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入省特会
我到中统成都区任助理后，川室内部出了个大案。
成都区（10余人）分工时，外勤特务曾庆高（中统训练班三期学员）主动争取搞中国青年党的侦察，在交查案件时，发现了一份中统局侦察青年党的电报，便一再向我索要原件，我有意识地叫他签了字后才让带走。他把原件拿去拍成照片送给了他的哥哥曾琦（青年党领导人）。曾琦拿去质问蒋介石：“为什么国民党要侦察友党，”把蒋介石弄得很狼狈。
蒋介石回头找来中统头子徐恩曾等，斥责他们不中用，责令他们限期查出，中统局电令川室十天内查出是谁泄露出去的。这下子川室热闹起来了，头头们神经十分紧张，一天到晚东查西找，可是四五天过去了，还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川室主任孙云峰、科长廖震华、叶申之等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耽心查不出，交不了差。
我见时机已到，就说：“有个线索是不是可以查一查。”他们急忙问我什么线索？我就把曾庆高从我手中借去交查原件的事一一讲了，并拿出曾取走这一情报时签的名给他们看。川室头头们得到我提供的线索后，秘密将曾庆高逮捕押送重庆中统局，经过审讯，曾供认了。
此案查出之后，川室的特务头子们感到我在关键时刻给他们解除危难，更觉得我这个人“忠诚、可靠”、“精明能干”，我在中统川室内的威信大大提高。
我见张嘉诚不安心在省特会，想回重庆，就以关心他的面目，推动他积极设法离开，他也找我帮他的忙，这正合我意。我就在川室主任孙云峰面前帮他说情，这事很顺利，一说就成了。就在川室把曾庆高秘密押送重庆的那一天，张嘉诚也兼负押送责任同车回到重庆。张走后，川室就把我从成都区调到川室任视察（对外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视察），派到省特会一组接了张嘉诚的主任干事（对外是四川省政府视察）的职务。
南方局对我能步步深入到特务组织内部很满意，指示我要坚守这个阵地，陈于彤告诉我：“南方局主要领导同志说，你占领的阵地是很能发扬火力的阵地，要坚守、死守，非到非撤离不可时不能撤出，要作长期打算，准备组织家庭……”
我到省特会一组后，省特会代理主任秘书何芝园（军统成都行辕调查课长）的秘书蒋述法要我写1943年省特会的年终总结报告，像是要考考我能不能执笔写东西，够不够主任干事的水平。我接受了这项任务，借机看了不少材料，从中知道了特务破坏了我党的哪些组织；掌握了地下党的哪些党员名单；也了解到了他们已掌握了我党所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单线领导，多线发展”的地下工作方针；把我党打入他们方面去的人员的特点概括为“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取得信任、站稳脚跟往上爬”等等，我将这些情况都及时向党组织作了报告。
省特会还分甲、乙、丙三种会报：甲种会报是党、政、军头子的会报；乙种会报是特务头子的会报；丙种会报是特务机关搞党派工作的科组长会报。丙种会报由一组召集，就是我负责召集。因此，我就将两次会报会搜集起来的情报都报给了党组织。省特会搞的“快报”及国民党中央会报会发的《情况通报》中有关重要的情况我都设法摘抄下来送给南方局。我抄录的材料多，字写得很小，我怕陈于彤看不清，还送给他一个放大镜。以后他调走了，上级党组织又指定陈国瑞（即蒲华辅）作我的联系人。
我是川室的视察，又是省特会一组主任干事，川室和省特会的文电、情报、审讯案卷都能看到，两处召开的科以上的会议都可以参加，并且还是省特会的丙种会报的召集人，有时还到附近市、县去视察，这样我就能直接掌握特务破坏我党组织和镇压我革命力量的情况和企图，进而为党提供可靠的材料和尽可能采取的一切措施来保护党和革命力量。
我到四川省特会以后，借写年终总结为名，尽量查阅了有关的档案和文件。此间，我发现省特会这方面的案卷很多，但相当的混乱，就以清理线索为辞在汇报会上提出，需要整理。汇报会即决定由我主持办理，这正合我意，回头我就叫内勤特务们按我的要求分专县整理，并作成线索表送我审核。同时，我通知各专、县分会进行查对，并要求他们把已破坏和掌握的又还没有上报省特会的情况及线索统统整理复报。经这一整理、查对，我基本上掌握了四川党组织有哪些遭到了严重破坏，哪些人被捕，在狱中哪些人表现坚决，哪些人动摇，哪些人已叛变、自首；哪些组织已被特务发现，哪些同志处在特务跟踪监视的危险之中；哪些是叛徒供出了线索而特务机关认为是查不到或逃匿无踪的。
在这批档案材料中，我了解到国民党四川特务机关已逮捕和掌握的我党人员有上千人之多，我一一抄录下来，注明特务掌握的程度及被捕人员的表现，分批交给联系人转送红岩。
我从档案中比较详细地了解我党被捕人员在狱中的表现，既是为了送给党组织，以便采取对付措施，也是为了我能区别对待，特别利于我对保释出狱的人员能分别处置。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的共产党员，在两种情况下，可以保释出狱：一是被捕后一直表现坚定，不承认是共产党员，他们又查不出证据的；一是被捕后叛变自首的。但是，凡保释出狱的都要由国民党特务机关进行一定时期的管训，省特会一组的管训委员会就执行这个任务。我是一组的主任干事，管训委员会当然得由我管。我就利用这个权利，对表现坚定的尽量放松管训或不管不训，以至找机会让他们离开成都和四川，如康心之的女儿康艾梅由她父亲找黄季陆保释出狱后，原由张嘉诚管训，张离开一组后我接过来亲自“管训”，实际上我一次也没有去管训过，最后让她离开成都到南方局去了。相反，对自首叛变分子则严加管训，如光华大学学生李仁宇（叛徒），我就交给其他特务管训，并责成这个特务严加管制。
我所在的四川省特会一组主管情报，各特务机关的情报，大都要经过这个组呈上转下或相互交换，实际上这个组等于一个情报交换站。由于工作之便，我能经常看到中统、军统及各地特务组织送来的新情报。一旦发现其中有关于我地下党组织活动和地下党员同志的线索，就及时摘抄出来交给联系人转报南方局。
一次，我在国民党中央会报发下的《情况通报》中，发现上海XX区（可能是静安区，已记不清楚了）的党组织和负责人（区、县委书记，各部长）的情况被敌人掌握了，我便立即反映给党组织，请求立即通知转移，事隔个多月后，我又在《情况通报》上看到：“上海XX区奸伪组织的负责人XXX……由于我监视过严，俱已逃匿。”我知道，可能是由于我及时的汇报，组织已通知他们安全转移了。我为保护党尽了一点职责，这时的心情是多么的舒畅啊！
又有一次：军统抄送省特会的一个材料说:刘家言公馆里利用学弹钢琴网罗了陈天赋等一批“奸伪”和过激分子集会活动。不久，就命令要对这些青年实行个别逮捕或传讯。陈天赋当时是华西大学研究生，原来是我在陕公高研班的同学，她与陈于彤在上海时就认识。我发现陈天赋已被国民党特务注意，即通知陈于彤让陈天赋立即转移。
同时，我了解到在刘家言公馆学弹钢琴的人中，有省特会的秘书李文学（叛徒）的侄女（中学生），于是就布置对李的侄女和另一女学生进行传讯。当把她们带来询问时，两个女孩看到我摆的阵势和说话的语气，吓哭了，连说他们是一起学弹钢琴，不是什么集会活动。接着又传问了其他人，都说是学钢琴，因为大家都爱好就在一起学。我见可以交差了，就带着跟随我的内外勤特务回到省特会，当着李文学等特务的面说：“共产党早就是单线领导了，哪里还有集会哟，一个不真实的情报，弄得女娃娃们都吓哭了、吓呆了。刚才传讯的女娃娃之中，还有你的侄女儿，真没名堂！”我趁势以恼怒的姿态把原来的情报撕得粉碎，此案就此了结。
意外险情
有一天，省特会一组的外勤特务刘道生（叛徒）对我说，他在祠堂街遇见一个额头凸出、头发蓬松、穿套旧西服的操乐至一带口音的人，像是个老共产党，吴玉章、陈绍禹来成都时，他在他们住地周围转，像是个做保卫工作的，叫周什么烈或周什么俊。我一听估计是周俊烈，虽觉得突然，但我很平静地回答说：“嗯！继续了解。”
我随即将这个情况报告给地下党联系人陈国瑞，要他设法通知周转移。不久陈国瑞回复我说：“我们党没有周俊烈这个人，无法通知。”
“周俊烈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们党没有周俊烈，哪还有我这个党员？”我这样说。又想：周俊烈是党中央社会部派出的，与南方局有联系，与地方党不发生关系，陈国瑞不知道也是可能的。情况紧急，怎么办呢？我只好直接找周俊烈，把特务刘道生发现他的情况告诉他，要他赶快转移。他说：“走，关系没交，事情没办完，一时还走不了。”
不久之后的一天下午，我布置外勤特务刘道生等去华西坝执行省特会决定，抓贾唯英（我已通知组织让贾早转移了）。到晚上7点过，还不见他们回来，以为这几个特务坐车兜风玩去了，我也就回了家。第二天我一上班，刘道生就给我说：“李先生，昨天下午的任务没完成，行动对象早已不在，不过回来时，车子走到皮房街口，顺手牵羊抓了一个姓周的交给杜胡子审讯了，这个人叫周俊烈、是个失业徒，早年有过关系，现在啥也问不出来。”
我暗暗一惊，心想：周俊烈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被抓了，万一顶不住，我该怎么办？但我的表情很自然，仍然漫不经心地回答说：“那也好嘛！”
回头我细致地思考了这个问题，马上离开吗？这块阵地我好不容易占领到，而且南方局指示过我，要尽可能地死守，不到非离开不可时不能离开，不走呢，又有很大的危险性。想来想去，我决定暂不作离开的打算，看看情况后请示党决定。我想只要周不变节，我就没有危险，但我也不得不警惕，不得不做多种准备。
不一会儿，省特会三组法官杜石公跑来对我说：“你昨天派去行动的人，他们没完成任务，该抓的没抓到，却顺手牵羊在皮房街口抓了个周俊烈放在车里带了回来，是个无头案，怎么办呢？”我装着不懂、故意反问杜怎么回事？杜说：“周俊烈讲，他是个失业徒，与共产党早先有过关系，以后多年没联系了。曾听说吴玉章、王明他们来成都了，就跑来找他们给个职业，他们不让进门。后来去重庆找王若飞，他们也不理睬。这次来成都又没找到事做，饿饭饿够了，现在你们把我抓起来，这下好了，有饭吃了。我也用不着到处找人求饭吃了。你们说我乱跑吗？你们只要给我一个小学教员当，我就不会乱跑了，我教小学还是可以的。审来审去，他总是这一套，你看怎么办？”
听了杜石公这几句话，我自然暗觉欣慰，但口供是真是假，还是他们故意来诈我的？我不能不防一着。于是，我反问说：“你看怎么办？”他说：“不好办罗！这个无头公案，中央（国民党中央会报）规定不打死老虎，不搞无头公案。李先生，你是不是在会上重申中央精神，明确规定两点，不打死老虎，不搞无头公案。不然，我们搞审讯的人不好办罗！”我说：“好吧，在会报（乙、丙种）会上我们强调一下吧！”以后我就搞了个未经批准，不准逮捕人的规定，这对于保护同志就更有利多了。
我听了杜石公讲周俊烈的审讯情况后，就对一组的内外勤特务讲：“今天不汇报了，办好的文件放在那里，等我来了再审阅，我今天牙疼，要到少城公园鹤鸣茶馆去坐坐。”
我到了少城公园坐了两小时，看有没有人跟踪我，没有发现异常现象，就回家了，到家见有省特会的公务员来我家劈柴，我对他说：“你去跟我组的人讲，我明天不去了，我要到华西坝医院看牙。”次日，我真到华西坝去了，但我主要目的不是看牙，而是为了看周是不是咬了我，有没有人盯我的梢。
到了医院，仍没有发现盯梢的，我转身就去找陈国瑞，把情况告诉了他，并说：“我要遵照董老对我的指示，要坚守这个阵地，不到非撤离不可我不能撤离。”
不过，从此以后，我随时做好一切准备。外出时，带上两个结婚戒指、一支毛瑟枪、一支快慢机手枪，若有人抓我，要钱给钱，要命就跟他拼。若是我走掉了，我还有办法，青红帮我都熟悉，我还另外准备了个特别身份证，是剃了头的照片，写上别的名字，还可以混一段时间。
周俊烈被捕后第三天早上，我刚起床，背上枪穿好西装，就有人敲门了，我想，今天恐怕要出事了。结果来人是陈仲琳（三组法官）。他一进门给我行了个鞠躬礼，就说：“李先生，你不是好久就答应给我写个介绍信给王士悌（民政厅主任秘书，中统党网）请他设法把我安在中坝当区长吗？”原来，陈仲琳一早来找我，是要我为他写介绍信，他是青年党转变到军统的，军统对“转变分子”都不重视，不信任，提升不了，因此他老当法官，又受气，又没有油水可捞，就想到中坝去当区长，我就乐得做个顺水人情。
我给陈仲琳写好介绍信后就上班去了。省特会在将军衙门，即是成都行辕隔壁。省特会门首挂了西区宪兵队一个作掩护的牌子，门口有两个宪兵站岗，进门有一个小操场，住有一排宪兵，有一条通道经过看守所门口，才能进到省特会各组室的办公区。我从通道经过，周俊烈看见了，想打招呼，就在那里喊，“曾学习（看守兼公务员）快开门呀，我要出来，我要出来拉尿啊！”他老是叫喊这两句，我该如何办呢？我身穿白色西装，打的紫色领带，还拿了根手杖，我踏进看守所的大门，使劲把手杖往地下一拄，说：“从哪里抓来个新犯人，一点规矩也不懂，大声喊叫干啥？谁不知道你要想出来拉尿！”我看曾学习从前面跑来了，就说：“曾学习你不要乱跑嘛，那犯人大声叫喊出来拉尿成何体统！”说完我进了办公室，又对事务员王德明说：看守所大概才抓来个新犯人，他大声叫喊要拉尿，曾学习也不知乱跑到哪去了，看守所没有大门，门口的通道我们进进出出，关在看守所的犯人都看得见，得弄个屏风，上面整个（国民党）党徽挡住一点。除审讯的人外，其余的人不让犯人见着好些，以后也就立了个屏风。
我和周俊烈就这样互相见了面，而我又掩盖过去了。以后，杜石公又对我说：“周俊烈是无头案，是死老虎，问不出什么名堂来。”还说：“杨荫池提审时周俊烈说的还是那一套。”我调三组最近审讯的案卷包括周俊烈的卷宗看，审讯记录中周俊烈老是几句车轮话，我这才放心了。
我了解到周俊烈的被捕表现很好，就设法营救他出狱。一次，杜石公同我上牛肉馆，我问杜石公究竟有多少无头案、多少死老虎，杜一一说完后，我便趁机对他说：“杜胡子，你放聪明点，还把这些人关着做啥？囚粮吃多了、徐主任秘书（徐中齐已作主任秘书）捞不到油水，腰包空了，会怪罪的，你的饭碗说不定就要跳舞了哟！”
他说：“那么李先生，你看怎么办呢?”我说：“你不如写个签呈，说这一批人关了好久好久，都是些无头案。死老虎，没啥审头.列个名单报请主任秘书批示放了算了。”
第二天，他果然写好了个签呈，还要我过目，我看到有周俊烈，就说，没啥改的不必看了。约在中午11点过，他高兴地举起那个签呈对我说：“李先生，你英明，徐主任秘书批了‘如拟照办’！”
特务机关释放人都得有保人，杜石公又拿名单念给我听，哪些人有保人是谁，哪些人找不着保人，安的保人是谁。他说：周俊烈没有保人，安的保人是沈维垣，就是参加乙种会报的省教育厅的督学，我知道这人还属中统党网。就这样，周俊烈也一同释放了。
但周俊烈被释放出去还受管训。我利用一个同乡结婚的机会，见到了他，我问他怎么还不走？他说还由陈仲琳管训着呢。我对他说，管训会原来我是主任，后来才移交三组的，你走你的。他又问我：“到哪儿去？”我说：“你到内江安岳边界去活动嘛。”这次他真走了，也就没事了。因为，凡受管训的人，只要设法走掉，不在本地出现，他们也就不会再过问了。要是老老实实地找管训会请假，到何处去还得转关系，转到哪里也还受管训，这就麻烦了。
[ 此贴被若水在2009-02-16 14:22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