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吴显钺同志
颜瑞生
1937年夏天，我考入华西协合高中，显钺已早我一年入校了。在火热的抗日救亡活动中，我认识了他，但他给我留下最初印象的，是在1937年秋，学校集中军训，我们都搬到华英宿舍扎营。一天夜里，一阵紧急的哨音，把我们从梦中惊醒，随即传出紧急集合的号令。急急忙忙，穿上衣裤鞋袜，赶到操场，可我忘记系上制服上的腰皮带。显钺见我着急，怕被教官发现挨训。他毫不迟疑地解下自己的腰皮带给我，又从自己的裤腰上解下一根窄皮带捆在自己外腰上，这才躲过了教官的查看和训斥。我第一次感到他是一个能扶危济困的好同志。
当时，在学校地下党领导的“移动剧队”是一支活跃在川西平原上的街头剧队，演出的节目，短小、精干、活泼、锋利，深受群众喜爱。那时的队长是许存信、刘畴仿(刘文范)。他们在掌握方向、对外联系、解决重大问题上很费心力；但举凡组织群众、排演节目，张罗道具，乃至赴郊外演出搬运行头，布置场景等事无巨细，显钺都不计份内份外，积极主动。默默无声地承担着，还团结了不少同志一道干。他是一个不尚空谈，不计个人得失的真正的实干家。
1938年初夏，那时我们都已先后人党，初期并不在一个小组过组织生活。遵照党组织叮嘱，不能打通横的关系，彼此心照不宣，但我们总是推心置腹，交流思想、畅吐胸怀，以得到同志间的共鸣为乐事。这在那时青年中已形成了一种胸怀坦荡，以诚相见的豪爽风气。
记得在一次散步谈心中，显钺向我透露了他的过去。我才知道他并不是一个单纯稚气的中学生，而是早在少年时代，他已接受了党的教育，参加过“反帝同盟”，后来加人了“少共”(C，Y)，作过岳池地下党团临时工委的宣传工作，后因叛徒出卖，曾被捕入狱，因他的堂兄吴绍先是孙中山时代老同盟会员，在旧社会颇有些地位，才从岳池驻军手中将他保释出来。
显钺并不是一个只会埋头拉车的人，他勤奋好学，孜孜以求，常年不断地发奋读书。他在人协中以前，已有些马列主义基础知识。他对国民党的仇恨，不全是出自情感上恶心反映，而是他对国民党本质有所认识；他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信念，也来自于他对社会发展的必然性有较深的理解。他常说：“未来总是光明的，历史永远是属于人民的。”
在一次由学校党支部组织的座谈会上，讨论题目是“如何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针对华西协中的政治状况和各派力量的分析，有的放矢，作了坦率的有分寸的发言，以民族危亡的大义，号召各方团结一致，奋起抗日，拯救祖国的垂危。他义正词严，铿锵有力，博得与会者一致好评。从那次会上的发言，看出他能运用唯物辩证思想说明一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精辟的见解，足见他的学习是理论联系实际的。
1939年3月，许存信同志离校后，支委会由显钺、许存学和我三人组成，显钺担任支部书记。当时的“移动剧队”已被国民党省党部勒令解散，但抗日救亡宣传仍需继续进行，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在各方努力配合下，也得到学校行政的默认，在地下党支部领导下成立了“华西协中抗敌宣传队”，显钺正式被选为队长，联系了不少非党群众参加抗敌宣传活动。这个时期，国民党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们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已不可能搞得轰轰烈烈，但却比较扎实、坚定。抗宣队的足迹遍及成都平原，市郊的石羊场、青龙场、中和场等处有过我们的宣讲和歌声；就在市中心的春熙路、少城公园和皇城坝以及新南门一带，我们也向市民宣传党中央的《七•七宣言》，响亮地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口号。唤醒群众，密切注意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投敌思想的萌芽。每到一地就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发表演说，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和群众一起高呼口号，激发群众爱国热情，收效显著。但每次活动，显钺总是和大家商量，布置筹划，分工协作，预料会发生某些情况，又作哪些紧急措施，他都胸有成竹，让大家有思想准备。
由于较长的斗争实践，养成了显钺一种机灵应变的能力，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总是警惕的。当时，我们支部开会，大多在后坝洋坟、三台山、青春岛及至华西坝当时无线电台侧那棵大树下，地点都比较隐蔽，但当发现有人监视或形迹可疑的人过往时，他会立即布置转移，不让别人发现，就这样，多少次我们躲过了特务的跟踪。
1939年“五•四”，地下党市委指示开展全校性纪念活动，出了专刊，召开了“五•四”座谈会。晚上，协中支部发动进步同学200余人，从后坝出发经过华西坝绕校园一周，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火炬游行。显钺满腔热情，领着大家高呼口号，齐唱抗日救亡歌曲、“枪口对外，齐步前进……”的救亡歌声响彻在华西坝上。青年的爱国激情，使坝上行人为之感动，不少大学同学也赶来参加我们的游行队伍。文澄当时负责市委青运工作，他站在前坝钟楼侧通向生物楼的一个路口，观看我们的游行队伍。最后，大家集中在华英大球场草坪上举行营火晚会。讲述“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联系抗日救亡运动的实际斗争使大家受到了一次革命传统教育，决心要继承发扬“五•四”精神，积极投入民族解放斗争!
这次活动，从发动群众，组织和教育群众，都是比较成功的，特别是步调统一，秩序井然，安排紧凑，群众的热情一浪高过一浪，充分体现了我们同志的团结向上，纪律性、组织性较强，有较高的政治觉悟。而显钺同志作为一个群众领袖的组织才能已初次显露出来。此外，我们支部在广泛开展群众性的读书谈心活动，召开时事政治座谈会，推销和组织阅读《新华日报》、《群众》、《解放》等革命报刊，举办定期墙报，开办农民夜校，乃至成立“歌咏队”、“突击球队”等都收到显著成效。通过这些形式，团结了不少进步群众，从中增强友谊，交流思想，学习理论，提高认识，最后，发展优秀同学人党。协中自“七•七”事变后到1939年底，先后发展党员38人。根据我的记忆，通过显钺联系做工作的，大约有10人左右。这些同志有的至今仍活跃在各条战线上，为“四化”建设努力工作。
记得，1938年暑假，他还与刘福善等同志，组织了岳池旅蓉同学近百人，组成“回乡抗日宣传团”，在岳池地下党和进步人士支持下，使县内外联合组成了300余人的抗日救亡宣传队，走遍岳池城镇和乡村，有力地推动了全县抗日救亡运动，在活动中继续做发展党员工作。
在华西协中时期，显钺的工作是很出色的。在读书活动中，进一步提高了他的理论修养和认识水平；在群众运动中，增长了他的领导才能，但在那时仅20多岁的显钺同志，已经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他在革命道路上永不停步的意志和力量，使他坚定地战胜了以后在前进中的一切艰难险阻，成为一个永不退缩的革命战士，由此证明，他青少年时期扎下的基础是深厚而坚实的。
他于1939年秋考人昆明西南联大，仍不时和我们取得联系，总是关心我们的工作。我曾先后介绍两位同志去昆明，他都热情接待，安排食宿，有一位还经他介绍工作，长期留在云南直到全国解放。1945年夏，我去昆明，那时他刚从磨黑复学归来，他让我住在联大宿舍，一间草顶的大寝室里摆满了几十架有上、下铺位的木床，他让我睡下铺，他住上铺，生活虽然清苦，但他的热情和真诚是感人的。从他与那些同学间莫逆友好相处的情景中，至今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见我带的一口藤条行李箱子，既笨重，又不管用，提出要把自己的红色皮箱和我交换，我虽再三推谢，但也拗不过他的盛情厚谊；临别时，他为我装好衣物，还叮嘱我要多加注意，因为是老战友的遗物，这口小红皮箱至今我还保存完好无损。
1950年2月，当他从文澄那里知道我的住处，临到重庆找组织关系的前一天，他还来到我家，谈到了几次逃脱敌人追捕的经过，以及他在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中的活动，1948年在川东成立川东第五工委参加武装起义的情况。他因痔疮影响，那时的身体比较消瘦，精神也显得不太好。我们都相互宽慰，要注意身体，今后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后来我知道他在重庆税务局工作。自1957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断了联系，他以莫须有的罪名，无辜地被开除党籍，后在广元坝农场劳动，以后在裕华纱厂受折磨的具体情况，我是最近才从他弟弟显钦同志那听到的。
附：吴显钺同志生平年表
1917年生于四川岳池县苟角场一个中产人家。
1931年考入岳池县立初级中学。
1932年参加党组织的读书会和“少共”(CY)。
1933年冬，岳池地下党建立党团临时工作委员会，任宣传委员。
1934年夏，因叛徒出卖遭当地驻军逮捕，后经堂兄吴绍先保释回家。
1936年秋考入华西协合高中。
1937年4月被吸收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
1938年3月经张文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3月任中共华西协中支部书记。
1939——1941年入昆明西南联大商学系，领导学校党的外围组织“群社”的工作。
1942——1944年经联大地下党组织批准，应聘去思茅、普洱地区开展革命活动。
1944年秋回昆明复学。
1945年下半年被选为西南联大学生会主席。
1946年初被选为昆明学联主席，参加2.27、3.14、7.11、7.15等学联活动。7.18即由南方局召回重庆工作。
1947在南方局周知同志领导下，显钺、汤逊安、刘国鋕三人组成秘密领导小组，领导“陪都青年联谊会”的活动。同年秋，回到广安。
1948年1月在广元成立川东第五工委，显钺任工委委员参加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后因《挺进报》事件，同年7月赴成都、乐山避难。
1949年11月回成都。
1950年2月与张文澄回重庆，经川东地下党组织审查后恢复了组织关系，分配到重庆市税务局工作。
1952年任重庆生产节约办公室主任，同年调计委工作。
1952——1958年任市委综合计划科科长。1957年11月25日被错误开除党籍。
1958—1962年下放广元坝农场劳动。
1962—1966年调裕华纱厂铜摇车间作统计工作。
1966--1977年调粗纺车间当搬运工人。不久逝世。
1984年12月21日，经重庆市委批准撤1957年错误决定，恢复党籍，恢复名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