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春秋》2005年02期 作者：张正祥
杨奚勤烈士
1947年冬,重庆已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有可能暴露的地下党员转移到农村发动群众,准备在农村建立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的小块根据地。当时,我已在邻水县九龙场私立慎修中学以教书职业为掩护,在长邻工委书记倪永业领导下从事地下革命工作。是年12月里,川东临委书记王璞来到了慎修中学,提出了川东农村武装工作的重点在华蓥山,要求党员尽可能输送到华蓥山地区,征求我去到华蓥山地区工作的意见,但条件是断绝家庭、亲友的社会联系。我从少年时代接受党的教育与培养开始,自己的命运就与党的事业紧紧地连在一起,便毅然决然地答应了这一要求。
1948年2月,通过地下党交通线的安排,我带上简单的行李,告别了家人,没有说我要到哪里去,便途经北碚、合川城,再到合川县古城乡赵克家的家里,这里是党的一个联络站。我在这里住了一夜,又坐滑竿到了岳池县罗渡溪镇渠河西岸边的私立尚用中学。没有想到来接待和领导我的人就是曾经在北碚夏坝复旦大学的老同学杨奚勤。
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我与杨奚勤没有党内横的组织关系。只知道他是经济系的高材生。他学习特别刻苦,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被他啃完了,并且经常硬翻英汉字典,阅读了不少的英文原著。他的前额微秃,可能与他用脑过度有关。那时,我在离复旦大学校舍很近的东阳镇上租房居住。杨奚勤也住在东阳镇上。我常见他日夜辛劳,手工包裹封寄中共南方局青年组领导的进步报刊《中国学生导报》,他曾是该报刊发行工作的一位负责人。
我和杨奚勤虽然曾是老同学,但根据组织原则,这次会面,还是对上了联络口号才正式接上了党组织的关系。当时,杨奚勤已是中共上川东地委七工委委员兼尚用中学特支书记,在党外,他则是尚用中学校长。对我的工作安排是让我只上一个班的语文课,以便我有较充裕的时间去担任七工委交通员的工作。由于这个工作的机要性,他给我改名为张良学,要求我切断一切旧有的社会关系,在党内也不与校内其他党员同志发生党的组织关系。而且要求我在日常生活上尽量表现得灰色一些,那时,与我经常在一起活动的教师竟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呢!
我所担任交通员工作的路线是:上跑广安县城内骆安靖家,下跑岳池县裕民乡罗滨家。骆安靖家里是上川东地委机关所在地。骆安靖曾与我在重庆联中校同学,我到他家可以老同学的合法身份出现。骆安靖当时是上川东地委组织委员,但后来叛变了;罗滨的家当时是七工委的一个联络站。这两处地方与尚用中学的距离虽只有30到40华里,一般也得住一个晚上,以便带去与带回“书信”或“口信”。若是带“书信”,这“书信”放置在什么地方,杨奚勤要作检查;若是带“口信”,则要求我把“口信”背熟。又如对我要去的那两处地方的具体环境、具体位置、街道或院落的样式,哪里转拐,再数几根电杆、几根田坎,什么样的房屋,怎样去叫门,什么样的联络标记与口号,都交代得一清二楚。还特别嘱咐,如果遇到几种可能的意外情况,应该怎样处理,等等。杨奚勤交代工作任务如此周到细致,使我顺利地完成了多次交通联络任务。他还很关心我的身体健康,常嘱咐我在行路中可以多坐滑竿,他说, “这样更符合一个教师的身份,而且过多地冒着烈日或风寒徒步行路也容易感冒生病嘛!”
在岳池县罗渡溪镇及相邻渠河两岸,杨奚勤则是众所周知的好校长。尚用中学董事长周绍文先生是当地著名的开明士绅,对学校校务工作则完全放手让杨校长去干。为了把尚用中学建成党的工作据点,杨奚勤通过组织安排,聘请了十多位地下党员来校教书,并且安排了党员郭辛白为教务主任,委托他重点抓课堂教学与学生的教育管理这两个重要环节。当时教师都做到了认真备课、讲课与精心批改作业,学生则必须严守校规,大绅粮的弟子违反校规,也一样受到教育与处理。就这样,尚用中学成为当时很有名气的一所初级中学。杨奚勤那时尚未成家,真是年轻有为,以校为家,以革命事业为家。我们常见他的寝室里深夜仍灯光明亮,真是不分白天黑夜,不论节、假日都固守在工作岗位上,勤于处理各种工作任务。辛勤的浇灌结下了丰硕的果实,1948年 8月,岳池县罗渡溪镇附近渠河东岸伏龙乡起义时,尚用中学师生中就有许多人参加了起义队伍。
1948年?月上旬,尚用中学刚放暑假时,杨奚勤对我说:“现在形势很紧张,重庆市委刘国定、冉益智叛变后,骆安靖又于几天前被捕。为了武装保卫自己,根据川东临委最近在罗渡溪召开会议的意见,我们得提前着手武装起义有关准备工作。”为此,他安排我到伏龙乡公所,以该乡乡长张蜀俊之弟张蜀伦的同学名义住下来。几天后,有一位刘胖子(后来才知道就是刘石泉,于1949年“一一·二七”大屠杀中牺牲在渣滓洞)与我对上了联络口号,算是正式转移了组织关系。此后一段时间,我随刘胖子一道到伏龙乡、中和乡(当时,我只知道叫梨梓卫乡)有关党员家联系。不久后,伏龙乡乡长张蜀俊也由其弟张蜀伦介绍入党。从此,伏龙乡公所的几十支长、短枪及二挺轻机枪也算是完全控制在党组织手里了。此时,刘胖子便离开了伏龙乡。离开前,刘胖子交代了这一带的党员组织关系由我负责进行联系,并说,“一段时间后,杨奚勤或者我再来和你进行联系。”刘胖子走后,我曾头顶草帽,多次从这一家走到另一家,黑了就宿在那一处党员家,记得有一、二夜还是睡在地坝边的一口大簸箕内,大簸箕旁边点着艾叶熏蚊子。
约在1948年8月17日,杨奚勤来到华蓥山麓的伏龙乡,也是住在乡公所的碉堡里。他说:“为了策应广安县观阁乡、代市乡起义,要求伏龙乡立即起义,我们得加紧起义的准备工作。”他又说:“刘胖子已到合川县龙市镇、古城乡等处组织了另一支武工队,他不会回到这里来。今后,我们之间进行联系。”
过了两三天,杨奚勤要我陪他一道去华蓥乡拜会当地实力人物谭大爷。以前曾有地下党同志作过谭大爷的统战工作。这次去拜会目的是争取谭大爷能深明大义,站在我们一边,以壮大起义队伍的力量。约在8月20日清晨,我作为随员陪着杨奚勤从伏龙乡公所出发,步行了30华里,赶到了谭大爷的院子。在通报了姓名、身份后,我们徒手步入该院子大门,在院内通道两旁依稀可见三三两两佩带短枪的便衣卫兵,真有点“单刀赴会”的情景。会谈结果,谭大爷虽然赞同杨校长对当前时局与战局的分析,但就是不表态站在哪一边,只说“若有战变,严守中立”。也算是达到解除了我们起义时后顾之忧的目的。
在拜会谭大爷后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22日,我们正式举起了伏龙乡起义的旗帜。我们在伏龙乡中心小学的操场上召开了起义誓师群众大会。起义队伍除有伏龙乡、中和乡的武工队外,还有从罗渡溪姚市桥赶来的武工队及一部分尚用中学师生。在这次起义誓师大会上,主要是杨奚勤讲话,他代表上级党委宣布了华蓥山起义纵队第七支队的成立,宣布了这支部队的负责干部名单;司令员是张蜀俊,政委是杨奚勤,参谋长是徐庶声。至于政治部,只宣布了两个副主任,郭辛白和张良学,为什么没有宣布正主任呢,后来才了解这位置是留给刘胖子的。
在起义誓师大会后,开仓济贫。伏龙乡周围的贫苦农民立即成百上千地前来分粮,许多小娃儿没有工具,就脱下衣裤去兜包粮食,大家兴高采烈,很快就分掉黄谷数百石,这是我们起义后的第一个革命行动。
在起义的当天下午,起义队伍拉上了华蓥山。在那几天夜里,这支有 300多战士的起义队伍都在山间游转并相机打击敌人。最后是司令部研究决定把队伍拉下山,西渡渠河,与河西的刘胖子的武工队及合川县金子乡的起义队伍汇合。8月26日天亮前,第七支队渡过渠河后,杨奚勤派我去合川县古城乡赵克家大院子去会见刘胖子,通知刘胖子速带武工队前来会师。并要求我顺路回到重庆我家一趟、目的是筹集费用,购置战伤药品带回来。我临走时,杨奚勤给了我路费,给了一个联络通讯处“岳池县银行杨经理转”,我也留下了我家的通讯地址,“重庆石桥铺照墙院张鼎勋转”。接着,我便乘滑竿顺利地到达赵克家大院子,会见了刘胖子,通知了要汇合的信息后,刘胖子对我谈到杨奚勤是新婚几天后,便变卖家产,购置枪支上山的,这更引起了我对杨奚勤深深的尊敬。
8月28日上午,我回到重庆石桥铺照墙院家中。8月30日上午,突然有特务来追捕,我幸得越墙脱险,辗转到了“一工委”所属垫江县周家场一带继续地下革命工作。
解放后,我会见了原华蓥山起义纵队第七支队参谋长徐庶声,始得知我离开后不过两三天的下午,杨奚勤在武胜县乐善乡水洞湾大院内作攻打乐善乡(原名黑耳场)乡公所的战前动员时,突遭“内二警”(即国民党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包围,在突围战斗中,杨奚勤身先士卒,壮烈牺牲,时年仅29岁。徐庶声说:“当时,由于情况十分紧急,我和刘石泉只下了杨奚勤身上的枪,未搜他衣袋,将你留下的通讯处纸条取走,估计特务就是根据这张纸条的线索来抓你的。”
杨奚勤的遗体后被当地农民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地掩埋于乐善乡中心小学操场坎下,现已移葬于武胜县城东山烈士陵园内,树碑立传,千古悼念。杨奚勤烈士光辉而短暂的一生为我们作出了榜样,50年来,奚勤同志仍然活在我们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