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红岩》轶事及其他———纪念青岛话剧院成立40 周年
□ 任 豪
青岛市话剧院(原称团) 于1956 年5 月成立。1956 年3 月,文化部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抽调50 余名演职员,准备去青岛成立话剧团。实际上这已经是一个包括演员、导演、舞美人员及领导干部在内的门类齐全的剧团了。因此于北京筹建阶段,就在“青艺”领导主持下,选排了一组独幕话剧和一部多幕剧《幸福》;制做了布景、道具,配备了全套演出器材,以至将每个人在“青艺”时的床铺和生活用具都一并带上。4 月中旬离京赴青,在青岛市各方面领导的关怀支持下,5 月1 日晚举行了建团演出,5 月5 日正式举行了青岛市话剧团的建团仪式。后来剧团在当地不断发展壮大,1958 年即推出了本团创作的剧目《敢想敢做的人》,巡回演出了大半个中国,可谓红极一时。1962 年又有《红岩》在上海连演近4 个月,影响遍及大江南北。近年来已由“团”改成了“院”,各方面又有很大发展。为纪念青岛话剧院成立40 周年,特将当年首次把小说《红岩》改编成话剧搬上舞台的创演情况介绍如下。
捷 足 先 登
《红岩》在60 年代是一个极响亮、极闪光的名字,它有回忆录、小说、话剧、电影、及至连环画。其中,青岛话剧院(下称“青话”) 就占了两项。1962 年8 月“, 青话”推出的《红岩》,是一部多场次的大型革命历史舞台剧,但它的妊娠期却很短,从排练到正式公演不过一个月。这同后来巡 大江南北所产生的演出轰动效应相比,似乎不无偶然性,然而它却实实在在地体现了“青话”的精神风貌。众所周知“, 青话”这泓溪水是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那条河里分流出来的,从她诞生的那天起,就显示出浓重的“青艺”风范:注重剧目的现实性、政治性、震撼社会的力度和可能产生的强烈反响。在那高歌革命、崇尚英雄的年代里《, 红岩》小说真可谓脍炙人口、群众企盼着《红岩》舞台形象的出现,于是“青话”捷足先登了。
黄中敬在逆境中创作《红岩》剧本
《红岩》的话剧本作者是一同从“青艺”来的黄中敬同志。他不幸已于几年前作古。中敬同志改编《红岩》剧本时,是他刚刚摘掉右派帽子不久。在那年月里,戴帽右派与摘帽右派,实无多大区别。在有些人的眼里,他仍然是个必须警惕的人物,歧视和压抑并不曾离他而去。但他的爱国热情驱使他在逆境中完成《红岩》的剧本创作。据说在全国解放前夕,他的岳母曾许以重金要让他和夫人张坤权一同飞往海峡彼岸去的,但他们却坚决不肯离开养育自己的这块热土。要“留下来迎接光明”。后来虽然命运多舛,但他依旧矢志不移。他改编《红岩》剧本,完全是用业余时间———甚而可以说是在“地下”进行的。他倾注了全部感情和心血来营造这部革命英雄谱,但时不时地还要遭受批判,说他是“企图从创作方面打开缺口,为个人捞取政治资本”云云。所幸的是他终于把《红岩》剧本写成了,顺应了当时形势的需要,在剧作家王命夫的极力推荐帮助下,并得到韩福虎团长的支持《, 红岩》始被剧团纳入排演计划,我受命担任该剧的导演,于是一场特殊的突击性战斗就此打响了。
排练如同一场战斗
说《红岩》的排练如同一场战斗是毫不夸张的,这不单是指天天都得三班干,连续作战十几个小时,最主要的是正常的艺术创作程序全被打乱了,有好几场戏的排练我都是和演员们同时在半小时前才接到剧本的。过去排戏,都是严格遵循从苏联专家那里学来的“斯氏体系”的一套方法: 撰写“导演计划”,进行 “剧本分析”,作出“导演构思”⋯⋯可而今只有半个小时的准备时间,怎么排戏呢? 我在后来向人们作介绍时曾一言以蔽之:凭直觉。的确,当时唯一的本钱就是看小说时所直接感受到的一切:形象、情绪、环境、氛围等等。尽管改编的剧本有这样那样的变化,但一经和小说的印象勾连起来便会很快转化为所需要的具体舞台形象。作为导演的我是这样,演员、舞美设计等各方面的合作者也都如此。这里有一种很维妙的默契。它来自小说的艺术魅力所带给我们的鲜活生动的具象,同时也有许云峰、江姐、成岗等一大批大智大勇、坚贞不屈的革命英雄人物激发起我们的强烈创作冲动和艺术灵感。但最主要的则是表明着“青话”这支年青而生气勃勃的队伍正在逐渐走向成熟。可不嘛,刚刚建团时,我们好些人才二十一二岁。我感谢当时的所有合作者们对我这个年青导演的尊重和支持,我们愉快的合作,在一起排演了大大小小二三十出戏。其中反映现实生活的戏居多,也有戏剧大师欧阳予倩的《桃花扇》这样的大型历史传奇剧,还有阿尔巴尼亚剧作家皮塔尔卡的现代名作《渔人之家》等外国戏。通过这些戏的锤炼、磨砺,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艺术观念相近、艺术目标统一、艺术功力也达到相当水平的创作集体。因此,纵然这次《红岩》的排练时间紧、任务重,而这个集体依然是胜任愉快,如期完成任务,并且还有所创新。我记得是在一个秋老虎肆虐的夜晚《, 红岩》终于在青岛影剧院的舞台上开始合成了。大凡年青的导演都是很少坐在导演席上光动咀的,我也是仗着两条年轻快捷的腿,不住地从台下窜上台去,旋即又从台上跳将下来,谁知正在热火朝天的当口,我的一条腿忽然陷进平台板里,身子一下子栽倒在舞台上。我记得当时既是副导演又是老大哥的钱明同志马上把我背起来,跑到隔壁的门诊所去作急救处理,然后又将我搀扶着回到剧院,继续进行合成工作。当玫瑰色的曙光染红天海的时候,合成全部告竣。戏,可以公演了,喜悦之情不言而喻,可是从那天起我却成了个瘸腿,以致在此后的两个月里,我拄着一根与年龄极不相称的拐杖,先上济南,后下上海,一直蹒跚到黄浦江边的南京路上⋯⋯。
老艺术家应云卫等赞许演出成功
正当《红岩》即将公演的时候,上影演员剧团带着两部精品———《雷雨》和《上海屋檐下》到青岛巡演出。一天晚上,青岛影剧院门前忽然车水马龙、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原来是上影演员剧团的同志们来观看《红岩》,广大影迷便不失时机地来围观电影明星。这天晚上的演出,演员们自然演得都很到位,而谢幕时的掌声也是格外热烈。在大幕几开几合之后,一行人登上了舞台,他们是应云卫、赵丹、张瑞芳、黄宗英、上官云珠、王丹凤、高博、王蓓等。从他们的情绪言谈中可以看出《, 红岩》带给了他们观赏的愉悦,他们也给予《红岩》以极大的肯定和鼓励。大约只隔了一两天,我便听说应云卫老前辈对《红岩》颇为赞许,他听说我们准备去上海演出,便表示愿意出任艺术指导,和我们一起对演出作进一步的改进提高,以使《红岩》去上海滩后就能一炮打响,引起轰动。这对“青话”自然是一桩大好事,我也以能有机会向老前辈学习而引为幸事。就这样,我和应老相识了,并且一见如故,情同忘年之交。
修改舞美设计再创新意
《红岩》在青岛演出了一段时间,接着便开赴济南向省委汇报。当出省巡 演出的计划得到许可后,剧团就在济南暂时留下来,晚上演出,白天排练,修改提高工作便是在此间进行的。应老对《红岩》的演出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有时还亲临现场指导排练。他积数十年的丰富导演经验和驾驭舞台演出的卓越能力都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这次改进的重点分别为男女牢房两场戏。应老的意见是:这两场戏的布景尚缺乏重庆山城的特点,如果采用平台组合结构,既可以表现牢房的深幽阴暗,又可以为场面调度和舞台造型提供很大的自由度。应老的意见无疑是很精辟的,但对作为导演的我和作为美术设计的沈凡同志来讲,却是一道不小的难题。因为原来的舞美设计已经有了一个整体构思和统一的舞台风貌,此刻的任何改变都将是牵一拨动全局的事情。改好了,锦上添花,改不好,将不伦不类。如何是好呢? 沈凡同志是我多年的老搭当,在我于“青话”的整整20 年间,我导演的戏几乎全都是他的舞美设计。刻意创新的艺术追求是我们共同的一贯宗旨。因此,既然已经依稀感觉到应老的意见有独到之处,那就应当知难而上,毫不迟疑地去探求它。于是,我们就象往常商讨舞美处理时一样,一杯茶、一支烟、一张纸、一支笔,或谈、或画、或苦苦思索、或热烈争论,直至令人满意的方案产生为止。大约只用了一天多时间,一个奇特的构想浮现了,经过沈凡同志的生花妙笔,两张新意盎然的设计图摆在了我们面前。应老非常兴奋,连声夸赞我们“很能干”,说把他的“朦胧设想大大地发挥了”。应老所说的“发挥”,主要是指女牢一场。这堂景的构思现在看来也是超凡脱俗的。它既保持了原来舞台设计的“一本书”样式(即:全剧自始至终均用黑色帷幕镶边,在天幕前框出一个恰似一本书的空间,从中展现每场戏的后景部分的景观;当至最后尾声一场,许云峰(郭殿昌饰) 掩护难友们越狱成功,自己却饮弹身亡,虽死犹生,巍然屹立在红岩苍松之间的时候,观众仿佛读完一遍小说,又看到了合起来的原《红岩》小说的封面) 。而且这堂景还充盈着大写意的韵味:灰暗的牢壁(即未着光的天幕) ,铁栅门的投影,数层石阶。以虚代实,以简代繁,廖廖几笔,就把一个阴森可怖的地牢活脱脱地勾画了出来。特别是那投影、通过登场人物的进进出出、上上下下,所有的影子都活动了起来;在有限的舞台空间里作如此表现,对观众无疑是别具魅力的。然而这场景的主要精华还在后面。当风华正茂的江姐(王英之饰) 为革命从容赴义时,她深情地与李青竹(沈丽琴饰) 孙明霞(唐乃芳饰) 等难友们一一惜别,然后理理头发,整整衣衫,迎着牢门射入的一道强光,一步步拾级而上⋯⋯就在此刻,沁人心脾的乐声响起,那灰暗的牢壁和投影渐渐消失,继而幻化出满天彩云、霞光千道、绚丽辉煌⋯⋯。观众被震撼了,激动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正是这堂景,奠定了《红岩》整个舞美设计的品位,引起了戏剧界同行的瞩目。据我所知,在沈凡参加的国内外舞美展中《, 红岩》的设计是他的压轴力作。
上海十余万观众踊跃观赏《红岩》
1962 年9 月16 日《, 红岩》在上海的大众剧场正式揭幕公演。观众之踊跃,反响之热烈,是我们所始料不及的。演出十多天后,便有文章不断见报,如:10 月5 日文汇报载《浅谈话剧〈红岩〉的改编》一文:“青岛市话剧团改编演出的《红岩》受到上海观众的热烈欢迎。这种了解观众真正需要和喜爱,并能认真、及时地将这部优秀的革命小说搬上舞台的积极精神,对我们上海戏剧工作者来说,无疑地会起到激励和启发作用。⋯⋯”10 月17 日文汇报载《从〈红岩〉谈到现代剧》一文:“最近青岛市话剧团来沪公演《红岩》,从10 月1 日至10 月14 日的票子,在国庆前夕就一售而空,上演半个多月以来,场场满座,观众达三万人。⋯⋯”由此可以看出上海广大观众和戏剧同行们对《红岩》是多么地厚爱、肯定和鼓励。正因此便一发而不可收,继大众剧场之后,又在儿童艺术剧场、徐汇剧场以及沪东工人文化宫等处,连续公演近四个月之久,观众达十余万之多。在沪期间,有两幕情景使我历久不忘:10 月1 日晚上开演前,我正在剧场门口逗留,忽然见一人匆匆奔来,喘息未定,便向我打听编剧黄中敬。来者即上海人艺的老演员乔奇同志,我与他从未见过面,但幼时看电影的印象颇深,因此我一眼便认出是他。握手言欢后,他向我解释说他刚刚参加完国庆游行,怕误了开演时间,所以急急赶来,并说:“都说你们的《红岩》很好,是想一睹为快⋯⋯”。对观众们看戏的热情,我是可以理解的,而对这样一位老艺术家⋯⋯说实在的,我当时深为感动,不由分说,亲自把他送至招待席上⋯⋯。还有,在一个寒冷的下午,著名表演艺术家白杨女士偕其夫老导演蒋君超先生,他们穿着棉大衣,还戴着大口罩,一起步行来看《红岩》的日场演出。剧终散场时,为了表示我们的敬意,我和老黄一直把他们送到大街上,眼望着两位老艺术家伉俪的背景渐渐消失在人流中,我可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红岩》在沪演出时间越长,其影响波便越扩越大。我这个导演也就随之而忙活开了。先是被邀去给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学员班讲课,然后又到沪东工人文化宫和业余戏剧活动积极分子们开座谈会。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上海共青团市委举办的报告会,偌大一个礼堂,竟然座无虚席。当我走上讲台,面对千百双眼睛的时候,使我产生出一种庄严的使命感,于是便满怀激情地讲起来,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生怕对不住这么多踊跃而来的青年朋友。作为对《红岩》的专业性研讨,则是上海戏剧家协会召开的一次座谈会。可惜有关这次会的文字记录都在“文革”中荡然无存了。但是老一辈戏剧家杨村彬先生和表演艺术家孙道临先生的发言,却至今犹响在耳边。他们对《红岩》的演出创造给予了很高评价,同时也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见,从而使《红岩》的舞台演出又得到了一次难能可贵的改进。
《红岩》拍摄成连环画书
《红岩》演出的盛况,竟至引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朋友们的兴趣,他们拟与剧团合作将《红岩》拍摄成连环画书。这是话剧《红岩》一个重要的副产品。当时正在徐汇剧场演出,由于长时间地连续作战,演职员们多有疲惫之感,但为了能给广大少儿读者奉献一份精神食粮,同志们还是兴高采烈地投入了拍摄活动。白天拍一天连环画,晚上照常坚持演出,辛苦之情可想而知,但其结果总算使大家颇感欣慰,出版的连环画书果然受到少儿读者群的喜爱,而且一版再版,即使在“文革”期间,多少读物都被禁止了《, 红岩》连环画书却照样出版发行,只不过是所有创作者和演职员们的署名都被那只极左的手抹掉了,但“青话”所作的这一奉献是不会被人们遗忘的。
赴芜湖、九江等地巡回演出
时光荏苒,不知不觉我们在上海已经送走了旧岁,迎来了新年。过完1963 年元旦后不久,剧团先别了同我们建立起特殊感情的大都市上海,又转赴芜湖等地演出,并沿江而下,一直到达庐山脚下的九江。《红岩》所到之处,一如上海无不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当剧团往北返的时候,已是阳春三月杏花满枝的时节了,屈指一算———7 个月! 这便是“青话”演出史上《红岩》创下的长时间在外地巡 演出的又一次纪录。
艺术贵在创新
由“青话”演出《红岩》,便联想到艺术贵在创新。一个艺术家,一部艺术品,如果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力度,就不会有艺术生命力。这在今天已是任人皆知的常识性问题了。可是在当年,谁若是奢谈创新,就可能被视有“离经叛道”之嫌。当时社会的大气候如此“, 青话”也不例外。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这股风并没有完全左右“青话”的艺术实践,挚着地求索,不断地创新、出新仍然是“青话”的主流。这从剧作家王命夫、导演胡克杰等同志的作品中,都可以感受到他们锐意创新的追求。在综合艺术的戏剧舞台上,导演固然居于艺术创造的中心,但如果没有方方面面的密切配合,任何追求也是难以实现的。我深感幸运的是有舞美设计沈凡、老演员邵宏来、雷仲谦、朱玉琛等许多老搭当的默契合作,从而才有了《渔人之家》、《丰收之后》等剧的完全有别于其他剧院团演出模式的新的舞台风貌。阿尔巴尼亚名剧《渔人之家》自介绍到我国后,便有不少剧院团演出过。那么我们要将它搬上舞台时,是依样画葫芦、走轻便捷径、完全照搬呢? 还是不做懒汉,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诠释剧本、另辟蹊径、创造新的舞台演出风貌呢? 我向来主张后者。因此,尽管在翻译剧本的扉页上就有阿尔巴尼亚剧院出的布景设计图,我国一些剧院团的演出情况也多少有所了解,但我们还是决定走一条属于自己的完全不同的路。排练一出戏的创造环节固然很多,但基本上可归为两大部分:一是“处理景”,二是“处理戏”。而且我还认为:欲求戏新,先求景新。因此每排一出戏时,我和沈凡都要一起殚精竭虑,先攻克这一关。我们研究了许多关于阿尔巴尼亚的资料,最后确定紧紧抓住库斯台地区特有的渔港风情来作文章。于是在老沈的笔下便出现了高于地面的木屋结构(近似我国苗家的竹楼) ,大门是横向设置的,将舞台切割成五分之四内景、五分之一外景;大门外有木栏干和数层台阶,不仅造型别致美观,而且可以供导演把许多幕后戏都搬到台前来,从而大大地加强了全剧的视觉观赏性。总之,一切都是不曾有过的,是全新的。《渔人之家》曾在省内外巡 演出,均得到观众和行家们的认同和赏识。《丰收之后》的创新探索也是很有意思的。它原是山东省话剧团的看家戏,曾在华东会演中轰动一话剧《红岩》剧照:江姐行将就义时与难友从容话别。时。山东省委希望各地都能排演这出戏,“青话”当然不能例外。可是我们将怎样把它搬上青岛的舞台呢? 还是那个一贯主张———先把场景来个改造翻新。但这绝不是随意的,而是完全为着更好地状物、叙事、抒情。为此,我们将原本在屋里的戏搬到了院子里,将院里的戏又搬到了场院上⋯⋯还加了一个歌声阵阵、众人挑担过场的序幕,和一个汽车运化肥、蜿蜒山道而来的尾声。总之,一切又都变了,变成“青话”自己的演出风貌了。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曾经要求排演《丰收之后》的各地剧团,都以山东省话剧团的演出为样板,不要改变了。可是当他看了“青话”演出的《丰》剧后,却给予了肯定和表扬。特别指出———赵五婶坐在院子里的影壁墙边思念毛主席时,毛主席像自影壁墙上渐现———这个处理很好。⋯⋯随后“青话”被调往济南给正在召开的全省创作会议演出,又得到众多专家们的赞许。我赘述了这许多,只是想坦诚无讳、言之有据地讲明一个理:艺术生命的涌动啻在于创新。一个艺术家,一个艺术群体,如果不能不断地有所探求,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其艺术生命就会枯竭。反之,将会永葆艺术的青春,风华常茂,气象常新!“青话”已进入不惑之年,又由团改成了院,这都标志着她的成长与发展。我衷心地祝愿“青话”更加奋进,继往开来,为我国话剧艺术的振兴与繁荣,作出更新更大的贡献!〔本文作者:国家一级导演、青岛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