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2005-06-30 15: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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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50630/wh/ydws/200506300067.asp邹承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主要贡献者之一，以生化泰斗的身份闻名遐迩，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年轻时曾投笔从戎，参加“青年军”远征印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经历。以下就是邹院士回顾西南联大学生兵远征的往事：
1944年4月，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发动了以打通大陆交通线为目标的大规模进攻，史称豫湘桂战役。虽然时间已到二战后期，在海、空军于太平洋战场上一败再败，东京、名古屋等重要城市遭盟军猛烈空袭的情况下，发动进攻的日军实已为强弩之末，但我方由于军官腐败、缺乏战斗意志，士兵素质恶劣、缺衣少食、缺饷少弹、训练不施等原因，仍兵败如山倒，在半年多的时间内，损兵折将约60万，丢了4个省会和100多个城市，令6000多万国民沦于日军铁蹄之下。
12月2日，日军占领距离贵阳仅60公里的独山，兵锋直指贵阳、昆明、重庆。
一连串的失败令后方人心惶惶，政府官员有再次迁都、西南联大师生有再次迁校之议。国民政府赶紧向美国求救，要求支援更多的武器、装备、资金等，并提出要征调正和美、英盟军在滇缅协同作战的远征军回湖南。美国对蒋介石政府的专制、腐败、战斗力低下、为保存实力而消极避战早已极为不满，不但没有答应它的要求，反而以断绝援助为威胁，命令其加强远征军对滇缅日军的攻势。在经历一段时间的磋商之后，双方最终就提高士兵素质达成了共识———以往的文盲士兵素质太差，极难接受现代军事训练，“教一普通士兵认阿拉伯数字，需两三个星期，认米尺需要两三星期，讲弹道抛线也得两三星期，要教到会射击，则往往需两三个月”，不能使美国支援的装备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决定共同训练、组建一支高素质的抗日新军。
投笔从戎
1944年10月，国民政府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改以往的强征文盲贫民入伍为发动知识青年———主要是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从军，并给许多学校发布了硬性指标，要求限期完成征集志愿兵的任务。西南联大成立了以校长梅贻琦为主任委员的“志愿从军组织委员会”，发布了“志愿从军学生优待办法”、“从军知识青年退伍后参加考试优待办法”等条例，还请钱端升、冯友兰、周炳琳、闻一多等教授和杜聿明等将领作了慷慨激昂的报告，积极动员学生从军。
和一般同学相比，邹承鲁受日本鬼子戕害的时间更长，体会更深：在沈阳上小学时，他亲历了“九·一八事变”；在武汉念初中时他差点没能冲出围城日军的包围；在重庆念高中时他又遭遇了重庆大轰炸；在昆明念大学时他还要不断躲避日本鬼子的飞机；毫不夸张地说，从小学到大学，他可以说是被日本鬼子从东北一路追炸到西南。这样的经历令他对日本鬼子尤其痛恨。事实上，他早就产生过投笔从戎、杀尽万恶的侵略者的想法，不过以前因为年岁尚小、不适合上阵而遭到了老师的阻止。现在，既然中华民族已到最危险的时刻，而老师们也动员他们披甲上阵、保家卫国，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他当然责无旁贷。
他和联大的其他200多名同学一道，被编入青年军207师炮一营补给连，成为了一名二等兵。
“民主团”
他们在昆明北校场停了几天。刚开始的时候，伙食不错，不管是满锅的肥肉，还是满锅的萝卜，都令这群长时间以来很少吃菜的青年小伙子们满意。睡眠条件也好，被子、毯子都是新的。他们很高兴，心想：咱们到底是青年新军，跟以往由大老粗组成的旧军就是不一样。
可他们高兴得有点早。2月2日，为了领每人25元的半月军饷，他们一连人在大风沙中足足立正等了两个多小时，然后，军需老爷才姗姗来到。他的傲慢、拖沓、不为士兵着想惹恼了这群深受科学、民主、人权等现代精神感染的青年。他们发扬联大作风，大家七嘴八舌，把军需官痛骂了一顿。中央劳动营主任赶紧过来解围。他对联大的这群学生兵发表演讲，要求他们服从长官，即使长官看上去有错也要服从。还说自己是教授，而领袖则比神还要伟大，等等。对这些谬论，同学们烦极了，他们跺脚、咳嗽、拍掌、喝倒彩，闹得一塌糊涂。
批评上级当然很痛快，可惜的是，这种痛快往往要付出代价。2月4日，在巫家坝机场，眼看一条条身着便衣的“黄鱼”上了飞往印度的军用飞机，可他们总被安排坐在那里等待。而且，在一天一夜的时间内，都没有人管他们的吃饭问题。
2月5日，饿着肚子，他们终于分批登上了美军的运输机。 几小时后，飞机到达了热气腾腾的印度汀江。他们在这里换了新军服，重新编了队。邹承鲁等150多位联大同学和先后到达的400余位其他大学的学生以及400多名高中生被编入“中国驻印军暂编独立汽车第一团”(以下简称“暂汽一团”)。2月14日，他们改乘火车继续前进，在无座位的货车厢中过了4天，2月18日，到达训练基地———兰姆伽(Ramgarl)。
2月20日，他们开始到“中美汽车学校”受训，学习驾驶汽车。教官是美国人，技能很强，要求严格，非常负责。在他们苦口婆心的教导下，仅仅经过20多个小时的课堂讲解，20多个小时的驾驶，这群文化素养很高的士兵就普遍学会了驾驶和简单的修理。3月26日，邹承鲁所在的以联大学生为主的“天声服务营第二连”所有士兵都通过了夜晚灭灯、困难路段驾驶测验，一道光荣毕业。学习速度之快，为该校成立以来所仅有。
从此之后，他们来往于兰姆伽和加尔各答港之间，开始了日夜繁忙的军事运输。他们和同行的美国运输兵关系处得不错，大家同吃同住，相互尊重。
可令人不快的，本国的官长越来越不喜欢他们。 刚开始时，他们得到的政治待遇还是不错的。上级特意派了一个知识分子少将来当他们的团长。他名叫简立，戴眼镜，30多岁，早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并先后毕业于中国的黄埔军校(六期)和美国的弗吉尼亚军校，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文化素质很高，写了一首团歌，有人谱曲后在全团传唱：
男儿快意着先鞭，
投笔从戎志最坚。
出国远征何壮伟，
飞越喜马拉雅山之巅。
铁轮电掣机械化，
利兵坚甲永无前。
浪涛翻热血，
勋业著青年。
气盛吞三岛，
雷辙震九天。
祖国复兴，
世界和平。
惟我中华儿女，重任寄吾肩。
对不一般的士兵，他实施了一套不一般的管理办法：
根据士兵愿望，由各连推选出一名士兵做代表，成立“士兵委员会”，凡有关士兵的供给、膳食、被服、邮政等事宜，都由“士兵委员会”参加团部军需处管理……
在“士兵委员会“的主持下，团里还办了全国性的“天声服务社”壁报，大家能就国际、国内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广泛发表意见。此外，排球赛、篮球赛、歌舞晚会、电影晚会、学术报告会以及演讲比赛等活动也举行得很频繁。邹承鲁的校友和战友周宗王记录过当时的一个活动：联大同学的国语、英语、讲演、竞赛都是第一，可是有一次甘拜下风，那就是未举行的一个“辩论会”，题目是：“军队里需要民主吗？”联大不幸，抽到“军队中不需要民主”这一方面，大家决议“弃权”。
异端的代价
这套透明开放的民主管理方法活跃了军营的气氛，堵塞了克扣士兵、中饱私囊、营私舞弊等多种官长腐败的渠道，当然深受从“民主堡垒”中出来的联大学生兵和其他受益士兵的拥护。但也正因为如此，它深受本团部分军官以及团外众多军官的嫉恨。后者称“暂汽一团”为“民主团”。为免自己所管辖的士兵受影响，他们既严禁“暂汽一团”士兵到他们的军营拜访，又禁止他们的士兵去“暂汽一团”参观。他们常说：“大学生算个屁，看我一样的打。”战车营的官长还向他们的士兵说：“看见民主团的兵，拉住就打没有错！”
他们说的不是空话。不久之后，在游泳池中发现了一具联大同学的尸体，身上大块大块的黑色淤血，很明显是被殴打至死。凶手究竟是谁？上面根本就不让细问，最终也没有给出一个解释。接着，邹承鲁的好友、联大同学杨宏道被捕。他把昆明的同学所寄过来一份“国是宣言”贴到了《天声服务社》壁报上，以便大家观瞻。结果，两三天后，他在半夜里被宪兵架走。中国驻印军总部稽查处宣称这是“异党分子”所为，要枪毙他。“暂汽一团”所有士兵赶紧写联名信，要求保释他，简立团长也冒着政治风险在上面签了名。经过不知多少次求援、说情、保证，最后才把他给救了出来。
自那以后，大家的处境变得越来越糟糕。来往信件都被检查。写出的信，要么被开“天窗”，要么干脆被检查官剪成碎片，扔到垃圾桶中。在庞大的压力之下，简团长不得不取消了天声服务社，并把“天声服二连”和其他几个连拆散了。即便如此，他仍然被调离，上面派了一个很不民主的人来替换他。
对于因试验民主治军而受到的这种不公正待遇，联大学生兵恼怒极了。他们念经、开追悼会纪念曾令他们十分快乐的“天声服二连”，并写了如下的词句作为悼词：
树上鸟儿啼
天声服二连，
提起来真可怜。
一帮学生，
有书他不念。
投笔从戎，
来把新军建。
环境恶劣不容变。
到———处，碰———壁。
新军的前途真是太暗淡。
不顾一切，直向前，
这里是天声服二连。
天声服二连，
提起来真可怜。
初志未成，
先被人改编。
诸位同志，多多吃饭。
一切闲事，莫用管。
倒———东，歪———西。
官长的命令，
我们照着办。
明哲保身，
不多言。
这里是汽车第一团。
还有同学为它谱了曲。这首歌在“暂汽一团”学生兵中广泛流传，大家时常哼唱。
虽然他们用歌声宣布自己服从，但对专制者而言，把这些话直白地说出来，其本身就是一种抗议。这种抗议换来的是更大的压力。1945年6月，暂汽一团奉命前往印缅边境雷多，被指定驻扎到一个到处是断壁颓垣、焦黑梁木的地方。一打听，原来那个地方在不久前还是霍乱疫区。当时正有一支中国部队驻扎在那里，很快就因霍乱流行而死了许多人，最后该部队一把火烧了那个地方，撤了出去。他们赶紧向上级反映情况，要求更换营地。谁知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郑洞国却批示说：“汽一团比霍乱菌可恶，必须隔离。”
他们不得已在那儿搭起了营房。然后，营房周围真的被围上了铁丝网。驻印军总部还专门派了宪兵来监视他们，谁有不满言论就立刻抓捕，有几名士兵被抓了起来。
为了防止他们反抗，驻印军总部还根本就不发枪支弹药给他们———邹承鲁等人运过很多的军用物资，但直到抗战结束，他们也没有摸到过自己的枪。来印度之前，原本说让他们开坦克的，简立团长在为他们而写的军歌中也曾提到“铁轮电掣机械化”———“汽一团”只是暂时的，他们学完开汽车后本该再学开坦克。但是，后来连枪都不肯发给他们，开坦克之事更加就不提了。不过他们也不在意了：在巨大的黑暗面前，他们这千把自由青年又能起什么作用呢？正如《树上鸟儿啼》所言，他们对凭自己之力改造专制、腐败的军队早已不再奢望。事实上，不被折磨致死、保全躯体回国复学已经成为他们普遍的目标。
在吃尽了苦、受尽了气，因“红虫热”———一种热带森林传染病，染上后死亡很快———而死了两个中学生，因恶性疟疾而病倒一批联大同学之后，他们终于盼到了日思夜想的喜讯：可以回国了。
回国及退役
1945年7月，他们驾着满载军用物资的带拖斗的新吉普车———两三个人一辆车，和邹承鲁一道的是邢传庐———沿着新开辟的史迪威公路(即中印公路)，踏上了回国的旅程。这是世界上最艰险的公路，一路不知要穿过多少原始森林，不知要盘过多少高山、大川，不知要拐过多少险弯，不知要惊出多少冷汗。令人欣慰的是，他们看到了中国军队的战绩。睡在路边那些密密麻麻、重重叠叠的坟堆之下的，固然有不少中国士兵，但更多的是日本鬼子。在刚刚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装备精良的中国驻印军对日发动反攻，以自己死亡万余人的代价，取得了“毙敌74000余人，伤者倍之”的成绩，共计歼灭日军5个精锐师团和1个旅团的辉煌胜利。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向日本鬼子开炮，但这里面无疑包含了他们这些运输兵的一份功劳。
在边境站上，他们通过得很快。别的一些部队敢于把炮弹中的火药倒掉，装上口红，把整桶的汽油倒掉，装上花旗袍和高跟鞋，而他们团则根本杜绝了走私现象———开拔前，他们自发组织了纠察队，对本团进行了周密的检查，多带一把牙刷、一条手绢，都被当场烧掉。看到这些学生兵连装行李的箱子也没备，检查的宪兵一摆手就让他们过了。
行驶了11天之后，他们终于走完了全程1059英里的史迪威公路到达昆明。然后，卸掉物资，全团驻扎在距昆明不远的车家壁待命，并被改名为辎重兵汽车十四团。离开中国快半年了，虽然战局发生很大的变化，眼看着日本侵略者就要覆灭了，但国家的经济状况却也令人越来越失望。物价又比半年前涨了六七倍，在昆明市和车家壁驻地周围到处都是满身脓疮的乞丐。他们这些青年军士兵的给养也越来越差，没有一天不为明天的饮食发愁，有时候一天就只开一顿稀饭。
邹承鲁、邢传庐等人日夜想着退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他们高兴极了，和大家一道涌上昆明街头，狂欢了一天一夜。随即，他们向上级提出：我们参军是为了打日本鬼子，现在他们投了降。根据政府发动我们参军时的许诺，该容许我们退伍复学了。
国民党这时候正忙于抢地盘，正想着在未来的内战中使用最为精锐的青年军，如何肯履约让他们退伍？他们的要求统统都被驳回。
眼见一批一批的青年军被空运到北方抢夺胜利果实，邹承鲁等人担心极了：打日本鬼子是我们的义务，而内战不是我们的责任啊。生恐自己成为蒋介石等自私政客、冷血军阀、专制帝王的无辜炮灰。几个联大的同学在一起日思夜想，琢磨出了一个计策。他们申请参加译员训练班考试，说这样一来他们可以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上级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他们的申请。
就这样，他和邢传庐等人退出汽车团，进了译员训练班。他们心不在焉地背着军事术语，大约一个月后，又申请退役。译员训练班只是半军事化管理，比部队要松得多，而且有一些教官是原西南联大的教师，他们很同情自己过去的学生。看到邹承鲁等人言辞恳切的申请之后，有关领导批准了。通过这种曲折的方式，邹承鲁和其他一些英语水平较高的同学在正式充当盟军翻译官之前，终于及时地脱下了军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