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慎之
转自
http://cn.netor.com/m/box200106/m6460.asp?BoardID=6460 我虽然早就知道顾准的名字但是实际接触他的思想已经的他死了六年之后的一
九八０年了。那年年初，黎澍同志奉命筹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一开头就收到
了顾准的遗文《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要我去参加审稿，事先把油印
本寄了来。展卷捧诵，顿时就觉得眼睛一亮。照作者自己说，这本来是一篇读《资
本论》与《共产党宣言》的笔记，按当时流行的风气，它很可以是一篇“讲用报告”
，然而它却是寻根究底，追问资产阶级的原文burgher（市民）的语源是什么？市
民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从卑微的地位上升为统治阶级的。从此一步一步地分析
它是如何从希腊与罗马的城邦里发展起来的。顾准细致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并不仅仅
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是一种法权体系，只能形成于一定的政治与文化背景与一定的
历史传统下。用同样的方法，他还分析了产业革命何以只能发生在英国而不能发生
在商业资本主义也已相当发达的其他西欧国家的原因。在这样论证的过程中，他批
驳了几十年来中国理论界搬洋教条而形成的“中国自己也能生长出资本主义”，“
明末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成说，而对中西历史作了全面而深刻的对比，其中充满
了前人所未发之论，或者是前人虽然说过，但是只有被他放到历史大背景中才光芒
四射的论点。他不但解释了许多困惑人的历史问题而且提出了一个哲学上或者发生
学上的论断：历史上的因缘而以特例发生，然后再传布而成为通例。他说：“资本
主义注定要发生在一国然后再传布于世界，由英到法－德－美－俄－日。历史上任
何重大的、足以改变人类命运的变革，都是这样发生和传布的”。这是对必然性与
偶然性的关系的深刻的阐发。他自称只听说过马克斯•韦伯的名字，而无缘读到他
的书，然而以我看来，顾准的分析似乎要比后来在中国大大走红的韦伯学说更加切
实而全面。
按照当时领导上对《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要求，它必须，而且只能刊登代表
中国学术界最高水平的文章。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噩梦中走出来，我还没有看到
过学术水平比这更高的文章。因此我追随孙冶方、徐雪寒两位前辈之后竭力主张黎
澍采用这篇文章。不久以后，当《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的“试刊”送到我手里的
时候，这篇文章赫然在目。但是不久以后，当创刊号正式出版的时候，它却又不见
了。
这使我感到愕然，然而也似乎不太意外。当时，“开动机器，解放思想”的口
号还刚刚提出，改革开放还没有多少重大的步骤出台，文革的阴影还重重压在人们
心上。顾准在文章一开头就表示他的目的实际上要探索中国经济现代化何以如此艰
难的原因。他说，“这一百多年中，中国人深深具有马克思当时对德国的那种感慨：
‘我们……为资本主义不发展所苦’……”但是在那个时候，仅仅是“资本主义”
这个词就可以引起人们的神经过敏，尽管这是马克思说的，而且作者还注明了出处
是“《资本论》第一版序言”。
顾准在这篇文章的末尾说“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的对待客观实际，我们国
家不久就会在经济上雄飞世界”。这句话是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一日写的，那正是中
国经济濒于崩溃的年月，而我的一九八０年一月读到的时候还只是为他的爱国心所
感动，为他那千难万劫都不磨灭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所感动。我没有能像他那
样充满信心地预见：只要少一点教条主义，多一点实事求是，我们就很快会在经济
上取得巨大的成就。
现在出版的《顾准文集》中有将近一半的篇幅是他研究希腊史的笔记——一部
已经可以称得上是专著的《希腊城邦制度》。顾准的本行是经济学，到死都是中国
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他肯定在经济学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他
在这方面的思想记录大概都在文革抄家期间随他的笔记从抽水马桶中冲走了。我们
现在所知道的只是孙冶方同志一再声明的他在五十年代提出要重视价值规律是受了
顾准的启发。（这件事冶方同志曾跟我这个八十年代的新交郑重说起过，还特别在
临终前嘱咐他自己的文集的同志一定要说明这一点。冶方同志对顾准的古道热肠是
其令人敬佩的。）顾准从一经济学家转而钻研西洋历史，看似奇怪，其实理由倒也
不难索解。他不但是一个经济学家，更是一个革命者。他出身贫寒，十七八岁便投
身革命，既干过地下工作，也干过政权工作，甚至狂热的理想主义者，但是五十年
代以后个人的遭遇，国家的命运，不可能不使他要努力弄懂“民主”是怎么一回事。
当他意识到民主起源于古希腊与罗马的城邦国家以后，就下定决心要用十年的时间，
先研究西文的历史，后研究中国的历史，进而在比研究的基础上对人类的未来进行
探索。可惜的是癌症不容他完成这个计划。他在三个月（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至五
月二日）的时间里写下了十万字的笔记。虽然它既没有完稿，也没有达到使自己满
意的标准，对我们这些后来者来说已经感到启发多多了。
顾准再三慨叹于中国人太聪明，太善于综合，是“天生的辩证法家”，因而不
肯像希腊人那样去建立文法学、逻辑学、几何学之类的笨功夫，对事事物物分门别
类，深钻细研，因而发展不出科学来。这话五四前后的先贤其实也是讲过了的，但
是顾准却亲自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做笨功夫的榜样。他为弄清希腊城邦制度，从地理
到历史，从人种到字源……一点一滴地搜罗材料，排比材料，分析材料，打破了许
多中国人仅仅凭中国自己的历史而对外国所作的想当然的了解。他终于弄清楚了只
有希腊那样的地理、历史、文化条件才能产生在古代世界是孤例的民主制度。
除此之外，他还提出了一个大问题：是不是可以把中国历史同欧洲历史套在一
个框架里而得出一个关于社会发展史的通用模式，比如：中国有没有同西欧所谓的
奴隶制一样的奴隶制？人们今天通常说的中国封建社会与西欧的封建社会是不是一
回事？这个问题，原来也有人根据常识意识到了的。问题是迄今未见有什么人肯下
笨功夫来做这样的比较研究，而顾准却赍志以殁已经二十一年了。
《顾准文集》中特别引人入胜的部分是在一九七三——七四年间他给他的胞弟
陈敏之以通信的形式写的二十来篇笔记。真要感谢敏之先生（顾准自幼出嗣外家，
因此而改姓顾）使顾准在那个“被彻底孤立”的年月里还能有一个对话者，因而给
我们留下了这十多万字的精金美玉般的文章。就起来也真是万幸，在那个年代，即
使是私人之间的通信，讨论所谓“理论问题”也是十分危险的。“四人帮”还在监
视着每一个人的思想，这些笔记只要被一个善于“上纲”的第三者发现，通信者就
逃不了“现行”的罪名，很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
因为不是专著，这文章当然就少了一点论证的系统性与严密性，然而也唯其如
此，题材就比较广泛，写法也比较活泼。大家都知道，读书最大的乐趣就在于体验
一个伟大的心灵是如何工作的。读这些笔记，这种感觉特别鲜明亲切。
顾准在这些笔记中涉及的问题真是十分广泛，不但有他专门下了工夫的希腊文
明，还有把希腊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比较，有日耳曼骑士文化对希腊－罗马文化和犹
太教－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有宗教与哲学的关系……等等，往往着墨无多，即已一
语破的。后生晚辈尝鼎一脔，倘能继轨接武，光大其说，必能卓然成家，这是我敢
于肯定的。
在当时一片要比照巴黎公社的榜样建立“北京公社”与“上海公社”实行直接
民主的喧嚣声中，他论证了直接民主只可能见诸于古代的希腊城邦，而不可能实行
于后世广土众民的民族国家。唯一可行的只有间接民主，只有政权容许“合法的觊
觎”的有制衡的政治。顾准本来是把民主当作为自己的目的来追求的，但是探究的
结果却认定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或者就目的）是进步。
为了揭穿“四人帮”蛊或人心的假革命的骗人口号，他分析了欧美政治史上两
种不同的潮流与传统，论证了法国一七九三年式的潮流和传统势必走向革命的反面
而形成独裁的皇权，由人民的专政变为对人民的专政。他揭示了这种假革命的哲学
上的源头在于柏拉图的理念哲学与基督教一神论的结合，在于黑格尔式的“真善一
致”的绝对精神。他说，“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
立了一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
……这是可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