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九死一生脱虎口－－《红岩》没有讲到的故事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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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选自马识途《风雨人生》书稿)


　　国民党特务在破坏了重庆和川东的地下党组织后，千方百计地要破坏川康特委系统的地下党组织。他们处心积虑，调集全国特务组织的精兵强将，由特务头子徐远举等带队到成都来。他们选取的突破口就是叛徒刘国定认识川康特委的书记老蒲。他们把刘国定带到成都来，由特务押着坐上吉普车，天天在成都大街小巷乱转，想要抓他认识的人。

　　这样的危机，我们事先并非完全没有感觉，我们已经从敌人内部得到消息，说重庆来了特务组织的大人物，又听说叛徒刘国定到了成都，这种情报我们已经向老蒲报告，劝说他快下乡躲避。而且钱大姐早已洞察这样的危险性，严重警告了老蒲，甚至以纪律约束。然而老蒲却十分麻痹，既不接受钱大姐的警告，也不采纳我们的劝告，满不在乎的样子，一心一意想的是快要解放了，说他要做迎接解放的准备，召开川康特委的扩大会议。他对于暗地正逼近自己的危险，竟毫无察觉。

　　特务经过精心策划，再加上叛徒卖力奔走，终于把老蒲的真实姓名、掩护职业 (这些连我这个川康特委副书记也不知道)和居家地址都查到了，只是为了扩大线索，才没有马上逮捕，暂时对他暗地钉梢。而这一切，老蒲居然毫不知情，他甚至连一般党员也知道的预防钉梢和反钉梢的常识也忘记了。

　　1949年1月的一天上午，我和老蒲约好在春熙南路的饮涛茶馆楼上碰头。我来到那茶馆楼上，看见老蒲正坐在一个茶座上喝茶看报。我走过去和他打招呼坐下，刚泡好茶还没来得及谈话，出于一种下意识，我无意地举眼四顾，发现有三个鬼头鬼脑的人坐在远角茶座上，好像在注意老蒲。我低声对老蒲说：“看来不对。”

　　老蒲说：“哪有什么事，不要疑神疑鬼的。”他虽然是老资格的地下党员，但是他是高层领导，出来活动并不多，不像我天天在成都街头茶馆和下面同志接头，跟特务捉迷藏，这方面的见识我自然比他多得多。
　　
　　我坚持说：“不对，肯定有问题，今天就不谈了吧，我后天早上到你的家里来谈。现在你先走，由我来对付他们。”老蒲听我这么一说，他倒有点紧张的样子。这样反倒引起那几个特务的注意。老蒲起身下楼，果然有一个特务悄悄地随着下楼去了。

　　　我决定先要试梢。所谓“试梢”，就是想办法证实自己是不是已经被特务钉住了。我起身从容自在地下楼，到了楼梯转弯处，我忽然停下，装着要抽烟，从口袋里摸出纸烟来点火。正在这时，只见两个人急忙忙地赶下楼来，在楼梯转角处和我打了一个照面。我一看，正是刚才我怀疑的那三个鬼头鬼脑的人中的两个，我试出来了，跟来的肯是两个特务。这时我也可以肯定，老蒲已经被钉梢了。大概他们认为对蒲已经钉牢，于是只让一个特务去钉他，而我却是特务新发现的线索，所以留下两个特务来钉我。他们见我下了楼，匆匆地赶下楼来，只是他们没有想到我会在楼梯转弯处临时停下抽烟，一下和我打了一个照面。他们当然不好和我一起停在楼梯上，便装着无事的样子，在我前面下楼去了。

　　我已经明确这两人是特务，而且我认清了他们的面孔和衣着。我还明白他们为了要盯我的梢，扩大线索，不会马上逮捕我，我有从容的时间和他们周旋。平常我们和特务在街上捉迷藏的时候多了，在街头巷尾茶馆酒肆都早就看好应急逃走的门道，要从特务那里“脱梢”，我是有办法的，要紧的是沉着机智。但是今天他们是两个人来钉我，要“丢梢”是比较困难些，首先我得想法先丢掉一个，再丢掉另外一个。

　　我心里想着计谋，在他们后面走出茶馆到了街上。我暗地里观察，那两个特务果然站在街对面等我出来。我仔细地把他们的面相和打扮看清楚，装着根本没有发现他们的神色，从容地向春熙路走去。我慢步前行，暗视两个特务一个在街这边，一个在街那边监视我。我马上就想出了丢梢的办法。
　
　　这时我前面走来一个穿着长衫面孔团团的人。一看就知道是天天坐茶馆的商人。我走到他身边，叫一声：“呀，张老板，到华华茶厅喝茶去呀?”说着伸出手去和他握手。那时，这样的商人满街都是，我喊他为张老板，不管对与不对，他看我这一身打扮，也是一个行商模样，认得认不得，见面打招呼，总是要应酬的。于是他笑着和我握手，也呀呀地点头，说：“是呀，到华华来喝茶吧。”我说：“好，等会我就来。”于是我故意装着低声地和他说了几句什么话似的，便点头告辞了。

　　特务大概以为我正在和另一个党员接头，便有一个特务跟了他去，自然那个商人什么也不是，想必特务到了华华茶厅才会知道上了我的当了。这样一来，我就丢了一个梢，只剩下一个我就好对付了。

　　首先我想再验证一下，对街在注视我的人是不是就是钉我的特务。因为我知道特务钉梢有时会因怕被钉梢者发觉，会临时又换一个特务来钉梢。被钉梢的同志如不留心，以为再也没有人钉梢了，便贸然去找人或回家，结果上当受骗，带来惨重后果。

　　我沉着地走向百货公司，进去后在卖衣服的柜台前，从试穿衣服的穿衣镜反看过去，就看到还是刚才跟我的那个人，正站在百货公司大门口往里探视我，就是他。好，目标明确，就好对付了。
　　
　　我走出百货公司，往春熙路北段走去，在孙中山铜像边转弯时我回头看了一下，果然看到特务跟来了，隔我约 10米远。我走到春熙路北段青年会旁边的漱泉茶楼楼梯口，我平时就知道这个茶楼有两个楼梯上下。我便从南边的楼梯上去，到了二楼楼口，我装着无意的样子望了一下，特务也到了楼梯口下边，他怕我发现他，要和我保持距离，没有马上跟我上楼。我转身进入茶楼，飞快从密布的茶座间走过去，到了茶园北边的楼梯口，我正要下楼，看到那个特务刚从南边楼梯口上得楼来。他看我快要下楼，便想急速地穿过茶座赶过来。可是他哪里能行，那密布的茶座坐满了茶客，椅子已经几乎背靠背，那些丢帕子的(给茶客丢帕子擦手揩脸)，卖小吃的，装水烟的，看相的，把通道塞住，要想很快通过是困难的。他正在茶座间挤时，我已经顺当地从北楼梯跑下去，来到春熙路北段街上，我从青年会旁边的一个花店走了进去，从花店的后门溜出去，到了科甲巷，往北直奔而去，我走脱了。　我预想到那个特务从茶座穿过，下了北楼梯，到了街上，那里有顺大街往北，往南，进青年会，到对面三义公小巷几条可走的路，我到底往哪一条路跑了呢?他绝想不到我会从青年会旁的花店前门进去后门出去，他也绝不知道这花店有一条后门通道。这都是我平时看好了的，紧急时就用上了。

　　我从科甲巷往北走了一阵，在一个相馆门前借橱窗玻璃反光看了一下，后面再也没有人跟来了。我断定已经把钉梢的特务丢掉了。但是我还是怕他从北科甲巷口迎头等我，我马上折转向南边走去，转到棉花街向东而去，他再也不能找到我。不过我为了保险，还是按我平时的规定，一定要走三条僻静小巷，再也没有人跟我时，我才能回到自己的住处去。

　　我回到住处，心想老蒲是老革命，在茶楼里只有一个特务钉着他，他应该是很容易想办法丢掉那个特务的，想必已经平安回家了。 　

　　然而我想错了。

　　按照我和老蒲的约定，第三天一大早，我准备出门到老蒲家里去碰头。正要锁房门，忽然听见那门洞外的大门被拍得 “啪啪”响。这么早有谁来叫门呢?房东老板这个时候还在上房呼呼酣睡呢，肯定不会是有人来找他。那就一定是来找我的了，但是我住在这里，除开老蒲一家，谁也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人?我警惕地不声不响地走到次门口，从那木板门缝里往外看，冬天的早晨正下着大雾，一片模糊，没有看到什么人，更使我奇怪。

　　蓬蓬的打门声更重了，我又从门缝望出去，这回看清楚了，是邱嫂。她是住在老蒲大院里的平房里的一个贫家大嫂，我平常从那院子进出，每次都要经过她的门口，由于老蒲的妻子郭德贤待她较好，她对我这个进出的客人也常常打个招呼，因此我知道她叫邱嫂。她和郭德贤到我这里来过，却和我没有往来。今天这么早，她来找我干什么?我再往外张望，就她一个人，于是把门打开了。她一进门就细声说：“不得了呀!”

　　我一听，下意识地感到有问题，马上用手势制止她再说话，我怕上房的房东家的人听到。我说：“到我家里说。”

　　我把她引进我的房子里，关上门，还没等我开口，她就紧张地对我说：“不得了呀，昨天晚上，忽然来了好多歪人，冲进蒲先生家，在房里到处乱打乱翻。那些歪人把蒲太太和小孩关进外边的厨房里，把小楼守了起来。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还以为是强盗抢人呢。天将明时，我起来到茅房，蒲太太在厨房窗口悄悄向我招手，我走了过去到窗边上，那看守小楼的歪人没有看这边，蒲太太对我小声说，‘你到后面师管区对面你去过的那院子里给马先生说，叫他不要来了。’我知道蒲太太说的是你，就悄悄走出大院到你这里来了。那时天还没有大亮，我拍门拍了好久，就是没有人开门。我怕对门师管区大门口 (在我的住处斜对面一二百米处)守卫的兵来理抹我，我就到致民路上去转了一下，天才亮了，我再来打门。我不知道是啥事，就是带一句话来，叫你先生不要去了。”　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并没有震惊，倒反而像先已有了不祥的预感似的。心里想：果然出了事。不过我对邱嫂这么一个与我无亲无故、平常碰到不过点点头的普通女人，为了救我天不亮就冒着风险出来通知我，拍不开门却还耐心地到外边转一阵又回来叫门，有说不出的感激，她这么尽心，真是救了我一命。当然我也对郭德贤有说不出的感激之情。我只是不停地对邱嫂说：“谢谢，谢谢！”　我定下心来后想，这一次可算是我又经历的九死一生的危险中最危险的一次。因为我已经跨出家门槛，就要到老蒲家里去了，如果我早走两分钟，邱嫂来找不到我，我就会到老蒲家落入特务预设的陷阱中去，必死无疑，一失足成千古恨了。生死相隔，就差那么两分钟，太险了，真是太险了，我又捡到活一回了。

　　当然，我的警惕性一直比较高，我出去和同志接头，在茶馆从不直接去打招呼，都是要先在偏僻的茶座坐下，暗地观察一下，确定没有特务钉他的梢，没有人在远处遥控他，才出面和他接头。而且我往往一见面后立刻带他离开茶馆，到外边走一段路，到没有人跟我们时，才带到另外的地方谈话。我也决不会贸然地去进人家的院子，拍人家的门，我要先在外边观察一下，没有可疑迹象，才进院子。进了院子，我还会以别的借口(如找租房，如找那里根本没有的人)，确信没有问题了，才去找我接头的同志。我今天到老蒲家里去，我肯定会先在院子外观察一下，进院子也绝不会直接到老蒲家里去，不一定肯定落入陷阱。不过这次特务既然知道老蒲是重要抓捕对象，恐怕放出的眼线比一般的要远得多，见嫌疑就抓的人多得多，我很可能当嫌疑人被抓了。敌人是很狡滑的。想起来我还是后怕得很。

　　邱嫂说完，便开门出去，我送她出大门口，再三说谢谢。我看她那蓬乱花白的头发在晨风里飘动，隐没进浓雾里去了，这时，我才忽然热泪滚滚而下。善良的人呀，你们该有福了!,

　　成都解放后，我一直不忘这个邱嫂，我曾到原来那个大院去看望她，却听人说，她已经回到乡下去分田地去了。她终于会有自己的土地，过上人的生活了。我虽然没有见到她，感到遗憾，但是听到她回乡下去分土地的消息，想到我们为她们这些苦人而奋斗而牺牲，心里可以稍稍得到安慰了。

　　送走邱嫂后我回到屋里，来不及去思考老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发生的，也来不及为这种突然事变而惊恐，我现在必须沉着，必须冷静思考摆在我眼前马上要办的事。当然，首先我必须马上离开这个随时有可能遭到特务袭击的家，然而最紧迫的事是去救人。

　　我在家里环顾一下，觉得没有什么要拿走的，只是把我写的片纸只字。哪怕是假造的账单子，都拿到厨房灶里烧掉，我不能留下任何痕迹。我不动声色地像往常一样，从容地走出房去，和已经出来的房东家的人打招呼：“上街呀?”“嗯，上街去。”于是走出门去。在致民路口，我跳上一部黄包车，叫：“拉到新南门。”

　　我到了新南门，站在城墙上贴的报纸前装着看报。这城门口本来不是一个我该呆的地方，这里人来人往，总有特务巡行。但是我不能不守在这里，因为我估计华健很可能今天也会到老蒲家里去碰头，特务正在老蒲家设了陷阱等我们去呢，我必须冒险等在这里阻止他。

　　但是我等了一个多钟头，始终不见华健。想想也许他今天不去，我得赶快到他的家里去通知他。我匆匆离开新南门，坐上黄包车，直奔北门华健家里。到了那里，只见华健的爱人徐邦嘉在家，她因怀着孩子在家休息。我问小徐：“老华哪里去了?”小徐回答说：“昨天晚上老华没有回来，走前也没有说昨晚不回来，不知何故。”

　　我说：“坏了，老华昨天晚上没有回来，十有八九是他已经被捕了。”小徐不相信。我告诉了她老蒲昨天在外面被捕，昨晚他家被抄的事，小徐这才相信，她说：“昨天老华出门时说过，他要在什么茶馆和老蒲碰头。”

　　我说：“那就肯定了。”小徐哭了起来。我说：“现在不是伤悲的时候，你还是出去躲一下吧，”

　　小徐说：“不，我这个地方，除开老华以外没有人知道，我相信老华不会出卖我，我正怀着他的孩子呢。”

　　我说：“我们可以相信老华，但是党的秘密工作的纪律必须遵守。”

　　小徐同意了，但是她仍然没有能战胜自己的感情，没有躲出去，谁知特务从老华身上搜出他没有来得及毁掉的身份证件，而到他的住地把小徐逮捕了。特务没有能从这个孕妇的身上得到任何证据，老华也没有供出她是党员，敌人后来把她放了。

　　　　　

　　我没有能救到老华。钱大姐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灾难落到了我们川康特委的头上，我们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而且是一下就突人到领导核心，特委书记老蒲和委员华健都被捕了，我也差点没有走掉。这个时候，我得赶紧把可能的漏洞堵住。第一要紧的是向驻在香港的上海分局领导钱大姐发电报报警。

　　我赶到走马街电报局给香港我的通信处倪子明发报，报文内容是：“家严重病入院即归。”表面上这是一个普通的报病的电报，却是说明我们的书记被捕，我即来港汇报的意思。到香港的电报肯定要受检查，只能发事先约好的隐语。

　　我把向上级报警电报发出后，又赶到另外的电报局去向川北(三台通信处)、川南(专署陈离处)、西昌(电信局黄觉庵处)几个工委发电报报警，因为他们的主要负责人和老蒲老华都是认识的。大邑地区我也马上写信通知。但是后来我和这些主要负责人见面了才得知，他们那时都已经得到老蒲的通知，出发到成都来准备参加特委扩大会了。这一点却是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因为我和老蒲说好的，扩大会议要等老蒲向钱大姐请示后才通知，不想老蒲竟然未待到指示先就通知他们来了，并且不让我知道，大概是因为我不赞成马上召开扩大会之故吧。

　　我从电报局出来后，赶到成都市委书记洪德铭的住处，却没有能找到他，我马上赶到副书记彭塞那里，幸好找到了他。老彭说老洪到川大去了，我要他马上通知老洪回来，我们研究紧急应变措施。我说：“敌人一下就突入到特委的核心，捉走了司令员，这是极其严重的大破坏，必须严肃对待。依照秘密工作规定，凡是老蒲和老华认识的同志，必须疏散出去。老蒲和老华知道的党员，就是不认识的，也必须转移阵地。这个任务必须三两天内立刻完成，不得延误。”

　　于是我们进一步具体一个一个地分析，成都市委的同志老蒲全都认识，都得转移。尤其是书记洪德铭，他的教员职业是老蒲介绍的，得马上退出来，暂时住到王仲雄家，指挥疏散后马上出走。特别因为老洪是跛脚，老蒲如果供了出来，特务下令把全城的跛子都圈起来，那就麻烦了。而且老洪就是出走，也要迅速行动，如果特务把出城站口都守住，凡是跛子都抓，就很难逃脱了。因此决定，老洪马上疏散到重庆去，在那里领导我们已经先期转移到重庆的一些党员，进行工作。老彭因为要留下领导成都市的工作，暂时躲避到郊区，遥控指挥城里的工作。杨文祥、赵文锦也要转移住地，组织疏散和工作。

　　我把成都市委安排好后，马上又赶到设在王文鼎老先生的家里的特委联络站去。王老是我们的一个老同志，大革命时代的老党员，曾经和曹荻秋等同志在国民党部队中搞过广汉起义，失败后从此隐身在成都市开一个中医诊所行医，是成都有名的中医。他和国民党党政军特以及三教九流都有来往。我们在他那里设立联络站，上面有同志来巡视工作，就住在他那里，十分安全。下面的几个工委也通过他和我们联络。这个联络站老蒲经常去，我有时也去。我想既然老蒲已经被捕，这个联络站就不能再用了，必须撤消，而且还要和王老研究他是不是撤退的问题。


　　我来到王老设在梓桐街的诊所。过去我们去找他都是装着病号找他看病的名义去的，于是我打扮成一个害重伤风的人，穿着棉衣，戴着压得很低的罗宋帽，戴上白口罩，到那诊所的门口去挂号。奇怪，怎么我在诊所门口发现有不三不四的人在那里游逛?我挂好号进得门去到了候诊室，坐在长条板凳上听候叫号。更奇怪，我发现和我坐在一条板凳上的人明明是一个“特”字号人物，我一眼就看得出来。2 F& q- @; j# d: g5 x'
　　
　　坏了，莫非是老蒲已经叛变，咬出王老来，所以特务在这里设伏了?这样一来，岂不是我已经落入他们的陷阱，他们将要对我动手了?事已至此，急也无用，我还是不动声色地仔细观察见机行事吧。

　　王老是个老同志，十分沉着，他从他诊断室的窗口，瞟眼看到是我，不露声色地和我打一个照面，不紧不慢地看完前面的，然后叫到坐在我前面的特务进去。

　　那个特务不动，王老出来冲他说：“轮到你怎么不进来，你是不是来看病的?”他用眼瞟我一眼，实际上是告诉我，这个人并不是来看病的，是特务。其实我早已看出来了。王老说：“看你的病不重，我就先把这个重病号看了再看你也行。”于是王老招呼我进了他的诊断室。

　　他一面照正常的程序给我把脉看舌苔，一面在纸上迅速地写，大意是说：昨天中午老蒲来“看过病”，昨夜不知怎的，他正在内床上烧烟(王老抽大烟，是经过党特许的，是为了掩护他的身份)，忽然冲进几个特务来把他看住，然后在他家里翻箱倒柜，把什么地方都翻遍，什么也没有翻到，只搜到他的鸦片烟具和大烟，特务没说什么又走了，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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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家的大哥害的感冒比我还重，昨夜进了医院，我就是被他传染的。我还怕传染别人，所以来找你看病。”王老当然懂得我的意思。我一说，他就知道怎么做了。接着他又给我写道，他自有办法。我估计他是说，昨晚上什么也没有搜到，他自有办法。

"　　我拿起他开的药单走了出来。走出门去，奇怪，那门口的特务有一个竟暗地跟了我来，看来是对我有怀疑，想看我是不是真的拿起单子到中药房去抓药，如果我不抓药，他们就会对我动手。我从容地走到附近街上一个药房去，正二八经地取了药，特务大概以为我是真病人，便没有再跟我了。

　　我算又从鬼门关走脱了一回!

　　在回住处的路上，我一直琢磨，老蒲昨天中午到过王老诊所，特务昨晚就到王老家来清查，没有搜到什么便走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可能前天上午我和老蒲分手后，他并没有相信我的判断，并不认为他已经被特务钉住了的，所以第二天中午他又到了王老的诊所，大概是去看香港有没有信来。当然他去的时候也是装着看病的，结果特务还是怀疑上了王老，所以晚上来他家查抄，没有查到什么，便没有再理会王老。由此可见，老蒲可能是昨天下午被捕的。我想，大概是由于老蒲昨天中午去过王老家，特务便想扩大线索，看王老是不是党员。可能特务审问老蒲时，老蒲只说他是去看病的，但特务不相信，所以昨夜去查抄了王老家，可是什么也没有查到，也就没有逮捕王老，不过特务仍然不相信，还派人来监视，看还能不能找到新的线索。今天我冒冒失失地到了王老诊所，差点出了事。幸喜王老沉着应付，我也未露相，才算脱此一难。

　　不过王老并没有马上脱掉干系。因为他是老革命，在国民党特务的老档案里是有案可查的。而且1947年“六一”大逮捕时，他是上了黑名单的，只是由于我们潜伏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省特委会里担任情报工作的黎强同志在决定黑名单向当时的省长邓锡侯汇报时，提出这个王文鼎大革命时代虽然是共产党，但是后来行医，抽鸦片烟，现在共产党怎么会要鸦片烟鬼作党员呢，以此为理由，建议把他从黑名单上划掉。且由于王老和四川地方势力多有往来，他和当时省会警察局长军统特务刘崇朴搞得很熟，他为刘崇朴看病，并且被聘为省会警察局的特约医师，邓锡侯也知道此人医道高明，便把他从逮捕名单上划掉了。当时特务把他也没有办法。后来，老蒲供出他和共产党确有统战关系，特务便有了把他逮捕起来的理由。不过总算地方势力出面说情，更加以特务头子刘崇朴力保，他才算最后脱此一难。解放后他被调到北京主持中医研究院去了。

　　从王老家脱险出来后，我可以肯定，老蒲是昨天下午在外边被捕的，而且很可能他一直没有查觉被特务钉住了，下午还到什么茶馆和老华碰头，大概是特务恐怕老华像我一样溜掉，便下手把他们两人都逮捕了。

　　回想起来，如果老蒲能照我传达的钱大姐的指示办，马上转移到乡下去，是不会出事的。但是老蒲总以为钱大姐不了解情况，是过分小心了，坚持要等到他主持开完特委扩大工作会议后再走，还说他负责的统战工作，现在正是大有可为的时候，许多事要他留在城里做，实际上他就是不想下乡，结果出了这么大的漏子。

　　幸好郭德贤派邱嫂向我报警，我及时做了应变措施，安排转移撤离，把凡是老蒲知道的关系通通切断，才算暂时堵住了漏洞。但是由老蒲直接领导的军事和统战方面的党员，我因不知姓名而无法通知，后来很可能都被捕了。

　　这次不幸中的万幸的是，特务逮捕老蒲下手得早了一点，如果特务不是那么着急，来个放长线钓大鱼，等我们开特委扩大会议时再下手，那就会把川康特委和下属各地工委、成都市委的领导同志一网打尽，整个川康特委的党组织就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甚至会被彻底搞垮。至今回想起来还有些后怕，还不免汗流浃背……
　　　

　　我做了应变处理后的前几天，下面传来的消息，尚且平安无事。但是不到一个星期，却传来统战系统的傅茂青夫妇被捕了，接着又传来银行的一个党员颜如玉被捕了。这个银行的党员关系在老蒲手里，只有他自己知道，是他和川北建立的通信处。颜如玉被捕后，特务在她那里设了暗哨，监视来往的人。刚好川北工委的领导王叙五等同志接到老蒲要他们到成都开会的通知，赶到了成都。他们的警惕性很高，到颜如玉那里留下信回到旅馆后，马上发现有特务在监视他们，他们想了许多办法才从那个旅馆跑了出来。他们知道出事了，但是到底出了什么事，他们还不知道。因为我向他们在三台的通信处发出警报时，他们已经在来成都的路上了。当时要不是王叙五等人的警惕性高，且临危不乱，机警地脱出险境，特务就会把川北工委的几个领导人一网打尽了。

　　王叙五他们从旅馆逃脱后，当然不知道该到哪里接头。幸喜得特委委员王宇光回来住在华西坝，很偶然地在九眼桥饭馆里碰到王叙五。我很快和他取得了联系，把特委出事，老蒲估计已经叛变，华健情况不明的情况告诉了他，要他们马上离开成都回川北去作紧急应变措施。后来王叙五告诉我，他们回到三台，发现通信处已经被特务抄过，只是没有抓到人。这显然是老蒲供出来的了。

　　最可恨老蒲被捕不到一个星期，就无耻地叛变了。我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惊异，也十分痛心，他过去曾经对我说的那些豪言壮语，还在我的耳畔回响，怎么能叫我相信?可明明白白的事实是，有的只有他才知道的同志在他被捕后而被捕了。又怎么能叫我不相信?后来许多事实证明，他被捕不到一个星期，不仅供出了他联系的同志，供出了我们整个川康特委的组织系统，人员情况，领导人姓名、住址、通信办法，而且供出了我，而且很可能供出了我的特征和我可能去的地方。敌人当然会从他的口中得知，除军事、统战系统的少量党员外，其余全部组织的关系，都在我的手里。因此他们对我，自然是志在必得，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我抓到。

　　我的处境十分危险。但是我不能为了自己的安全，离开阵地，我必须把组织疏散工作做完，才能离开成都到香港去向上级钱大姐汇报。

　　我的心里明白，对我最严峻的考验到来了。我并非没有随时被捕的危险。我下定了决心，我必须履行我在红旗面前宣誓的诺言，还是那八个字：“相信胜利，准备牺牲”。抓到了我，有死而已。我得学我的至亲至爱的爱人刘惠馨那样，从容走向刑场，决不像蒲华辅那样做一只卑鄙的身败名裂的癞皮狗。但是我也不会做一个有勇无谋的人，要临事不乱，临危不惧，还要和特务斗智斗力，直到最后一口气。我知道敌人是凶狠的，狡诈的，诡计多端的。这一点，钱大姐已经谆谆告诫过我了，我现在就是要和他们斗一斗，我不怕死，而且抱了必死的决心，我便能有更大的勇气和智慧。

　　首先我估量形势，敌人虽然知道了我的姓名、籍贯、职业、住址，甚至我的长相面貌，但是特务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我估计敌人正在强逼蒲华辅的过程中，正在所谓“挤牙膏”时，不会像对重庆大叛徒刘国定那样，可以放他出来满街找人。因此我就是在大街上行走，就是面对了特务，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的。这给我作组织疏散工作有了充分活动的机会。

　　但是我到底和特务打过几次照面的，而且我的面目衣着，蒲华辅一定是供了的。所以我必须马上改装，改身份，改行止动作。我原来在蒲华辅面前是一个典型的教书先生，我现在要彻底改成为一个小商人。我到理发店去把我的发型改了，把我的原来戴的黑框子眼镜改成一付金架子眼镜。更要紧的是把我原来有意蓄着预备紧急时刮掉的上嘴唇两撇胡须刮光，把我头上平常冬天戴的罗宋帽翻转过来，从原来的灰色变成黑色(我有意买的里外两种颜色的罗宋帽)。我还把原来就准备必要时可以翻过来穿的两用风雨衣，从灰卡几布面子翻过来成为黑呢面子的大衣。而所有这一切事先的安排，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蒲华辅。这样一来我就面目全非，身份全变了。

　　这还不够，我上街办事，绝不走热闹的大街，尽量钻小巷子。我给自己早就订有规矩，出去回住地，没有走过三条小巷、认准身后再也无可疑的人跟着，我不会回家。必须把可疑钉梢的人丢掉，我才回家。另外，我在常去的街道、茶馆、公园、娱乐场所，都事先看好了遇到紧急情况时脱身的门路。就是这样还不够，我还为自己准备了个人，掩护关系，平常不走动使用，也不告诉任何同志，包括特委的领导。我在成都和重庆各准备了一处，他们的关系是我单独建立的，只在我的手上，由我单线联系。平时的准备，这一次无疑可以用上了。

　　所有这些秘密工作技巧，都是我们党的许多前辈如钱大姐及其他一些老同志平时教导我的，这是我们白区地下党和国民党特务斗争了几十年，积累起来的经验，许多是用烈士的鲜血换来的。我不过认真利用，并加以发展罢了。虽然敌人也在几十年和我们的斗争中积累了更多的阴谋诡计，并且有从德国日本法西斯以及从美国传授给他们破坏共产党的办法，他们还拥有十分现代化的侦察、传递情报的工具和手段。但是我们也自有一套对付他们的秘密工作原则、纪律、规定和技术，特别是我们有为人民解放事业不怕牺牲的意志和决心，有视死如归的勇气。说实在的，我们的某些地下党组织遭受敌人破坏，并不是敌人有比我们特别高明的地方，往往是由于我们没有遵守我们的秘密工作纪律，没有执行上级的正确指示，特别是由于我们党内混进一些不坚定分子，一些投机分子，一些蜕化变质分子。在敌人面前经受不起考验，成为可耻的叛徒，出卖同志，为虎作伥。尤其是在地下党的高层领导中出现这样的人，更是十分危险。

　　我们当时就是遭遇到敌人突然袭进特委的司令部，俘虏了我们的一号指挥员——特委书记，更糟糕的是特委书记蒲华辅叛变，使我们陷于十分凶险的关头。作为领导人，虽然面对敌人正千方百计搜捕的极大危险，面对组织防线有被敌人进一步突破甚至造成全线崩溃的危险，但我们必须临战不乱，保持镇定，稳定军心。又必须临事果断，坚决疏散，还要保留进一步进行战斗的阵地和战士以及灵活的指挥系统，不能自我乱了阵脚，带来全线崩溃。我们川康特委、成都市委和各地区工委的尚在的领导同志，就是本着这样的精神，坚守岗位，沉着应战，做了有组织的撤退和疏散的。
　　　

　　川康边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吕英，也奉蒲华辅之命到成都来了。而老蒲被捕而且叛变的消息，吕英还不知道，而他的住址，蒲华辅是知道的，这给他带来很大的危险，我就必须去通知他疏散。当然我去通知他，我也是很危险的。但是只有我去通知他了。

　　我到了吕英住地的外面，作了很仔细的观察，没有人暗地守梢的迹象。我突然进入他的小院，先装成租房子的，一进院就问：“主人家，你们这里有空房子出租吗?”我从平房窗户看进去，吕英房里就他一个人，没有外人。见他没有被监视，我便迅速进入他的屋里，告诉他老蒲被捕叛变了，要他马上离开，赶回大邑乡下去，作应变措施。吕英答应了，但他还想收拾他的被子和杂物。我说：“不能再拖延了。要那些东西干什么?”他只好随我离开，但还有点觉得可惜的神情。

　　我是和他一块出来分手的。但是第二天我就得到了消息，就是他和我离开后不到两个钟头，特务就到他的住处去抓他，结果扑了个空，但是特务在屋里设了埋伏。夜深时分，吕英又摸回去，结果一进屋就被特务逮了一个正着。

　　吕英得到通知离开了，但却违犯纪律，半道又回住地去，我怀疑他一定是回去拿他那床唯一值钱的棉被和他那些破烂家什。我猜想他并不以为老蒲这样的高级领导、这样的老同志会叛变并且出卖他，所以有一种侥幸心理，想回去拿了行李再走，结果落入敌人陷阱。

　　后来吕英从特务的看守所里传出话来，他已经得到通知还是落入虎口，对自己违反纪律非常失悔，以致在看守所里，企图打破灯泡自杀未遂。他还传出话来，他决心一死，要他的同伴们放心。我知道这个同志一直是英勇坚定的，过去曾经接受组织指示，领导藉田铺暴动，又奉命带武装同志到成乐公路一个渡口去救在乐山被捕的雅乐工委书记陈俊卿，这都是生死斗争的事，他都毫无迟疑地承担了。但是我还是依照党的秘密工作规定，通知他的下级转移。后来吕英在重庆渣滓洞监狱里英勇牺牲了。

　　吕英的被捕，给来成都企图破坏川康特委党组织的西南特区特务头子一点希望。本来他们意外地一举攻入川康特委司令部，俘虏了司令员 ——书记蒲华辅，而且软硬兼施，逼迫蒲华辅叛变，以为这一下就可以把川康的党组织，像对重庆和川东的党组织一样给以毁灭性的打击。但是他们搞了半个月，除开抓到了蒲华辅所供出的他直接领导的军事和统战系统十几个党员外，下面成都市委和各地工委的组织系统，都因及时作了疏散和转移，特务都扑了空。特别是我这个掌握川康特委全部组织系统的人，特务虽然千方百计要想抓到，然而也是毫无进展，我们川康特委各个组织系统，仍然保持完整，特务的整个抓捕活动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现在却忽然意外地抓到了川康边党组织的负责人吕英，特务以为可以从这里打开一个缺口，向破坏川康党组织作纵深发展，从这里抓到蒲华辅供出的原重庆市委转移到川西大邑隐藏的李维嘉，苒抓到在他下面工作的一批成都疏散到那里去的大学生党员，就可以把线索牵回到成都市来，扩大抓捕对象。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没有打通，吕英这一关就顶住了。　吕英决心以死报党。他未到特务刑讯室，便想触电自杀未遂，所以什么刑法对他都不起作用，特务只好按蒲华辅提供的并不准确的线索，到大邑去抓李维嘉。而李维嘉在和吕英相约的时间内没有见到吕英，他就依照组织纪律，坚决转移到他的隐蔽地去。就因为这样，特务在李维嘉离开后不过两小时到李维嘉原来住的地方三岔小学去抓他，扑了一个空。不过，这仍然给那里另外的几个党员带来被追捕的麻烦，多亏他们警惕性高，先后都设法脱了险。特务们徒劳无功，空手而回成都。
　　　　

　　特务头子们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还想在成都抓捕我和成都市委的领导人，而我们那时因为还有疏散工作没有作完，不能马上离开成都。为了工作方便，我和洪德铭一块(其实后来我想，两个主要负责人在一起，是违反秘密工作纪律的)，都躲避在一个党员王仲雄和她的爱人刘文范家里。蒲华辅不知道这个党员、当然更不知道他的家。王仲雄的父亲王思忠是四川地方势力的一个头面人物，那时任国民党的温江专区专员，经常住在温江，回成都是住在文庙后街另外一个大公馆里。王仲雄住的这个小公馆仍然号称专员公馆，我们以为住在这里，是比较安全的，便于我们进行组织疏散工作。我们却没想到，王仲雄担任温江中学校长时，我曾将从重庆逃到成都的两个党员齐亮和我的妹妹马秀英，暂时荫蔽在那个学校里，更不知道重庆的特务带叛徒刘国定到成都来，正在找寻齐亮和马秀英的下落。而且终于从蒲华辅口中(我已经不记得什么时候我把齐亮的躲避处告诉过他)打听到他们是在温江中学教书。所以特务直扑温江中学去找齐亮和马秀英了!

　　但是那时中学已经放假，齐亮、马秀英都已经离开温江到了成都，住在东二巷安老太太家。我和他们见过面，我以为他们既然从温江回到成都，住在谁也不知道的地方，也就相对安全了，只是告诉他们特务带叛徒刘国定到成都来了，他们当然会是特务寻找的目标，因此催他们赶快离开成都，到我安排的绵阳魏城中学去躲避。可是他们迟迟未动身。

　　这时，敌人到温江中学去找他们扑空后，已经和温江地区的特务头子到成都来找温江中学校长王仲雄来了!

　　温江的特务头子带着重庆特务来找王仲雄时，发现这是王专员的公馆，而王专员是颇有势力的人物，且又是他的上级，他怀疑重庆特务是不是弄错了，共产党怎么敢藏在王专员的公馆里?况且当时时间已经是晚上，他也就不敢贸然闯进专员的公馆来问。他们决定先把公馆守起来，等重庆特务回他们领导机关去弄清楚了，第二天早上再进公馆来向王仲雄打听齐亮和马秀英的下落。

　　特务当然不知道王专员的女儿王仲雄和女婿是共产党员，特务们当然更不知道他们日夜追捕的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和成都市委书记洪德铭，就住在这个公馆里，正受着王仲雄夫妇的掩护哩。原来我们都是在捉迷藏，偶然碰到一起了!

　　这件事叫我现在想起来还后怕，头天晚上我们已经被特务包围起来了，只因那个温江特务不敢贸然闯进王专员的公馆，我们才很偶然地免于被捕。而我们当时还以为十分安全，白天出去和各方面的同志接头，做疏散工作，晚上回到这里来睡觉。工作跑累了，回来后吃罢晚饭，我们四个人便坐下来打桥牌，轻松一下。虽然我们住的那问房外边就是一条小巷，我们却有说有笑地不怕被人听到。

　　那天晚上，我们什么也不知道，玩一会桥牌就睡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和洪德铭两人起来，漱洗完毕，正要分头走出门去干自己的工作，保姆来说外面有客人来找王仲雄，刘文范就出去应付。我和洪德铭也以为是什么一般客人来找，没有在意，还是照样出门去。我走过天井时，还看到刘文范坐在客堂的北边椅子上，来客坐在南边椅子上，背对着我，我没在意，从门斗旁门走出大门去了。洪德铭和我一样，也不知道有什么事，也走出大门去了。

　　傍晚天快黑的时候，我回到公馆去，一点也没有预料到会有什么问题，便径直想跨进大门。成都的公馆的大门，一般有一个门斗，进大门后从门斗的侧边小门进去，才能到内院里。外边从门斗看不到内院，内院也看不到大门口。当我正要跨进大门时，模糊地看到王仲雄家的保姆姚三妹坐在门斗边的门口，她没有说话，暗地里对我摇手。我那时警惕性很高，马上意识到这里有问题了。我转身便若无其事地走开。我知道特务大概已经埋伏在院子里了，只要我一跨进去，马上就会落入他们手中。而且我猜想，院里既然埋伏了特务，门口附近也可能放得有暗哨，我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我不紧不慢地离开公馆大门，在后子门街上走了一段路，我忽然想起，洪德铭通常回来比我晚，这个时候大概还没有回来，如果他在我后边回来时，姚三妹已经没有守在门口，他一旦跨进内院，就无法脱身了。我平时感觉老洪的胆子比我大，警惕性却没有我高，如果他进大门时，不在意姚三妹在黑暗中的摇手，竟自走了进去，那就完了。

　　我越想越害怕，决定就是冒险也要把老洪堵在门外街上。我就暂时不离开那条街，留心老洪的踪影。我知道特务并不认识我，而认识我的蒲华辅，我相信特务还不敢放他到街上来咬人。我放心大胆地在街上转游，等了一会，仍不见老洪。我想。平常老洪总是比我回来得晚些，可能还在回来的路上。这里有好几条路口，我一个人守不过来，于是我决定去不远的东二巷去叫出齐亮，一起来守，因为齐亮与洪德铭在西南联大时是认识的。

　　齐亮一听说这种情况，马上出来和我一起分头守在主要的两条街道口。大约到了晚上9点多钟，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少了，我感觉不能再这么守下去，只好叫齐亮回去，我也到另外一个同志家里去过夜去了。我当时竟然一点也不知道，特务要抓的正是齐亮!而齐亮却自己到了那条有特务在巡行的后子门大街。可以肯定他和我一样，和特务在那街上是打过照面的，只是那些特务并不认识齐亮罢了。事实上特务中只有叛徒刘国定认识齐亮，而特务是不会在晚上放刘国定到街上来咬人的。所以我们和特务上演了一出捉迷藏，却平安无事。当然后来想起来，还是怪怕人的。

　　但是王仲雄和刘文范却因此而没有脱了干系，虽然特务并不知道他们两个是党员。后来他们俩没法从成都转香港到解放了的武汉找到了我，把他们当时的情况向组织作了汇报。据他们说。那天我和洪德铭从他们家里走出去时，特务已经进到会客厅，只是很偶然地特务坐在南边椅子上，刘文范坐在北边椅子上，他看到我们穿过门庭走出门斗，却不敢招呼，幸喜特务没有看到我们出去。如果看到了，也许马上就把我们两个抓到了。我们走后，刘文范和特务周旋，说他根本不知道齐亮这个人。问王校长呢？刘文范推说不在家。其实王仲雄这时正在里屋，却不敢出来，从后门走了。特务自然不敢搜查王公馆，只好把刘文范传到特务机关去问话。实际上就是把他拘捕了。

　　王仲雄逃到文庙后街她家的另外一个公馆后，后子门公馆的保姆姚三妹跑去报警，说刘文范被人抓走了。王仲雄想，特务不知道刘文范是党员，可以营救。最严重的是我和洪德铭出去时，并不知道特务已经来过，并且特务一定会派人埋伏在那里院子里布设陷阱，晚上我和洪德铭回去，一进门就会落入陷阱了。因此王仲雄找到她的三妹王叔豪，要她赶快回后子门公馆，派保姆姚三妹和郭嫂把前后门守起来，无论如何也不要让我和洪德铭在回公馆时走进院子。王叔豪马上到后子门公馆坐镇，指挥两个保姆把前后门守着，并且不叫埋伏的特务看出来。王叔豪他们就这么尽责地守了一天，直到晚上我和洪德铭两个分头回去时被保姆摇手阻止离开公馆走脱了为止。多亏了王仲雄、王叔豪和姚三妹、郭嫂她们几个，我和洪德铭两人才能从虎口边逃脱了。

　　据王仲雄说，当她回到她父亲的公馆里时，特务追到那里，向她父亲要王仲雄，说是要王仲雄交出齐亮和马秀英。她父亲王思忠一听就发了火，把特务训斥走了。过了一阵，特务又来找王专员，说是重庆派来的特务要见王专员，王思忠和他们见面后，还是不理睬，把特务训走了。后来是依靠王思忠在地方上的影响，加上特务对于刘文范的政治面目毫不知情，只好把他放了出来。
　　　

蒲华辅被捕叛变后，我坚持留在成都领导疏散工作，已经快半个月了，虽然经历了几次险些被捕的危险，但总算把疏散工作有条有理地做了，一切可能的组织漏洞都堵了起来，再也没有听到地方组织有人被捕了。至于统战系统和军事系统那些由蒲华辅亲自领导的同志，因我一无所知而无法通知，那些同志因此不幸被捕了。这时我忽然想起一个我知道的军事系统的党员韩子重，因为他曾被调到香港受训，所以我知道他的名字，而且知道他是四川师管区韩任民司令的儿子。当时虽然时间可能已经晚了，我还想做最后的努力，我打听到了韩任民的公馆在守经街。当然，这时我不会去直接找韩子重或去给他留信，那样做，如果特务已经暗地守在那里，不是自投罗网吗?

　　我先在家里准备好一封写给韩司令的信，信中提到“令公子在外滋事，仇人要找他算账”这样的话。我把信封好，揣着信冒险走到守经街，站在远处观望韩公馆的大门。我仔细观察，只见在门口有韩司令的持枪马弁进出，附近看不到有特务活动的迹象，我便大胆地走到韩公馆大门口。把信投在门房窗口。可怪，偏偏就冒出一个人来问：“你找谁?”我说：“给韩司令送信。”他把那封信看一下，果然信封上面写的是韩司令收，他就没有再说什么。我迅速离开那里回到街上，当然还是老规矩，不马上回家，而是在几条小巷里转游。这时，我却真的发现有可疑的人远远地跟在后面，我知道还是有特务钉梢。我还是老办法，在市场里转了几下，把他丢掉了。

　　我由此判断，韩子重一定被蒲华辅出卖而且被捕了。我想做的最后努力也落空了，而且我差点又被钉住。看来我不能再这么去做冒险的事了，并且要赶快设法把工作结束，离开成都，准备到香港去向上级汇报。同时也要洪德铭迅速离开成都。

　　我从王仲雄家脱险后，就立马找到彭塞，要他通知洪德铭，准备开最后一次疏散碰头会。我们在约定地时间碰头，我提出从最近几次出现险情来看，敌人正想抓紧收网，我们不能再拖延下去。洪德铭的工作早已确定到重庆去，把已经调到重庆去的几十个同志组织起来，在重庆开辟新的战场。我呢，也应该早日去香港向上级汇报。

　　我说，看来蒲华辅是彻底叛变了，敌人要是把他放出来活动，那是十分危险的。特别是洪德铭有脚跛的特点，就是蒲华辅不出来活动，只要他说出老洪是个跛子，特务下命令在全城撒大网检查跛子，老洪就很危险。老洪也说，他得到消息，特务已经到他教书的学校去找过他，这个地方只有蒲华辅知道，可见蒲华辅已经出卖了他。我说，这情况更严重，特务很可能已经知道老洪是跛子。我叫他马上离开成都，未离开前再也不要上街了，离开成都也不能在成渝汽车站上车，特务在那里一定守得很紧。至于老彭，蒲华辅当然也出卖了，必须马上转移到郊区躲避起来，遥控指挥，不要再进城。

　　洪德铭果然马上离开成都。他没有在牛市口汽车站上车，而是坐黄包车到龙泉驿南面的小镇。周际峰在成都帮他买了到重庆的长途汽车票，周际峰从牛市口车站上车，到了前面那个小镇停车休息时，周际峰下车，把车票交给洪德铭，他再从这里坐汽车上路，躲过了特务的检查，平安到了重庆，彭塞躲到了乡下，市委的杨文祥和赵文锦已经躲起来，蒲华辅知道和认识的成都市委的几个领导人都不在了，成都市委的党组织可以保证安全了。
　　

　　我从主仲雄家出走后，便搬到我在成都建立的一个掩护关系王德伟同志家里去住。她是我的掩护关系，连蒲华辅也不知道。她完全以一个小商人的身份出现，不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她和一个王先生搭伙，在市场作轮胎生意，并且开了一个做油墨的小作坊，还很赚了一些钱，可以支援我们。我住在她家不出去，可以说是很安全的。我把一切要交待的工作做完后，就是和王德伟商量我如何到重庆去的问题了。

　　王德伟说，和她合伙做生意的王先生原来是开商车做生意的，他认识的熟人熟车很多，可以替我找可靠的车子上路。至于路费更是没有问题，她可以给我一点金子和一些零星的银元。她建议，我不能再以一个教员的模样出现，为了行路的方便，要把我彻底改装成为一个行商，最好是扮成一个做出口生意的商人。如何扮，要准备什么行头，她说她熟悉，一切听她的。但是她提出一个问题：“你准备用什么名字上路呢?也就是说，在一切文字证件上，你用什么假名字?”

　　是呀，我这一向忙昏了头，竟然没有想到，我要上路出远门，非要有可靠的身份证件不可。王德伟为我装扮成做出口生意的商人，要有相关的文字证件，自不必说，更根本的是，我首先要有一张身份证明。国民党为了对人民实行严酷的统治，近几个月来做出规定，每一个城市居民都要求办一张有姓名、籍贯、出生年月、住址、职业的证明，那上面还有持有人的头像照片，在像片上盖有市政府的钢印。我是正在逃难的人，在城里活动时可以根本不用身份证，但是要出去旅行，就要过关过卡，要买车船票，要住旅馆，就要经受军警的查验，没有身份证明，就会被扣起来审查，那就麻烦了。现在我用什么名字办理这个身份证呢?这个问题可把我难住了。我知道洪德铭办有假身份证，是通过我们在市政府民政局工作的同志给办的。老洪已经走了，我无法弄到这种证明。幸好我曾从他那里弄来几张空白证明，我可以在上面造假证件。

　　“哎呀，坏了!”我给王德伟说到这里时，不觉哎呀一声，大叫起来。王德伟问我：“怎么啦?”我说：“坏了，我以行商身份住在新南门外时，为了拥有一个合法的身份，到那里街道的保长那儿，申请办一张身份证，他同意了，要我交一张贴在身份证上的像片，我专门去照了一张二寸小照片交给了他，他说他就拿到区民政局去办。可是还没有办下来，就发生事故了。这张照片如果还在保长或区民政局那里，还好说。如果特务想起要找本地保长问话，保长说他那里有一张我的照片，那就坏透了。特务会拿去放大加印，传到各处，按头像捉拿我……”

　　王德伟也认为这是非常麻烦的事。非把这张照片弄回来不可。我想，特务到我的住处没有抓到我，一定会留人住在我那里，设个陷阱。他们如果不想把这事透露给地方保甲组织，没有去问过保长，那还好办，我还可以找借口要回那张照片。但是谁说得准呢?如果特务和保长已经通了气，我去要照片，那不是我自己送上门去落入虎口吗?怎么办呢?这确实叫我为难了。

　　我想了一夜，再三权衡利害，我还是非冒险去要回照片不可。我给王德伟说了，她说：“你去不如我去。我去相机打听一下，把情况弄清楚了，你那时再考虑去不去冒险。我有家有业，有身份证明，有同行的商人作证，我是个商人，特务也奈何我不得。只是我去问时，你今天出去躲一天作预防——就是特务到我家里来，也查不出什么可疑之处。”

　　看来只有照她说的这么办了。我出去到公园和茶馆闲逛了一天，晚上回去时，还特别在王德伟家的外边，仔细查看有无异状。确认没有了我才进去。王德伟告诉我说，她去找那个保长，先乱扯一阵生意上的把子，再问到现在身份证明好办不好办。那保长说：“好办也不好办，有银元什么都好办，没有银元去通关节，只好压着慢慢办。”王德伟说：“我有个做小生意的行商朋友，他说在你这里办身份证明，一直没有办下来，他最近要去内江办急事，没有证明走不了路。我这里有点跑路钱，保长能不能帮他跑一跑?”王德伟给了那个保长五块银元，他见钱眼开，欢喜得不得了，说：“看来你这位老板是个爽直人，那好办呀。你叫他明天来找我，我给他办就是了。”王德伟当时没有把名字告诉他，不过看样子没有可疑之处，于是叫我明天去找保长，扯个把于，把照片要回来。

　　晚上我想了很久，王德伟去找保长，如果那保长是有预谋的，总得要问王德伟，问我的名字吧?现在那保长连我的名字都没有问，只说叫我明天去找他办就是。也许特务根本没有想到我有照片在保长那里，直到现在还没有和保长取得联系。这个险看来值得冒一下。否则，特务迟早会和保长勾通，这张照片不弄回来，落入特务之手，实在太危险了。
　　　

　　事不宜迟，第二天一早我就回到我原来居住的院子后边菜园地外边，仔细观察隔着菜地的那栋破烂平房，没有发现有什么异状，我径直走到篱笆门外往平房里看去，没有一点动静。我大起胆子走进去喊保长，他出来了，似乎根本不记得我了，问有什么事。我说是办身份证的事。我把前天的一张报纸拿出来，指着报上一条消息给他看，说：“你看嘛，我的内当家从重庆回成都过年，在内江出了车祸，我要赶到内江去。这出门没有证明不行，不知道我在保长这里办的身份证，办妥了没有?昨天我的一个朋友来问过，你告诉她叫我今天来办。”

　　他好像想起来了，说：“哦，有这回事。你叫什么名字，我这里还有好几个没有办呢。”他到里屋去拿出一撂纸张来，我拿过手翻了一下，果然翻到了我填的表和那张照片。我说：“就是这一张。”保长说：“哎呀，今天恐怕我还没有功夫去办呢，过几天来吧。”

　　我知道他又是想敲我的钱了。我故意着急地说：“我明天就要走，还是麻烦你今天替我跑一趟吧。”说着我摸出五块银元来交到他的手里，说：“这点跑路的辛苦钱，你就收下吧。”

　　果然有钱能使鬼推磨，他马上笑脸相向，说：“那好吧，我今天上午就替你跑一趟。”

　　我假意告辞出来，过一会又返回去，对保长说：“哦，我看你也忙，拿到区里说不定又被他们压下。我想起在市政府民政局有认得的朋友，不如我拿去直接找他办一下，还快一点。我明天是非去内江不可呀。”

　　那保长既然拿到我的银元，又不要他跑路，乐得。他把我的表格和照片拿出来给我，说：“也好，真的，区里那些办事的人，手续也多得很。你自己能在市政府找到熟人办，快得多。”

　　“是呀，是呀，快得多。”我拿起表格和照片赶忙走了。

　　我把照片拿到手，心里老大一块石头落了地。我抬头看一下菜园南边那座公馆，想象在那平房里，说不定正埋伏着特务等我上钩呢，然而就在隔不过 200米的地方，我安然地站在这里呢。

　　我匆匆地回到王德伟的家。王德伟见我平安回来，也很高兴。

　　现在要紧的是我得赶快离开成都了。

　　我想了一个假名字，自己动手做起假身份证明来。我把照片贴在老洪给我的空白身份证明上，用毛笔填好假名字、籍贯、住址、职业等等，然后自己来压钢印。用一个和真身份证上钢印相当大小的药瓶盖子，压在身份证我的照片上，用重力锤下，钢印的圆圈就有了。再用铁钎细心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压出钢印字痕来。模模糊糊，恍眼一看，真像压得不深的钢印呢。至于红印，那就更好办。用药瓶盖子沾上印泥，然后在这圆圈里用蜡纸刻写的字，用印泥一抹，假印就做成了。在晚上的灯下恍眼一看，是看不出破绽来的。

　　我用的假名字是“张司光”。我在写这三个字的时候，有意写得可以用毛笔轻轻一改就成为“张同先”。这是我将来自有妙用的秘密，连王德伟我也没有告诉她。籍贯是河南，住地填的是一个偏远小巷的某门牌号的附几号。职业，已经由王德伟为我设计好，是做四川猪鬃出口生意的行商，一个公司的襄理。

　　现在是轮到王德伟来给我打扮成为猪鬃出口商人模样了。她除开给我准备一套商人惯常穿的丝棉长袍，中式扎结带缎裤，罗宋呢帽外，还特别给我准备了一个黑色有些磨白的皮包。皮包里装有《工商导报》上剪下来的种种商业行情表，有商业往来信件，有各个商行请吃饭的请柬，当然，我作为一个通达贸易公司襄理的名片若干张，也由王德伟去街上赶印出来。王德伟叫我穿戴起来，夹上大皮包，在屋里走几步，一个猪鬃出口商就扮成了。我不仅衣着仪表像个大商人，我带的各种物件也和大商人相称。这还不行，我在蒲华辅被捕后早已把自己的面容改变了，修整了发式，刮了原来留的小胡子，眼镜架也已换成假金架子，很难认出我的原来面目了。不过王德伟提醒我，要把猪鬃行情表背得相当熟，一般商情也要知道一些，说起来不外行。

　　下一步就是怎么平安地走出成都了。我知道过这一关很难，特务不会不在出成都的一切关口，特别是到重庆去的始发站牛市口汽车站严密把守，照叛徒提供的我的面目捉拿我。我虽然刮了胡须，换了眼镜，改了装束，换了姓名身份，但还是不能大意。敌人是宁肯错抓三千，不肯走漏一个的。

　　

　　找车子的事就要王德伟的合伙人王先生出力了。

　　王德伟叫王先生给我寻找可靠的商车。王先生出去活动了两天，终于找到一部他的好朋友开的跑成渝线的商车，正要送成华大学一批学生回内江去过年，后天就要动身，是成华大学的三青团部来找他包的车。他问我是不是坐他这个朋友的车上路。

　　王德伟一听就皱眉头，她说：“那怎么好?坐车的人一定是一些三青团分子，你和他们坐一个车好吗?”我说：“正好，说不定路上还可以借他们的光，少一些麻烦呢。”

　　事情就这么定了。临行前王德伟对我说，她现在手头很紧，拿不出够我去香港的路费，但是她给我一封信，叫我到重庆海关去找她的一个叫黄毅的朋友，他见到信会给我钱，并且托他妥善安排我去香港。我问王德伟，这个人可靠吗?她说他们有十几二十年的交情，她认为是可靠的。她特别提到他曾是东北抗联的人，抗战前就是党员，在中东铁路上做地下交通，战斗中失去了关系。他精通俄文，后来回到关内，考进政府机关去给苏联援华空军做俄文翻译，后来进了重庆海关。他和国民党各方面的人有往来。他很想和地下党重新联系上，她要我去和他谈谈，至少可以建立统战关系。我想也好，在重庆又多一个掩护关系也是好的。

　　第二天，我照王德伟安排的穿戴起来，夹上大皮包，和王先生一路，到他的朋友家去上车。王先生特别要他的朋友一路上照顾我。我上车后，车子直接开到成华大学，那一群大学生已经等在门口。他们上车后，车老板给包车的学生头儿介绍，说我是他的亲戚，也是回内江，搭个便车。这当然没有问题。

　　车子上路后开往牛市口。路上有宪兵拦住车，有便衣特务上车来检查，叫大家拿出身份证来。那个看来像是学生头儿的学生很不耐烦地说：“检查什么?我们都是成华大学三青团的，回内江过年的。”他把一个证件拿出来在特务面前亮了一下，我猜想那可能是特务认可的派司，只见上车来检查的特务一付另跟相看的样子，点着头下车去了。那头儿一边催车老板：“走啊，走啊！”他一边把车门拉上，车子终于开了。我一直担心这个检查最严的检查站，会要旅客一个一个地下车去接受检查，像我这样年龄的人，一定是他们盘查的主要对象，说不好就留下来检查证件。我的身份证是经不起仔细核验的。我没有想到这么顺当地通过了检查站，果然是借了三青团的光。

　　车子当天下午到了内江，大家下了车，我也向车老板告别，表示感谢。我不敢在内江住旅馆，好在我除了一个皮包，什么行李也没有，我夹起皮包找到一部正停在街边揽客的军车，丝毫没有和他讲价钱，就上了他的车。那军人很客气地把我安排在司机舱里坐下，不一会军车就开了。因为军车搭客，是军人挣外水，他们也不愿晚上在县城过夜，自己找麻烦，便在永川前面一个小镇上停下过夜。小镇上小旅馆争着来拉客人，叫嚷的条件就是，晚上夜深不回来，随便吃烟赌钱嫖女人，也没有人来检查的。于是我又沾了这些旅客的光，自己早早上床睡觉，谁也没有来打扰，一觉睡到大天亮。

　　第二天早上，车子到了重庆青木关。这又是一个住有宪兵和特务的检查站，不好过关的。但是开军车的军人比我们还害怕，军车搭客找外水，宪兵是要查的。他的车还没有进青木关，就叫旅客们：“下车，下车。自己搭公共汽车进城。”有的旅客在埋怨，带着大包小包，怎么能搭公共汽车呢?那军人不管，自己开车走了。这对我来说，却是太好了，这正合我意。我夹起皮包下车，慢悠悠地走进青木关街上，像是本地人一样地走过检查站。我看到许多汽车正停在那里，旅客们正下车接受检查呢。

　　我轻松地走到市内公共汽车站，上车进城去了。

　　我没有想到，就这么轻松地走出成都，这么平安地进了重庆城。

　　我也没有想到，在重庆我将再次面临更大的危险……
　　

　　我到了重庆，以为这下可松活了。我消消停停地到我在重庆的掩护关系、老朋友韩觉民的公馆里去……


　　但我没有想到蒲华辅竟这么坏，连我在重庆的他并不知道是党员的朋友关系，也供出来了!

　　当我走进韩公馆的时候，老韩还在他的银行里上班没有回来。我便在他的客厅里喝茶等他回来。到了中午，老韩回来了。他…进门看到是我，大吃一惊。他轻声地对我说；“哎呀，你怎么来了?这里的警备区二处的特务前两天到我这里来过，问你到重庆来了没有，还问你到没有到我这里来。我想一定是出事了。我决不能让特务潜伏在我家里等你。我就说：‘这个人和我十几年前同过学，以后再也没有往来了，只是去年来过一回，看样子很潦倒，向我要钱，我没有给他，他就走了。以后再也没有看见他。’我就问他们是什么事，他们说，你是共产党的头子，正在抓你。我就说：‘哦，原来他是共产党呀，我这当老板的最怕的就是共产党。我巴不得你们抓住他呢。这样吧，如果他到我，这里来，我马上设法稳住他，打电话给你们，你们就派人来抓。’他们信了我的话，便回去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来问，你得赶快离开这里。”

　　我真的大吃一惊，说不定这会儿他们就来呢?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还是马上离开这里的好。我对老韩说：“成都出了大叛徒，我要到香港去。”他说：“那么你恐怕要用钱吧?我马上雅备。”我说：“好，三天后的上午，我们在小什子城隍庙茶馆碰面。你把钱带来。不过你来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有特务跟你来呀。”他说：“那是自然。我坐私包车去，跑得飞快的。”他又问我：“你现在到哪里去呢?住旅馆可不好呀。”我说：“我自有办法。” 便匆匆从那里告辞出来。

　　我留心观察了一下，没有潜伏特务的迹象，我就上街去了。

　　我想，幸喜从成都出发时，王德伟还给我介绍了一个她在重庆的朋友，不然，我现在到哪里去落脚呢?我就到重庆海关去找黄毅，只要在他那里能有个住处就行了，老韩给我准备钱，我就不向这个新认识的黄毅开口了。

　　

　　下午，我到重庆海关找到了黄毅，我把王德伟给他的信拿出来给他看，他十分高兴，把我接进他住在海关里的宿舍里，给我安顿好房间。总算有了不受盘查的住地了。晚上吃过饭后，我们闲谈起来。我当然不会告诉他我是从成都逃出来的，我只说到重庆来有事情。

　　第二天，我到离开成都时和王宇光约好的茶馆，跟王宇光和他的妻子贾唯英见了面。贾唯英是钱大姐通知她到香港转解放区参加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她已经托人买到了飞机票，后天就要飞香港。我们简单地交换了一下情况，我叫她到香港后马上去找钱大姐，向钱大姐请示我到香港去汇报的问题，请速按约好的隐语电报指示。并委托她代我们向钱大姐报告成都党组织遭受特务破坏及疏散情况。我还让她代我们向钱大姐说明，我们特委余下的两个人，我和王宇光，准备转移阵地到重庆附近乡下，对成都和川康地区党组织进行遥控指挥。
　　
　　随后，我和王宇光约好见面的时间地点，并祝贾唯英一路平安，就和他们告别了。

　　我回到黄毅家里，晚饭后他找我闲聊，谈他过去在东北中东铁路上作共产党的秘密交通的情况，接着便说到他失去了党组织关系，回到关内，进入国民党空军作翻译，再也没有机会和党组织发生联系。他直截了当地说，他和王德伟及她的爱人孙中原是老朋友，知道他们都是共产党，于是向他们说起过这事，但王德伟答复说她是单线联系的党员，无权发展组织。现在他希望和党恢复联系，他可以在海关作策反和准备完整接收海关。

　　我本来打算在他这里建立重庆第二个掩护关系，但是从他情况看。我以为比较复杂，只同意他和我暂时建立党的联系，党的关系要等到解放后查明历史才正式恢复。他听了很高兴，说只要能和党建立联系，能为党工作，他就很满意了。

　　第三天上午，我和韩觉民约好取钱的时间到了。

　　我准时到小什子城隍庙茶馆，见老韩已经坐在里面一个桌子边。我走过去和他打招呼，并坐下来泡上茶聊起来。我忽然发现，在更里面的一张桌子边坐着的两个人神色不大对头，老在注意看我们。我问老韩：“你是不是带了尾巴来了?”他说：“不会，我坐的私包车，跑得飞快，哪个跟得上?”我说：“不对头。我们约另外的时间会面，你再拿钱吧。”他说：“那好，明天下午下班后，你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我说：“我现在要设法脱身。你不要紧张，喝你的茶。”

　　于是我们很坦然地喝茶闲话，做出根本没有注意特务的样子。老韩给我一支香烟抽，我点火抽了一下，我用大一点的声音说：“你这烟不够味，我去买一盒好烟来。”

　　我从容地走到庙门口的烟摊边，装出认真买香烟的样子，我故意把一支脚露在外边，叫特务能看到我是在那里买烟，便不会跟出来。我斜眼瞄一下，待那特务把眼睛转过去没有看我时，我马上收了脚，然后／顷庙后小巷急步溜走了。

　　那一带转弯抹角的小路很多，很便于我择路溜走。我穿过几条小巷，就到了半山坡的中山公园门口，我径直走进公园，那岔路更多，我转了—-会，再也没有发现有人在盯我，我自信是走脱了，才回到海关去。

　　看来敌人很可能已经发觉我到重庆了。但是我还没有把钱拿到手，我第二天还得再冒险去取钱。

　　第二天下午，我等到老韩上班的银行下班再也没有人了，才到银行门口。我正要进去，那门房拦住我说：“现在下班了，人都走完了。”我说我找韩经理，他说： “韩经理也回家去了，你是张先生吗?韩经理这里有一封信留给你。”我很奇怪，怎么约好的，他却走了。我拿过信走出来打开一看，原来是老韩开出的一张支票，要我到另外一个银行去敢钱。

　　解放以后，我碰到老韩，问他那天我们分手后的情况。他说我一离开后，那特务就过去问他，刚才和他一块喝茶的人哪里去了。老韩回答说：“我们生意场上的人，谈完生意就各走各的，我知道他到哪里去呢。”特务看老韩是坐私包车的大老板，便没有再追问。但是老韩回家后；明显发现有人守在外边街上，第二天上班，也发现有人悄悄地跟着他，他知道不对头，怕我到银行取钱碰上特务，所以就开了张支票留在门房给我，他自己早早地走出银行回家，把特务带着跟他回了家，这样我就安全了。
　　　

　　我加重庆海关，晚上黄毅回来说，昨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各大小旅馆栈房都查得紧。连机关外来客人都要查验身份证。因为他和警察分局的巡官很熟，所以问都没有问他。我暗地吃惊，莫非他们想下大网来抓我吗?看来我得赶快离开这里。但是香港的电报还没有来，我还不能走。

　　第二天我和王宇光碰头，他说：“香港的回电来了，要你马上设法到香港。”

　　我回海关去后，就考虑着怎么平安地到香港。我想，叛徒蒲华辅一定已经向敌人说我会到香港去向上级报告，而且肯定会过重庆。敌人一定以为我急着要去香港，不是坐飞机就是坐船沿江而下，到武汉坐火车到广州，换乘广九路火车到香港，因此只要严密把守机场、出港轮船，把出重庆的路口都把死，看我能飞了出去?就是离开了重庆，在到广州沿线我可能落脚过夜的站口如武汉、广州以及出口的深圳等地张网以待，我总要去过关，他们便可手到擒拿了……

　　我想我必须出其不意，反其道而行之，我偏慢慢走去，绕大圈子坐汽车走贵州下广西，从那里到广州，再从广九路到香港。

　　我和黄毅商量，托他给我找可靠的车子到贵阳去。他说他有办法找到去贵阳的邮车，过几天就可以走。他问我钱够不够，我说我已经有钱了。只是要把部分银元换成法币，路上好用。因此我决定到米亭子银元市场去换银元。

　　我到了米亭子，径直走进熙熙攘攘的银元市场。国民党的法币贬值，一天一个样，谁也不想把法币放在家里听其变成废纸，都想尽快拿到银元黑市上去换成银元。我到银元市场却是想把银元换成法币作路上的零用。

　　我不知道这两天各单位刚发了工资，大家都挤到这里来换银元，于是经济警察趁机来抓银元贩子。我才进入银元市场，站在那里打听行市，忽然人们像发了疯似地奔跑起来，我不知道是什么事，站在那里没动。忽听到那边喊了起来，“抓银元贩子的宋了!”一大片人纷纷逃散。我想我不是银元贩子，没有跟着逃走。突然一个警察把我扭住，“走!”我说；“干什么?我又不是银元贩子。”那警察不由分说，抓住我就走，说；“你是不是，到警察局再说。”

　　就这样，我被抓到都邮街后的警、察分局去了。

　　我心里很平静，我有身份证，是行商，不是银元贩子，我不怕。但是’到了警察局，根本不听分说，全都关了起来。我身上带的不过十个银元，全被警察搜去了，并且只要有银元的都说是银元贩子。而有的真银元贩子，早有准备地把银元摸出来往搜身的警察口袋里一塞，不用说话警察就明白了，胡乱在那银元贩子身上乱摸一下，说：“他身上没有银元，他不是。”就让他站到一边去了。还有一个学生模样的人，把身土的几块银元偷偷地摸出来放在脚边，用脚释轻地踢到桌下边去，在他身上搜不出银元，也站到一边，没有事了。

　　我好失悔，我怎么就那么笨，竟然不知道当机立断，把银元送给搜身警察，来个蚀财免灾。结果把我打入银元贩子行列里去了。

　　我想这事不妙，如果把我关起来听候审问，那怎么得了?，如果验出我的身份征是假造的，那就更麻烦，说不定要出大漏子!

　　我急中生智，对那个偷偷把银元扔掉自称是重庆大学学生的青年说：“托你办件好事，你替我带一张条子到重庆海关找黄毅，他会给你三块银元的，我写明了。”他同意了。我马上写几个字：“速来保我，给来人三元。张”交给那个学生。他被放出去了。

　　我和那些银元贩子一起被押进看，守所关起来。我打听了一下，他们说：“没有关系，无非是关个把月，拿钱来保出去。”

　　他们说得那么轻巧，我一听却急坏了。我急于到香港汇报，怎么能等着关我个把月呢?并且在关的当中，如果节外生枝，那就更不得了。但是事已至此，我只有等黄毅来保我出去了。

　　到了天快黑的时候，黄毅果然来了。他站在看守所栅子门外和我打捂呼，但我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他摇一摇他手里拿着的一张条子，便离开我到警察局里去了。不多下令，他和一个警察来到看守所，把我放了出来。

　　在回海关的路上，黄毅问我怎么弄到那里去了，我说：“真是无妄之灾，哪个知道今天是捉银元贩子的日子?”

　　他拿出一张晚报给我看，他说：“你看，你的名字都上了报了。”我拿过手一看，那条消息说当厨要严厉打击破坏金融市场的银元贩子，这次抓到了二十多个，都要受到严办。下面的名单里，真有“张司光”三个字。

　　我们回到海关，黄毅说，这本来是小事，却费了他好大劲，才把我保出来了。他先去警察分局找局长，说我是他的一个做猪鬃出口生意的老板，怎么会是银元贩子呢?还说他愿意做担保，但局长根本不理，说这次是上峰的严令，非得受审处罚不可，一个也不能放。他只好去找他认识的一个警察专员，说了不少好话，那个专员才答应写张条子去试试看。他拿着条子又去警察分局找了局长，又费了不少唇舌，才答应由他硬保，随传随到，否则唯他是问，这样才同意放我出来。

　　我说：“那怎么好，我是要走的人呀。”黄毅说：“你当然先走，而且要快走，绝，对不能上他们的公堂，警察局里特务多得很。你怎么和他们打照面?以后传讯的事，由我来想办法，最多我找个人去顶替一下。”

　　果然，解放后我见到黄毅，他说后来法院来传票，要张司光到案受审，他找了他机关的门房顶名字去应付官司，结果花了一点钱结了案。

　　黄毅告诉我，他已经为我找好一部可靠的邮车，是开住贵阳的，事不宜迟，后天就走。听说重庆南岸一品场检查站由军统特务把守着，是最不好过的关。我坐在邮件包里，可以不受检查。

　　第二天，我和王宇光又见了一面，把工作再作安排。洪德铭当时正在重庆领导沙坪坝大学生们的斗争，我让王宇光转告他要适可而止，千万不要暴露了。
　　

　　第三天一早，黄毅陪我到邮局找到那部邮车，他和那个司机又说了不少好话，拜托又拜托。我坐进邮车的邮包堆里，外边根本看不见。我们过一晶场时，那里果然检查得紧，我听到外边又喊又叫，要其他的客车停车，旅客都要下车接受检查。我坐的邮车却几乎没有停，那司机好像和他们是老相识。打个招呼就让过去了。又走了一程，他停下车宋。打开邮包厢门，叫我下来，改坐到他的驾驶室里去，那里舒服多了。他和我闲聊起来。看样子他以为我是在云南贵州一带作鸦片烟生意的，我只好含糊其辞。

　　晚上到了綦江，住进旅馆。我考虑孽改换名字，不能再用张司光这个名字了，我还想第二天改坐别的客车，和那邮车完全脱离关系，甚至和黄毅他们也脱离关系。

　　我在旅馆房间里，用借来的毛笔把我的身份证上的的“司”字左边加一竖，改成“同”字，在“光”字头上改一笔，改成“先”字，于是我改名为“张同先”了。我在旅馆登记时就改登记成“张同先”。

　　晚上，我找那位邮车司机，对他表示感谢，并拿出十块银元放在他手里，说：“这一路上多承你照顾，这点钱只表示点意思，请你笑纳。”他看我这么大方，越发以为我是搞走私生意的人，他口里说着：“哪能要这么多?”却早已把钱放进口袋里去了。我又对他说：“我在这里还有一点事要办，明天我就不坐你的车了。”他客气地说：“那我等你一天。”我说：“我也不知道在这里还要几天，你还是请便吧，”

　　第二天早上，看他开车走了，我才去找客车，我肯出高价，自然很快弄到客票。我上车后一看，车上大半是跑单帮的商人。我有意和他们套近乎，谈些生意上的事。他们听说我是做猪鬃出口生意的，又看我夹着一个黑皮包，还穿着一件在重庆临行时黄毅给我的皮大衣，挺神气，像是个大老板的样子，也和我亲热起来。一路上我们互相请吃饭，我出手也大方，他们和我更是亲热了。他们哪里知道，我是在找他们打掩护。我们就这么一路顺风到了贵阳。

　　贵阳的旅馆里晚上查得很严，但是我在这一路上事先结交了五六个真跑广州单帮的商人，请他们吃了饭，还约他们去艺妓馆吃了“花茶”，然后回到旅馆。来查号的宪兵看是这么一些人，问一下，看一下身份证便走了。

　　我本打算从贵阳下柳州，兜圈子坐船去梧州再转广州的，但因为那几个跑单帮的商人打算坐火车走衡阳去广州，我想，与他们作伴大有好处，于是就和他们一起坐火车，平安无事地到了广州后才和他们分手。这样使我省了许多时间，可以早点到香港。我不想在广州住旅馆过夜，怕夜长梦多，又遇到检查的麻烦。我带的证件到底是伪造的，经不起过硬的检查，于是我马上赶到广州火车站。
　　

　　我到了车站，在站外小饭馆里吃饭，一打听，虽然知道香港倒是可以自由进出，但是检查很严。车站和车上都有宪兵在巡查，特别是深圳过境关口，检查得更严，只要认为可疑的人，就扣下来审查。现在跑单帮到香港的人也很多，宪兵只要看到有点油水的，就故意为难，拉下去敲诈勒索，说不好就关起来。我不想在这最后关口遇到麻烦，得想别的办法。

　　我在车站看到有些大商人大官僚模样的人在买头等车票，于是我宋了灵感，我何不也买头等车票，和他们一样摆摆阔气呢?但是我看一下自己的这身打扮，虽然外面套上一件黄毅给我的皮大衣，但是里面缺少一套西服，哪有资格坐到头等车厢里去?看来我还得买一套西服。

　　我算一下身上的钱还有富余，于是转到附近的百货商场去买了一套廉价的西装穿上，再套上皮大衣，还戴上一顶礼帽，穿戴起来，也还看得过去。

　　于是我夹上我的皮包，走到车站。凭我本来的身份和气质，用不着装模作样，也算是一个上等人了。我到卖票窗口买了一张头等车票，大模大样地进站，登上头等车厢，在宽大的沙发椅上坐好。我还买了一张香港出的英文报纸，正二八经地读了起来，因为我本来是能阅读英文报刊的，没有一点装假模样。这张报纸，对于我很有作用，不仅可以显示我的身份，而且可以用来把自己的脸大半遮住，那宪兵看不出我的真面目。

　　大多数旅客上的一般车厢，拥挤不堪人声嘈杂。火车还没有开，宪兵和便衣特务就在一节一节车厢检查身份证和携带的行李。他们认为可疑的马上拉下车，排在站台上接受审查。有的放回了车厢，有的就不让上车，扣在那里听候发落。我注意到，扣下来的很多是青年，也有一看是跑单帮的小商人。我想我如果落到他们的行列里去那就麻烦了，我的身份证是假的，再说我身上连送宪兵的买路钱也没有了。

　　头等车厢里也上来几个宪兵和便衣特务，那个宪兵看样子还是个小军官。但是他们没有向旅客索要身份证来进行查验，一眼看去，坐在这头等车厢里都是“大佬”，不是高官就是富商，是惹不起的，谁敢向这些人要身份证?他们只是在走道走一遍，把每个旅客看一下，以为没有问题，就下车去了。那个小军官和便衣走过我的面前，看我正聚精会神地读英文报纸，正眼也不敢瞧我一下，便走过去了。一个读着英文报纸到香港去的大人物，了得，哪敢来问?

　　火车开了，每到一个站，总会听到人声嘈杂，宪兵和特务在上上下下，总有被拉下车厢吱吱哇哇在喊叫的，站台上总有垂头丧气站排接受审查的。头等车厢里也有宪兵和便衣上来，仍然是做过场地走一通，便下去了。

　　到了深圳车站，在这里停得稍久一点，检查比较严一些，从车站站台上站排的行列长得多便看得出来。许多旅客在争论，在抗辩，有的又哭又叫，有些到底还是被留下，不准上车。那个小军官和便衣又到头等车厢里来了，他们走了一通，很温文尔雅地微笑着，把每个旅客看一下，便下车去了，好像是给我们送行的样子。

　　我知道前面便是罗浮桥，过了桥就到了香港的地界。我屏着气等待着火车的开动。我是一秒一秒地计算着时间的运行的，这几分钟的时间怎么这样长，这样难过?

　　“呜——”汽笛响了，火车徐徐启动，格格哒哒地开出深圳车站，转眼就到了罗浮桥头。我不自觉地站了起来，望着车窗外的深圳河，不期而然地把报纸扔了出去，看它飘向水面。

　　我长长地舒一口气。我知道几个月的逃亡生活结束了，我确确实实地从国民党特务的追捕下脱逃，终于走出了灾难，平安地到达香港了!
　　　

终于转贴、编辑完了，累得手指头都僵硬了。人家录入者的辛苦可想而知，要感谢他/她一下。

这里提到的红岩烈士有：吕英、韩子重（二人均被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出卖）、华健、齐亮和马秀英。

要是有人根据马老和川康特委的这段经历写个电视剧，肯定要比时下那些胡编乱造的好得多。

对高官的纷纷叛变，的确值得深思，结合当前社会，应该吸取红岩教训，认真反思。

引用第15楼于焉于2007-12-19 09:50发表的“”:
要是有人根据马老和川康特委的这段经历写个电视剧，肯定要比时下那些胡编乱造的好得多。

就是就是，的的确确是九死一生啊。现在表现地下工作的电视剧，不是“美人计”就是“帅哥计”。

没有身临其境的出生入死，就没有跌宕起伏的“九死一生”，马老集“特工”和作家于一身，在全国都是个例，这篇回忆性文章，完全可以和任何的地下工作者回忆录相媲美，但不知这篇文章是不是原稿的足本？

马老会写是当然的啦。1980年代中期，连王（叙伍）老都不禁喻其“三位一体”（因其时同时兼任中科院成都分院党组书记、省人大副主任、省作家协会主席三职，以至于当年老同志不知该以何称合适）嘛。
不过，我还是那句话，文学是文学，历史是历史。绝对不应该，也不能容忍故意把两者混为一谈！而马通过文学已经为自己得到了太多的“历史”了；多到把凡是能安到他自己头上的几乎都安上了！好在还有实在安不到他头上的历史。
  我看这也是大家所以觉得马的“故事”精彩的原因吧。由曾兼任“省作家协会主席”的马作家刻意编写出来的东西，能不好看吗？！但那已经不是真正的历史了。
  有点为比马“三位一体”死得早（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的那些有关的人遗憾、不平、难过、惭愧、悲哀。你们为什么不也来说说呢！
  强烈提醒：千万不要把马识途的文章当历史。那是他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