过一劫。我奶奶在香港的家，是“东纵”的地下联络站，不久，我母亲也回到香港，一家人总算团聚了。广州解放后，父母先后奉调回到广州，在党的怀抱里，我治好了重病。但不久收到噩耗：我们的救命恩人齐亮和他的爱人马秀英同志（她是著名作家马识途的堂妹，是在他的引导下参加革命的），在转移隐蔽到成都以后，被时任重庆市委副书记的叛徒冉益智出卖，双双英勇牺牲在渣滓洞里。胡有猷、杨翱、陈诗伯也惨被屠杀，为信仰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生命。
　　由于高层领导的叛变和出卖，重庆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遭受逮捕和屠杀的达数百之众，有个别侥幸者逃过严酷的追捕，日后也难免蒙受不白之冤。潜伏在敌人内部的程途同志，就是典型的一例：他早在抗战从事“民先”活动时就与父亲相识并成为好友，但彼此间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其实他当时是我党重庆地下电台的特支书记，著名的《挺进报》消息来源，就是成善谋同志和他用电台收录后秘密递交陈然烈士而编辑成报的。党组织被破坏时，程途和成善谋同时被大叛徒刘国定出卖。那天，他正好与成善谋约好接头，远远看见一群特务围住成善谋，为首的逼问：“说，程途在哪里？”成善谋睚眦俱裂大呼：“我就是程途！”成善谋烈士用顶天立地的一声呐喊，践行了自己至死不渝的信仰，以自己的生命换取了战友的安全。
　　程途得以脱险。解放后，他在重庆市公安局任职，不料，在肃反中，因他在敌特机关潜伏过而且上线同志牺牲，无人证明其清白，不幸蒙冤受屈，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关押至新疆劳改。程途伯伯虽然身处逆境，但信仰不泯，忠心不改，后来他获平反昭雪后，担任了重庆市纪委常委。
　　1982年他病重时，父亲和我到重庆医院探望他。他依然双目炯炯，握着我的手一再叮嘱：“信仰，不要迷失信仰……”他说出一段在新疆劳改时的传奇，把我感动得潸然泪下——
　　那是新疆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他们被押到野外劳动。一个囚犯触怒了看守队长，队长竟当众扒下那人的棉衣来惩罚他。程途伯伯向来好打抱不平，冲上前去论理：这么冷的天，你扒了棉衣不是要冻死他吗？这样干还叫共产党？队长大怒，命令把程途的棉衣也扒掉。程途伯伯光着身子昂首挺立在雪地里，全队囚犯一下子全跪倒地上为他求情，那队长更恼羞成怒，越发一意孤行。就在这时，远处驰来一辆吉普车，见路边跪着一大片人，一位清瘦冷峻的老军人连忙下车，一问缘由，老军人双目圆睁，喝令该队长也脱掉棉衣站在雪地里，并怒斥：“他们也是人！你光身挨冻试试!冻死你这王八蛋！”程途伯伯得救了，事后，他才知道，那正气凛然地挽救他的老军人，正是鼎鼎大名的王震将军！
　　信仰的光辉，不仅闪耀在战场、刑场、生离死别的瞬间，也闪耀在突如其来的灾难中、人生蒙冤受屈之时，更闪烁在默默无闻、隐姓埋名的埋头苦干之中。
　　2003年非典疫情震惊全球，我到第一线采访写作，发表了有关钟南山院士的报告文学，香港报纸也转载了。香港爱国工会邀请我去香港给工会会员们作一场内地抗击非典的报告，会场上，我看见一大群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都是工会的老骨干。意外地，我见到了我的“干妈”——当年与我父亲假扮夫妻把我从重庆带到香港的那位女同志。尽管当年我在船上不认她这个“妈”，但长大后我一直叫她干妈，那年她已经80岁了，她竟带着助听器、笔记本来听我的“报告”，把我感动得鼻子发酸，眼睛发潮。60多年来，高官厚禄、级别待遇始终与她无缘，尽管她的“辈份”比起公开在港工作的许多高级干部“高”出许多倍，她却在香港一直只担任一个基层工会的秘书，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为工人服务到2008年溘然长逝。那天，我一接到噩耗，便代表全家赶到香港新世界殡仪馆为她守灵，看着一群群的工友、学生、街坊亲友来向她挥泪告别，我的泪水再也无法强忍，汩汩地往下流淌，流到脸上，流到心里。人说世间“不如意事常八九”，然而，对比起这位为信仰奋斗一生清苦一生，而且光荣经历几乎无人知晓的老人，我们还有什么可攀比、可抱怨的呢!
　　满墙都是烈士们的遗照，他们为革命信仰、为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献出了一切，也用信仰锻造了自己高昂的头颅。此刻，这一个个高昂的头颅看着我，令我扪心自问：没有他们为信仰而血溅刑场，你不可能有幸活到今天。而今，在每天这平淡无奇的舒适安逸中，你的信仰安在？
　　我深深地低下头，听见自己羞愧的心跳，像阵阵忏悔。我们可以勉强承认，我们没有遗忘，我们没有背叛。可是，从少年、青年到中年，我们干过多少蠢事、傻事、荒唐事？走过多少弯路跌过多少跤子？
　　面对满墙英烈，我这个幸存者耳热脸红，惭愧莫名。纵然，不可能要求人人都具有英烈们舍生取义、捐躯报国的精神境界，芸芸众生中终日为生存奔波劳碌的是大多数;可是，在一个进取的社会里，能让人们心灵中信仰的绿洲变成荒漠吗？正常人的眼睛，不应该只看到乌云、阴霾、黑暗，或者只有庸碌和低俗，也应该渴求信仰的温暖和阳光。
　　墙上一幅“狱中八条”警醒着我，这是重庆“红岩”烈士们用血泪凝结成的警世之言。当年，重庆地下党组织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光明即将到来之时，突遭颠覆性破坏，大批共产党员英勇牺牲，是我党白区工作的一个巨大挫折。这一惨痛事件的最发人深省之处，是基层党员殊死抗争，坚贞不屈，为捍卫信仰虽九死而犹未悔;而高层领导却贪生怕死，一旦被捕便无耻叛变，甚至为了向敌人争功邀宠，竞相用同志的鲜血来染红自己的花翎顶戴，其崇高与卑劣判若云泥，形成触目惊心的鲜明对照。风起于青萍之末，坝崩于蝼蚁之穴，其实刘国定之流的变质早就有迹可寻，他担任市委书记后，竟要主管党内经费的同志把经费借给他去做生意牟利，理所当然地遭到拒绝后，他竟罗织罪名陷害那位坚持原则的同志;在《挺进报》发送给敌特高层的问题上，他又好大喜功，盲动冒进，独断专横地压制市委内的正确意见，阳奉阴违地违反了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地下工作原则。由于当时非常时期干部的频繁变动，考察不严的升迁提拔，终酿成全局崩溃的惨祸。狱中党组织经过深刻反思，总结出八条历史经验和教训，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罗广斌在脱险生还后饱含热泪，代表全体牺牲的战友，忠心耿耿地向党剀切陈词、秉笔直书，留下了以下令世人刻骨铭心的血泪忠告：
　　一、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
　　六、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整党整风；八、严惩叛徒、特务。
　　痛哉斯言！诚哉斯言！一个执政党能够在一个世界人口第一的大国执政，诚然有千万条理由，而能够有如此坚定信仰、勇于抛头颅洒热血的千百万忠实追随者，能够有在面对死神时向党发出这样血泪忠告的党员，谁敢怀疑这不是一大理由呢？
　　从那黎明前的黑暗到如今，胜利的鲜花已经盛开了61个春秋，我们党已经执政了61年，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令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可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向前探索的道路依然崎岖峥嵘，世界依然危机四伏、虎豹环伺。在时代波澜的阵阵淘洗中，在资本与信念的微妙复杂的博弈中，我们党的队伍中的每个人、包括身居领导岗位的同志，还能当个为信仰而勇于献身的强者吗？是信仰淡去，利益坐大，还是信仰依然坚强，头颅依然高昂，依然高高扬起信仰的风帆，穿越资本和市场的惊涛骇浪，直达公平正义的彼岸？
　　歌乐山那满墙用信仰锻造的高昂头颅在注视着，我似乎听到这样的呼唤：
　　“幸福的人们哪，对于我们的忠告和嘱托，你们做了些什么？”
　作者家庭档案
　　吕雷 作家，现任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广东省作协副主席。曾任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两度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获第九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第十一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庄重文文学奖、中国改革开放优秀报告文学奖。三度获得广东省鲁迅文艺奖等奖项。
　　吕坪 吕雷父亲，原名吕应生，解放前曾在重庆做地下工作，任乡村建设学院地下党支部书记。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后转移到香港，参与解放广州的情报资料搜集工作，并作为国统区7名代表之一到解放后的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后被指派到苏联列宁中央团校学习。回国后从事团校、党校和宣传工作，后在广东省文联党组书记任上离休。
　　夏耘 吕雷母亲，解放前曾在重庆乡村建设学院从事进地下工作。解放后曾在华南团委等单位工作，现已离休。

第一次知道齐亮的这个故事。

引用第1楼岁寒于2010-05-26 14:25发表的  :
第一次知道齐亮的这个故事。

嗯，有关乡建学院党员撤离的情况以前也很少看到过。

两位老人家一定知道齐亮更多的鲜为人知的事。

除了感动 还是感动

又涨见识了 谢谢谢谢

谢谢作者提供的历史情况,学习了

《南方日报》刊登的吕坪的文章《怀念战友》
http://news.163.com/10/0530/08/67TUN6IB00014AED.html

怀念战友

      1949年11月27日,重庆已听到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了,国民党反动派对白公馆和渣滓洞进行疯狂的大屠杀,除15人冲出牢房脱险外,其余的都被乱枪射死。据后来的统计,有285位烈士牺牲,其中包括和我有过直接联系的胡有猷、杨韧、陈诗白几位同志。此外还有5个随父母牺牲的小孩……

      本文作者吕坪,是当时中共重庆地下党的一个工作人员,对此仍然刻骨铭心。他说,我们一家能有幸福美好的今天,是无数先烈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视死如归、英勇献身的精神!

      1949年11月27日,正当中国人民欢欣鼓舞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举国欢腾的时候,当时尚未解放的四川重庆却发生了举世震惊、惨绝人寰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对中共地下党员以及进步人士的渣滓洞大屠杀的事件,使人们永记不忘。笔者是当时重庆地下党的一个工作人员,对此仍然刻骨铭心,对当时牺牲的同志,尤其是和他们有过直接联系的同志,至今历历在目,永远在心里浮现。

      重庆作为国民党的“陪都”,军统和中统控制得很严,爪牙遍布。当时的地下党组织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单线联系,只有上下级关系,不能不横的关系。我跟地下电台的支部书记程途是好朋友,当时却不知道彼此的身份。上下级碰头的时间、地点和联络暗号也经常改变。同时还有一套预备联系方案。当时我的直接联系人是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的统治下,全国各大中城市学生运动此起彼伏,连绵不断,高潮迭起。继1946年底的“抗暴”运动之后,1948年5月底6月初全国掀起了声势更加强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这时在战场上国民党的几百军队正在土崩瓦解,处处挨打。在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又把国民党反动派搞得手忙脚乱。听闻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学生又要搞什么“运动”,更加心慌,马上下令军、警、宪、特加强镇压。

      6月1日清晨,我那时所在的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特务们强迫全体师生集中到学校的大操场上。由一个特务按名单点名,站在旁边的本院的特务学生点头认可,特务立即逮捕。当点到我的名字时,那个特务学生说:“吕应生到市区开会去了(当时我用吕应生这个名字)。”当时未能抓到我。

      那时我正在沙坪坝重庆大学参加市学联组织的全市大、中学生游行示威的筹备会议。会议结束后,时间已经很晚了,重大学生会主席阮海燕把他的卧铺借了给我,我就在重庆大学过夜。睡到半夜,被一阵嘈杂声惊醒,听到的是楼上楼下一片吆喝声、叫嚷声、砸门声。我意识到是特务来抓人了。我睡的是二楼,立即跑到窗门想跳下去。可是往下一看,下面大批警察宪兵围着,还架起了机关枪。跳下去已不可能,只好回到床上装睡。不久就听到一阵皮鞋声到了房门口,有人大叫开门。宿舍里六个人谁也不理他。那些凶神恶煞的特务一脚踢烂了房门冲进来,有个特务指着我睡的床大声说,他就是阮海燕!另一个特务一把把我抓起来,用电筒一照说,他不是阮海燕,一下子又把我推回床上。原来重庆大学也是按黑名单抓人的,他们不认识我,我也就脱了险。

      第二天清早,军警特务一撤走,我立即离开重庆大学准备回到乡建学院去看个究竟。不料刚走出不远,就看到乡建学院的特务学生戴绍琰在游游荡荡、东张西望。我意识到他到沙坪坝来是想追捕我的,赶快转身甩掉了他,转移到隔着嘉陵江的盘溪民建中学去,我爱人夏耕正在那里教书。民建中学校长吴朝禧是地下党员。民建是进步学校,也有师生被捕,已经停了课。

      我在民建隐蔽了10天左右,胡有猷来告诉我,这次镇压,敌人并未掌握地下党的名单,叫我回到乡建学院,近期不搞大的运动,根据形势要认真贯彻毛主席提出的在国统区内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地下党为了发展更多的进步力量,决定组建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吸收进步人士入社,加以锻炼培养,进一步成熟以后,再个别吸收入党。

      我根据这个批示马上返回学院。到1948年在学院内“六一社”社员已发展到数十人。由于学院进步力量更加强大,学生会完全由地下党掌握,开展工作十分顺利。当时的乡村建设学院成为重庆市进步爱国力量最强的大专学校之一。

      1948年4、5月之间,应该碰头的时间未见胡有猷来联系,又未看到《挺进报》,我们感到问题严重了。这时夏耘也到乡建学院来。我们商量要采用第二套碰头方案了。在预定的时间,我到了靠近北碚的一座石桥上(为了以防万一,夏耘远远地跟着我,如出了问题可以马上回去采取适当措施),已经看到一个穿着长袍的青年人坐在桥礅上,当时四川的青年很时兴穿长袍的。这个青年拿着一张《扫荡报》在看,身边放着一盒当时很流行的美国的名牌“固龄玉”牙膏。这是第一个暗号,对了。我走上前去问:“先生,往北碚是向南走还是向北走?”本来应该是往南的,他倒过来说:“向北。”这是第二个暗号,也对了。我马上走过去一看,原来是齐亮。《新华日报》被迫撤退前,我跟他有过接触。我靠近他的身边,像两个老朋友聊天一样谈起来。他说:“现在党内有人被捕叛变,我们要提高警惕,你回去先把已经‘红’(已经暴露或特务已跟踪)了的人,不管是党员还是“六一”社员,尽快撤离重庆,实在没有地方去的,你撤离时把他们带到香港去(他知道我家在香港),你自己也做好撤离的准备。至于下一步措施,等我们下一次碰头时再决定。”他说完就和我紧紧地握了手,马上离去。

      我回到乡建学院,立即通知应该撤离的同志分别疏散到上海、武汉、云南以及四川各地。心里焦急地等待下一次碰头的日期。

      我回家和我爱人夏耘商量:我们这个小家庭还有一个一岁多的儿子吕雷,怎么办?商量的结果,是我带吕雷先撤离；夏耘没有暴露,而且有个叔父是国民党的高官作为掩护,暂时可以不撤离。

      我焦灼地等待和齐亮约定的碰头日期。有一天清晨,齐亮突然来找我,叫我马上离开学校,找不到隐蔽地方的同志,由我带着他们设法尽快撤离重庆并撤到香港去。他说完马上紧紧和我拥抱了一下,并深情地说:“恐怕今后很难再见面了,望多多保重。”然后一转身就飘然而去。我和夏耘都非常感动,他自己冒着随时都会被捕的危险,却先通知别人先撤离。这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无私无畏、敢于牺牲的精神。他临别时的那番话,直到今天还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马上通知一时找不到地方隐蔽的詹一之、叶寄桦两个同志,分别离开学校,上了轮船再碰头。我抱着一岁多的吕雷按时上了船。我们和夏耘分别时孩子大哭,不想离开妈妈。我和夏耘都忍不住流着眼泪分别了。辗转到了香港,我母亲见到孙儿,高兴得很,紧紧地抱住小吕雷舍不得放下。几个弟妹也来轮着抱,我母亲下了“命令”:每人只准抱一下,最后要“归还”给她。

      我到香港不久就见到钱大姐钱瑛同志。她先要我在香港搞个联络站,接待由国统区来往香港的同志。不久她要办一个接管新解放城市的学习班,我作为工作人员也参加学习。这期间她跟我讲了重庆地下党的一些问题,在叙述了重庆地下党被破坏的大概情况之后,着重讲了当时重庆地下党市委把《挺进报》分送给国民党大小头头的做法是错误的,这样反而暴露了自己,造成重大损失。

      1948年4月市委书记刘国定和副书记冉益智先后被捕叛变,使地下党遭到重大损失,许多地下党员相继被捕。难怪作为北区书记的齐亮同志第一次通知我撤出所有已经“红”了的党员和“六一社”社员。那时胡有猷已经被捕了。第二次通知我紧急撤离时,他已掌握了刘国定和冉益智被捕并有中层党员相继被捕的情况,他估计刘、冉两人已经靠不住了。他通知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基层党的负责人紧急撤离,是为了尽量保存党的力量。使我们非常惋惜的是:他尽了最大的努力通知他所知道的党员撤退后,回到成都隐蔽,却被冉益智出卖了。于1949年1月10日齐亮和妻子马秀英同时被捕。后来他们夫妇同时被押送到重庆渣滓洞。

      齐亮被捕后非常坚定。敌人在重庆行辕二处审问他,他什么都不承认。后来提审人把叛徒出卖他的档案拿给他看时,他强压住怒火,昂然回答:“我是北区负责人,但你们不可能在我这里得到什么!”特务要他交待北区组织,他又冷静地回答:“你们逮捕了我,除了我之外,想要什么都没有!”特务没有办法,只好拿出最后一招,说:“你的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改过自新；一条长期监禁……”不等特务说完,齐亮大声回答:“我选择后一条。”齐亮这种横眉冷对的态度,弄得特务们毫无办法。

      齐亮同时非常坚定冷静,他在狱中辅导难友学习党的纲领和各项政策,还写了《怎样做支部书记》和难友一起学习,并教难友学俄文。1949年11月14日敌人要开杀戒了,当他被押出牢房时,他从容不迫地迈步走出去,和每一个难友告别,最后,用充满胜利信心的声音向难友们说“再见!”

      到了电台岚垭刑场,齐亮昂首挺胸,用超越死亡的英雄气概从容就义。

      11月27日,重庆已听到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了,国民党反动派对白公馆和渣滓洞进行疯狂的大屠杀,除15人冲出牢房脱险外,其余的都被乱枪射死。据后来的统计有285位烈士牺牲,其中包括和我有过直接联系的胡有猷、杨韧、陈诗白几位同志。此外还有5个随父母牺牲的小孩。


      解放后,人民政府将烈士的遗骸集中安葬在烈士墓,并建成了烈士陵园。

      1996年,我的大儿子吕雷和他的女儿吕丹专程赴重庆参观了渣滓洞和白宫馆,并到齐亮同志的雕像前照相留念。今天我和老伴夏耘已拥有三男一女及媳、婿,并有四个孙子共14名成员的幸福家庭了。回想起来,当年如果不是齐亮冒着被捕的危险及时通知我撤离重庆,可能我也进了渣滓洞,也就没有今天的我了；大儿子吕雷也许同我一起进了渣滓洞成了小萝卜头了。抚今忆昔,我们感慨万分!我们一家能有幸福美好的今天,是无数先烈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视死如归、英勇献身的精神。

      文\吕坪

是谁出卖了胡有猷？齐亮和胡有猷是上下级关系吗？吕坪和金臣麟都是受胡有猷直接领导的吧？
为什么对胡有猷事迹介绍不如齐亮、王朴等烈士详细，几乎就没有看到过写纪念胡的文章？

胡是冉益智出卖的。齐跟胡当时应该没有组织关系，可能是从前认识的。
英烈颂的某集当中有胡的小传。《血火铸丰碑》中也有对胡的介绍。
烈士事迹介绍的多寡，原因很多很复杂。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追究这些。还有大批的烈士根本就没有小传呢。还有大批的无名烈士呢。

虽然胡没有出卖同志，但是好像从哪里看过说他在渣滓洞中表现的意志消沉，可能不如其他烈士那样英勇无畏吧，我想，这是不是就是你说的“原因复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