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law.eastday.com/epublish/gb/paper163/835/class016300003/hwz302934.htm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
１１月１日是西南联合大学校庆之日。西南联大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为中国培养出大批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和建国需要的优秀人才，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西南联合大学原系长沙临时大学于１９３８年迁至昆明后的改称。在此以前，１９３７年由于日军侵入华北，制造“卢沟桥事变”，平津沦陷，当时教育部令
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任常务委员，未设校长。同年１１月１日开学上课。在长沙只一学期，就因南京陷落，武汉吃紧，学校西迁入滇，全校大部师生不得不跋山涉水徒步转往昆明。西南联大仍由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任常委。实际上，皆由梅贻琦主持校务工作。
抗战时的西南联大办学条件极为艰困，图书仪器十分缺乏，教育设备更是简陋。学生宿舍大多是砖土墙、茅草顶的平板房，暴雨来临，满屋漏水。联大的其他校舍都是或租或借各地在昆明的会馆和城外的一些中学的校舍。教室多是铁皮屋顶，各类办公室全部都是茅草屋。学校食堂虽是砖木结构，建筑也很简陋，里面只有几十张饭桌而无坐凳，学生都是站立用膳。抗战时，学生的伙食很差，红米饭里面往往掺了很多砂子，每日食的多是仅用盐水煮的蔬菜，很少有油水。学生上课很是艰苦，由于教室分散，往往上完一课，就得匆匆赶往另一相距颇远的教室上课。当时联大十分民主自由，不少校外学生纷纷来校旁听，我们正式学生稍一来迟，就无坐位，只好站着听课，笔记十分不便，增加了学习上的不少困难。
联大的图书馆建筑也很简陋，仅比学生宿舍高大一些。大阅览室里，排列着几十张长方形的阅览桌，周围都有木椅，只容几百人。由于图书馆不大，藏书不多，学生读书勤奋。到图书馆借阅书籍者特多。图书馆每晚开馆前，门外总是挤满了学生，都想抢先进入借阅参考书，或抢占一个位子便于自习，如果动作稍迟，即会人满无座。
联大有个“民主广场”，就是图书馆前的一块空地，空地中间立有一根旗杆，杆前有一座砖砌的讲坛，这里每月举行一次“国民月会”，邀请名人来校讲演，茅以升、顾维钧、李约瑟、林语堂、陈诚等都虽在这里讲过话。当时尽管这里没有扩音设备，但会场十分安静，学生都能秩序井然地听讲。
联大素有“民主堡垒”之称，许多爱国民主活动，都在这里举行，因而被称为“民主广场”。
自１９３８年９月，日军飞机频临昆明进行空袭，狂轰乱炸，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亦有被炸毁的，造成人员伤亡。１９４１年，日军又侵入我云南边境，战况激烈，并有一部日军直驱进入桂黔骚扰，当时抗战形势危急，但联大岿然不动，校内教学正常，学生勤奋读书依旧，整个学校有序不紊，处乱不惊，表现了中华民族坚苦卓绝的伟大精神。
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５年，这是西南联大教学科研成就最为突出的时期。
西南联大当时集中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著名教授和专家学者，如对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颇有研究的陈寅恪，对中国哲学史研究卓有贡献的冯友兰，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人物朱子清，以及各有专长的闻一多、钱钟书、沈从文、柳无忌、叶公超、吴晗、钱穆、钱端升、张奚若、费孝通、罗隆基、潘光旦、贺麟、陈岱孙、王力、吴宓、闻家驷等，还有著名中国近代若干基础学种和工程技术学科的开创者，如饶毓泰、吴有训、吴大猷、施嘉炀、顾毓王秀、华罗庚、陈省身、姜立夫、周培源、任之恭、梁思成、赵忠尧、钱思亮、金岳霖、江泽涵等，他们学术造诣较高，了解国外学术发展情况较多，因而使
联大的教学能够接近国际水平，成为当时国内的第一流大学。西南联大的学生素质较高，原来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学生素质很好，１９３８年后统考入校的学生多是高分承取的，素质仍列前茅。由于联大教授人才荟萃。教学水平闻名全国，又具有民主和宽松的环境，所以为国内学生所向往，许多学生不顾家庭反对，交通险阻，路途遥远，前来投考西南联大，甚至有宁可放弃已在其他大学的学籍重新报考，成为联大新生。当时联大虽然教学设备简陋，物质条件艰困，却创出了奇迹，办出了世界一流的大学，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为国际所瞩目的，不能不令人惊叹。
联大之所以能够培养如此众多人才。不仅是由于师资队伍雄厚，专家名流集中，同时与联大的教育思想、教学制度、学习风气和政治环境有密切关系。
首先，西南联大充分继承和发掘了三校的
学术民主思想和兼容并包的精神。联大汇集三校专家学者于一堂，能够发掘学术民主，使联大成为自由探讨学术的论坛，不仅调动了教授任课的积极性，也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与思辨能力。
其次，西南联大教学
要求严格，重视学风。联大对基础课的要求极为严格。学生学习成绩达不到标准，不能补考，必须重修。大一基础课程，也有知名教授任课，对学生作业要求很严。因此学生都很用功，读书风气极浓，学生受到扎实的基础训练，应变能力强，有利于以后进一步发展。
其三，西南联大教师科研并重，学术造诣深，具有敬业精神。有些教授居家离校甚远，为了学生学习效果好，从不集中时间讲授，一门三学分课程，总是以高度责任感每周分三次到校授课，不顾辛劳。有时遇到空袭，都是带领学生到郊外授课。他们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深受学生敬重。联大教授各有授课方法，但均反对照本宣科，而能各施所长。
其四，西南联大校系领导，重视教学实验实习。联大迁到昆明时，理工科的设备不多。学校设法通过各种渠道，从上海、香港和国外购置必需的仪器设备，一些教师也自己动手制造设备，使各系都能有实验课，以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
其五，恢复招收研究生制度，促进了对人才的培养。１９３９年，西南联大恢复研究院，招收研究生。当时有一批年轻教授从国外带回一些国际科学先进技术和信息，资深教授也在探索新方向，因而研究生的课程直接反映了国外最新的科学成就，推动联大科研教学水平达到新的高度。从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６年，联大培养的研究生，以后成为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和科技工程杰出人物有
钱伟长、杨振宁、李政道、黄昆、朱光亚、邓稼先、任继愈、陶大镛、郝治纯、阴法鲁等一大批。
正因为西南联大拥有上述一些优势和特点，所以能培养如此众多的优秀人才，为国家建设培养了大批骨干，以及一代推动我国科研事业与国际最先进水平接轨的杰出科学家。据统计，截至１９９５年止，当年西南联大理工学院教师和学生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和中国工院院士的计有１５３人，在人文科学方面，也有不少教师和学生取得突出的成绩，做出了重要贡献。
西南联大师生都具有中国知识分子关切国家命运的爱国主义精神。校歌中有这几句：“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这些语言充分反映了联大师生同仇敌恺，教学读书不忘爱国的冲霄壮志。联大学生出于爱国热忱，曾掀起三次从军热潮，先后在联大学习的８０００多学生中，投笔从戒者达８００多人，笔者也是其中一员。
西南联大师生还直接继承了“五四”、“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光荣传统。全国重大政治斗争，在学校的民主运动中都有所表现，对当局危害抗战的行为十分愤慨，奋起反对。那时学校已有中共地下组织，所以联大成为当时大后方爱国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策源地，全国闻名的“民主堡垒”。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西南联大完成了历史使命，于１９４６年７月宣告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员平津。联大师范学院留在昆明，改名昆明师范学院。新中国成立后，又改名为云南师范大学，成为西南联大留在云南的永久纪念。
(夏世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