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中唯一脱险的女志士:江姐就住在我上铺
http://www.cq.xinhuanet.com/2011-03/22/content_22335930.htm 盛国玉接受记者专访时说：“看到今天的中国，我们当年的付出，值得！”
盛国玉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但是精神饱满，说话轻言细语，语速较慢。说起过去的事情，有记不准的地方，例如时间、人名，她就吩咐女儿：“琼儿，把我的回忆录手稿给我拿出来。”
拿着手稿，找到自己要确认的内容，盛老认真地读给记者听。“现在岁数大了，害怕有些地方记不准确，对不起死去的难友。”盛国玉对记者说。
2011年3月19日，在垫江县城桂溪名苑的家中，盛国玉向记者讲述了解放前夕她所经历的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
启蒙 丈夫把我带进革命队伍 我的革命思想启蒙于垫江县城南门外的李家栈房。1947年，经亲戚介绍，我与在重庆读书的余梓成结了婚。当时我已从垫江简易师范校毕业，但长期找不到工作，成天在家干家务，思想很苦闷。1948年余梓成从重庆回垫江教书后，常把我接到县上，让我同一些思想进步的人接触。
1948年4月，已经是垫江中学教师的丈夫余梓成将我从乡下接到县城。住在城南门外的李家栈房。在那里，丈夫介绍我认识了假扮“夫妇”的龚大野、龚芷杨，当时我不知道他们是川东地下党。
龚芷杨是女的，她和我一起逛街，给我讲了很多革命道理。她说，妇女要奋斗，要摆脱封建枷锁，要冲出厨房，现在社会黑暗，要争取自己解放自己；她还特别讲到，我们妇女不能参政，社会地位低下，常受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大男子主义四种压迫的道理。她还叫我宣传、发动妇女联合起来，争取自己解放自己。
龚芷杨她们还给我讲了国内革命形势和川东地区共产党游击队的战斗环境。那年我只有22岁，“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革命信念就此在我心中扎根。
被捕 和杨森侄女同一间牢房 我是1948年10月18日被捕的。和我一同被捕的还有川东地下党员游中相、傅伯雍、陈鼎华。
10月17日，大竹张家场党组织成员游中相、江志南、陈天兴等三人，受党组织派遣到重庆接洽武器。他们化装成生意人，但被盯梢。特务在游中相身上搜出来不及销毁的笔记本上，发现记有垫江女中教师傅伯雍、垫江中学教师陈鼎华和我的名字。
18日晚上11点左右，随着“嘭嘭嘭……”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们租赁亲戚的房子里突然冲进两个不速之客———他们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注：1949年5月以前，该单位叫重庆行辕）的特务。
特务就凶狠地问我：“盛国玉在哪里？”我怕连累房东和其他群众，马上站出来说：“我就是！”
随后，我先被关在垫江，后被押送到重庆。
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我认识了杨汉秀。那晚，我坐在特务值班室里，一个30来岁的妇女走进值班室来，叫我到厕所里去。她告诉我：“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因为我当时不知道她的情况，就没有和她说什么。
后来，她也被关进了渣滓洞监狱，和我们同在一个牢房。这时我才知道，她就是四川军阀杨森的侄女杨汉秀。
在“11·27”大屠杀之前，杨汉秀就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
狱中 我的上铺住的就是江姐 在渣滓洞监狱，我被关在女牢二室。我的床正对着房门。床是上下铺，我住在下铺，我的上铺就是江姐江竹筠。
女牢二室除了有江姐、杨汉秀、胡芳玉、左绍英、彭灿碧等优秀共产党员外，还有和我经历差不多的罗华娟。渣滓洞监狱一共关押着20多个“女犯人”，这些革命者大多数都是已经成了家的女人。
我进渣滓洞时，江姐已经浑身是伤疤、被竹签钉后的手也残了。每次踩着我的床去上铺，手指都抓不紧，只好吃力地用小手腕去勾住扶手。每当看到这情景，我就一边用手往上推送她上床，一边流泪。
尽管这样，江姐的革命意志不减。她向狱医要来红药水和处方签，每天坚持写《新民主主义论》提纲，还组织姐妹们研究对敌斗争，带大家学习。
在渣滓洞监狱，每当有人被提审，同室难友都会自发地唱歌，为即将受刑的难友助威，一直唱到难友回来。即便如此，很多时候，难友们受刑的惨叫声还是会盖过隔壁戏院的锣鼓声……
斗争 借联欢会查看越狱线路 1949年正月初一，特务所长李磊（猩猩）、管理组长徐贵林（猫头鹰）进城去了。狱中难友向当时狱中策反对象值班特务黄茂才提出，春节这天每间牢房不准关门，难友们要求联欢。经过斗争和谈判，黄茂才同意了。
正月初一这天，女牢的难友们把红红绿绿的被面拆下来围在身上扭秧歌，她们唱了《闹新春》、《慰问解放军》等解放区的歌曲。男牢的难友们围了一圈，表演“凤阳花鼓”、“叠罗汉”、“打莲花闹”等节目。我们垫江的刘德彬难友，在“叠罗汉”时站在最上面，他的另外一个任务就是借机侦查监狱外的地形，为今后越狱做准备。
这次联欢活动，把特务气得没办法。联欢会后，特务把女牢的前门用砖全堵了，在女牢的后墙开门，与男牢隔开。女牢派当值的出去倒尿罐，特务都要用4个兵押送。
送行 江姐临刑前向我要镜子 我在渣滓洞被关了一年多。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的消息，让难友们非常鼓舞。但是，谁也没料到大屠杀来得这样快。
1949年11月14日上午，和我关押在女牢二室的江姐和李青林突然被提出牢房，敌人说要把她们“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当时，整个牢房里大家都堵得慌，意识到“今天凶多吉少”，但是大家都没有吭声，只是满眼怒火地盯着前来押解江姐她们的特务。
临行前，江姐脱掉了身上的囚衣，换上了自己的衣服，围上了白围巾。她向我要了镜子，认真的用手拢了拢头发，跟大家一一告别。李青林因坐了“老虎凳”不久，双腿膝关节都是断了的，根本就无法行走。两个特务前去扶她，被她甩开。最后是江姐搀扶着她走出的牢房。我们把手伸出牢门的栅栏，拼命的挥手，目送押解江姐她们车辆远去。
没多久，我们在监狱里就听到密集的枪声。大约下午两点钟，很浓烈的血腥味从电台岚垭方向随风吹进牢房。后来，才知道江姐她们出去后在电台岚垭被敌人杀害。
这以后，整个监狱不再放风了，每天早上只准两个人出去倒尿罐，异常紧张的气氛笼罩着整个监狱。
屠杀 几个月的孩子都不放过 1949年11月27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
晚饭后，住在二楼男牢房的难友观察到，监狱前院特务办公室里不但换上了大灯泡，还出现了焚烧文件材料的火光，人员进出也比平常频繁。有的同志根据推测“重庆解放的日子就要到了”。但万万没有想到，一场由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看守所渣滓洞监狱所长李磊为主谋的大屠杀已经迫在眉睫。
那天夜里，天空下着密密细雨，因为天气寒冷，大家唱了一会儿歌就早睡了。睡下不久，听到特务喊“提人！”不到一小时，提了两批。这时，大家都没有了睡意。
“起来，起来！办移交了！”特务李福祥、余相柏走进女牢大喊道。
大家默默地穿好衣服，有难友责问特务：“把我们交给谁？”
“交给重庆警备区司令部杨森。”特务冷冷地回答。脸上掠过一股杀气。接着又吼道：“女的全部到男牢的楼下八室集中，动作快点儿！”
没有人说话，整个院坝只有脚步的走动声。大家心头沉甸甸的，不知道前头的命运将是什么……
当被集中到楼下的男牢八室后，特务马上关门上锁。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一群特务持枪冲进院坝的走廊上，枪口直指牢门口，随着一声尖利的口笛声，敌人的机枪“哒哒哒，哒哒哒……”地响了，顿时，罪恶的子弹和火舌射向每个牢房……
进入八室站在牢门口观察情况的胡其芬，在机枪响起的同时首先呼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弹的姐妹们东倒西歪地躺下了，有的还在用最后的力气高呼“共产党万岁！”
左绍英和其他狱友忙把两个孩子往右边床下死角里藏，她们和其他难友用身体为孩子挡住子弹，企图保住这两个幼小的生命。当时左绍英的孩子“监狱之花”还不到1岁，彭灿碧的孩子只有7个月。
脱险 躲进厕所尿槽逃过一劫 敌人开枪屠杀时，我和罗华娟在牢房靠后窗的地方站着。枪一响我们同时倒下，面朝下扑到后窗左角的一张床上，敌人的子弹在我们周围嗖嗖作响，打得墙壁上的泥土四处飞溅。机枪先在门前一阵扫射后，又对着后窗进行扫射。牢房中，姐妹们的口号声、诅咒声逐渐平息下来。
突然，床下传来孩子哇哇的哭叫声。门外的特务听到孩子哭声，咆哮着吼道：“斩草除根！”于是，敌人从床下把孩子抓出来，打了一梭子弹，就再也没有听到孩子的声音了。
机枪扫射完后，我从昏死中恍惚看到几个特务进来补枪，他们对倒在血泊里的姐妹们一阵乱打。照一般常情，我是必死无疑的。我的床正对着牢门，敌人从门前打了那么多子弹，在扫射时肯定要打死我。后来特务进来补枪时，没有再对我开枪，只是用枪托在我腰部捅了几下。我屏住呼吸一动不动，特务以为我被打死了。
然后，他们将门锁了起来并开始放火烧毁整个监狱！过了一阵，我被浓烟呛醒，在大火烧着的牢房里不敢动弹。过了一会，火越烧越旺，牢门已被大火烧掉了，楼板也被烧得快要掉下来了。我实在忍受不住了烟熏火烤，心里想反正是死，不如冲出去被子弹打死还痛快些。于是，我冲出了烧掉的牢门，跳过门前两堆熊熊燃烧的大火，从一米多高的台阶上跳到了院坝里，脚上的鞋都掉了。
这一跳，让我的头脑完全清醒了过来。奇怪的是，院坝里看不到特务，也听不见枪声。除了牢房燃烧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看不到一个可以求救的人。惊慌中，我躲进了离八室最近的男厕所，一头趴在尿槽里躺下，这时才有了一线求生的希望。
重生 老百姓冒险把我救回家 11月28日，天刚蒙蒙亮。住在渣滓洞不远处的21兵工厂家属宋臻祥和徐超的母亲等人跑过来看发生了什么事，她们发现我还活着，冒着风险把我救回家中。由于当时21兵工厂还属于国民党警戒区域，时常有敌人前去巡查，宋臻祥她们赶紧为我脱去囚服，换上了平常女人打扮的衣服。她们把我换下的囚服埋在自家院坝前的树下，把我送出了警戒区。
当时重庆尚未解放，在这里我举目无亲。我身心疲惫，只好混在当地为了躲避抓兵、抓夫的人群中在山上乱跑。
11月30日，听说重庆解放了，我顿时忘记了两天没有吃东西的饥饿，拖着高烧不退、极度虚弱的身体，慢慢地问路到了磁器口一带。
在从磁器口去沙坪坝的路上，我幸运地遇上了一群宣传队的学生，得知我是从渣滓洞脱险出来的情况后，先将我接到学校暂住，在与重庆军管会设立的脱险同志登记处取得联系后，又及时把我送到西南医院。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我才脱离险境。我终于获得新生，重新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
盛国玉生平 垫江县沙河乡人，生于1926年1月，1943年毕业于垫江简易师范。 1947年，盛国玉经亲戚介绍，与川东地下党员余梓成结婚。在丈夫革命思想的影响下，盛国玉从普通的家庭妇女逐渐成长为一个进步青年、革命积极分子。 1948年4月，丈夫余梓成将盛国玉从乡下接到县城，从此，走上革命道路第一步；当年暑假，丈夫让她在桂阳小学以“教师”身份作掩护，负责做学校女教师的革命思想工作。 1948年10月17日，盛国玉被捕。此时，距离党组织准备发展她入党的时间仅仅只差两三个月。盛国玉和一同被捕的川东地下党员游中相、傅伯雍、陈鼎华一同被押解到重庆，被关押在渣滓洞监狱。她和江竹筠同在一间牢房。“11·27”大屠杀中，盛国玉死里逃生，成为唯一脱险的女志士，也是江竹筠同牢房唯一健在的难友。 解放后，盛国玉先后在垫江县群众委员会、日杂公司等单位工作。1982年离休后，她依然没有放弃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追求。1996年，组织特批70岁高龄的盛国玉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她和丈夫生前的夙愿。 采访手记》》 老人家爱种花 常哼革命歌曲 觉得生活幸福 3月19日，我们赶到垫江县时已经是中午。我们害怕打搅老人家午休，电话告诉盛国玉的女儿余琼，把访谈时间推到两点以后，没想到老人家却不领这个情。“她说，我睡觉哪有配合报社同志的工作重要？你赶快到桂溪桥头去接他们。我们搬了房子，怕他们找不到。”余琼向我们转述了盛老的话。
12：40，我们走进盛老的家时，老人已经先于家人吃完午饭，坐在沙发上等我们了。
盛老说，在渣滓洞时，她和难友们洗了一年多冷水，当时人年轻还没什么感觉，到了60岁以后，病就冒出来了。如今，她摸不得冷水，摸了冷水就要生病；一到冬天，她膝盖、脚趾和肩头就会一阵阵发痛。好在政府对她很关心，她生病住院的费用全部报销。现在她一个月有几千元退休金，请了个保姆帮着料理家务。
在盛老的卧室里挂着亡夫余梓成的照片。30多年来，这张黑白照片伴她度过了无数黑夜与黎明。余梓成是1973年去世的，葬于垫江烈士墓。每年清明，盛国玉都会去祭拜她相濡以沫的老伴———也是她人生路上志同道合的战友。
盛国玉说，由于监狱生活留下的后患，医生建议她不要孩子。丈夫也担心她的身体，表示称生不生、抱不抱养都无所谓。但她不顾丈夫的反对，在35岁时生下了一个儿子，结果刚满月便夭折了。两年后，她冒着高龄产子的危险，生下了女儿余琼。
“余琼是我唯一的女儿，她在垫江县农业执法大队工作。这房子就是她的，我们生活很幸福。”盛老说：“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看到今天的中国，我们当年的付出，值得！”
记者注意到，余家的阳台上种了很多花。一对竹制椅子已经陈旧得发黄，中间的竹制茶几上一盆君子兰正含苞欲放。余琼说，她常常坐在这里，听母亲讲以前的事，偶尔还会听母亲哼起以前的革命歌曲。
说到此，盛老突然来了兴致，轻声地哼唱起《拥军秧歌》：“正月里来呀是新春，赶着猪羊出了门。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解放军……”
鸣谢：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本版文图/记者 赵君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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