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乱反正，为恢复历史真相而努力
“文革”中，由于江青说“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致使歌乐山革命烈士蒙受了不白之冤：社会上谣传“江姐是叛徒”；红卫兵冲击“一一·二七”烈士合葬墓，要掘墓毁尸；各处文物建筑遭到破坏；展览馆负责同志乃至工作人员遭到造反派揪斗、围攻。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展览馆领导和全体职工拼死维护了旧址保护区内的各处文物点。
“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展览馆集体为保护历史遗迹、澄清历史真相付出了艰巨努力，其中最具有深远意义的一项工作，就是从调查历史真相入手，力图将白公馆、渣滓洞与《红岩》小说分开，恢复歌乐山革命烈士的本来面目。
有一项事关全局的工作带动了展览馆集体为恢复历史真相而作的努力，那就是对“未定烈士”的大规模复查。因为解放战争时期军统重庆集中营系列大屠杀中，有90多名被难者由于无材料或其他原因，解放初没有享受到革命烈士称号。
1981年，时任展览馆副馆长的卢光特首先提出了“未定烈士”问题，他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信，请求重新审查核实这部分未定为烈士的被难者的情况，受到中央高度重视。在老干部们、脱险志士们的大力支持下，而且是在全国人民的热切关注下，由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牵头，12名同志组成复查小组，跑遍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行程35万公里，访问了1,700多人，查阅了各地保存的各种档案资料近两千卷，取得大量证据材料后，全面综合分析，去伪存真，分清功过是非，弄清了多数“未定性”被难者的基本情况和关键性问题，作出复查结论。
经过四川省委组织部审查之后，1983年，共有42名“未定烈士”享受到了烈士称号。新定烈士的事迹经过媒体宣传，造成轰动性影响，展览馆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由于新定烈士的复查工作是为了求得历史真相（而不是为了文艺创作），方法是实证的（而非提高、集中、虚构和渲染的），这就带动了展览馆对本馆宣传内容的重新审视。由于多年来卢光特等人渴望澄清有关这片土地的历史事实，以及众多的烈士战友要求实事求是地宣传革命烈士，于是，新一轮的文物资料征集工作开始了。在艰苦的条件下，展览馆工作人员大量征集了烈士的文物资料，到劳改农场征集和抄录了大批原特务分子的交代，到公安局查找了已被处决的叛徒和苟活着的叛徒的交代，其中手写的文字记录材料在数百万字甚至千万字以上，还有许多出版物和印刷品。尽管其中的部分材料带有“文革”结束不久的时代痕迹，个别材料依然缺少令人信服的背景和征集过程的准确记录，但是这种努力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从文物工作的角度，极力把白公馆、渣滓洞的史实与《红岩》小说的虚构区别开来；极力把白公馆、渣滓洞看守所与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区别开来。
这时，展览馆的名称问题也提上了议事日程。1983年，廖伯康主持中共重庆市委工作时，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文澄受市委委托成立文物工作领导小组，主持召开会议讨论“美蒋罪行展览馆”的改名问题。该会议地点在人大常委会会议室，有十多人参加。会议提出“改名是为了更加符合实际”，提出“应该重点宣传烈士”，名称以“烈士陵园”为妥。1984年2月13日中共重庆市委发出[1984]9号文，“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改名为：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这个馆终于从名称上脱离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单纯以“烈士”的名义、从“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的角度冠名。但是新的问题出现了，从名称上看，似乎只是保护着烈士陵墓，却排除了文物工作概念上更为重要的“中美合作所”和军统重庆集中营，也仍然没有使用文物属性更加明确的“纪念馆”的名称。到1990年代，笔者出差到外地联系工作时，对方单位往往疑惑地提问：“烈士陵园？那应该是民政局管的事吧？”
1984年3月14日，市文化局下发[文物84]23号文《关于歌乐山烈士陵园建设规划会议纪要》。从此，烈士陵园进入了大发展时期。
文物保护机构的名称变了，环境风貌变了，对基本陈列内容进行了调整，增加了革命烈士的斗争内容，去掉了部分无根据的激烈言辞和口号。
《江竹筠传》：让人们认识真实的江姐
《江竹筠传》执笔者之一卢光特是江竹筠烈士的战友。“拨乱反正”之后，在众多老战友的支持下，他决心把历史上真实的江竹筠介绍给观众，以区别于《红岩》小说塑造的艺术形象江雪琴。他采访了江竹筠的弟弟、姨妈，采访了所有能找到的江竹筠的亲戚、朋友、邻居、同学、战友，经过大量调查访问，和谭重威共同执笔，撰写了《江竹筠传》，让世人认识了真实的江姐。
真实的江竹筠与小说《红岩》中的江雪琴的一个明显区别，是小说《红岩》中那一段“竹钎子钉进指尖”描写的真实性，以及那段铿锵有声的“上级的姓名住址我知道，下级的姓名住址我也知道……这些都是我们党的秘密，你们休想从我口里得到任何材料！”（见《红岩》小说，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277页）。
关于江姐是否受过竹钎子钉指尖的酷刑这一点，卢光特在查阅资料、调查访问中都没有找到事实根据，因此在手稿中就没有写江竹筠受“竹钎子钉手指”的酷刑，而是依据事实，写她受的是竹筷子夹手指的酷刑。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是，1982年3月《重庆党史资料》（第3期总第18期）发表卢光特、谭重威联名撰写的《江竹筠传》，却两次加进“受过竹钎子钉手指的酷刑”这句话。1982年7月《江竹筠传》由重庆出版社正式出版，又删去了这句话。
至于“上级的姓名住址我知道……”的对话，纯属文学作品虚构。
因为历史上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多年来对各级地下党同志的要求，是在工作中尽可能隐蔽、保护自己，还制定过非常详细的“如果被敌人逮捕应该怎么应对”的措施。其中作为纪律来要求的一条，是“一问三不知”，面对拷问时什么都不知道，把抵御的防线牢牢构筑在第一道关口之外。真实的江姐性格是何等谨慎谦虚，她决不会呈一时英雄之气，违犯地下工作纪律。
这一时期，展览馆的众多资料人员还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程度上，为澄清这片土地的历史真相作出了努力。在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指导下编辑了《歌乐忠魂》一书（由冯开文执笔），戚雷作了《重庆‘中美合作所’暨军统集中营历年死难人数考》的考证（登载于《红岩春秋》杂志1989年增刊）。等等。
副馆长杨顺仁将多年收集的资料整理成书，于1990年出版了《撩开神秘的纱幕——党在陪都的地下斗争》，力图从整体上、从体系和脉络上来把握中美合作所、国民党军统特务体系、中共重庆地方党史以及烈士们所涉及的不同的重大事件。他是第一个系统地撰写与军统重庆集中营相关的国民党特务体系、川东地下党的活动情况、与集中营相关的民主人士活动情况并单独成书的作家，也是第一个举出事实（费巩教授失踪时，中美合作所的美国军官不被允许进入白公馆看守所作相关调查）作为实例，把“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与“军统重庆集中营”区别开来的研究人员。
笔者亲耳听到过杨顺仁和一位同志的争论。杨顺仁问：“你说至少有上千人在这片土地上被杀害？我不说成百上千，也不说成千上万，我只请你在现有的、已经调查清楚的被难者之外，再举出五个人来——五个！一定要有名有姓、有籍贯和生平简历。不要成千上万，只要五个！”
在殉难者人数已经清楚的情况下，即使再找出一个来也很困难。
成千上万，黄河之水天上来，白发三千丈，都是想象，都是虚指。一落实为文物工作，便要求实证——请出示文物原件和“三亲”资料，来证实、支撑你的推论、你的假设和你所讲的故事。
对于举办展览的要求也如此，必须让观众对展览的真实性建立信任感。既然标题为“史实展”，观众就有理由要求看到文物原件。如果珍贵的文物原件不能直接用于展览，那么就应该标明这是文物的复制件、代用品、仿制品，同时应该告之文物原件存于何处。例如《江竹筠烈士狱中致谭竹安遗信》（即著名的《江姐遗书》），就应该说明展出的是复制件，原件存于重庆市博物馆（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同理，2007年夏天洪水过后，在渣滓洞女牢发现埋藏在地下的铁器，工作人员推测它们是准备用来越狱的。因为并没有当年的亲历者在场，只是推测，展出时文字说明的语气就不能那么肯定和绝对。
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
改革开放前，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地处重庆郊区，一穷二白，经费全靠上级拨款，没有任何自己创收的空间，物资十分匮乏。80年代初，上级曾给这个单位配过一辆吉普车，由于山路崎岖，路况较差，车的保养跟不上，有一次馆领导乘坐这辆又破又脏的车去市委开会，竟被门卫拦在市委大门外。
“文革”结束时，许多博物馆纪念馆出现过复苏现象。商品经济大潮一冲击，又陷入了困境之中。许多博物馆观众稀少，工作人员只剩下了唯一的任务——对馆藏文物“死守硬看”。国家拨款是非常有限的，许多专项资金的数额还停留在60年代的水平。在有限的国家拨款和无限的收藏保管保护工作中，博物馆要走生存发展之路，真是举步维艰。
作为宣传、教育、科研机构，博物馆本应站在社会发展的潮头之前，在意识形态、先进科学技术等等方面，对社会负起引导、传播的责任，从中体现它的价值，发挥它的作用。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它却常常被遗忘。往往是在它蒙受损失，遭受侵害时，才被公众所注意。
为了摆脱困境，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的博物馆界进行过一场转换观念的大讨论。传统的“藏品中心论”向“全方位为观众服务”的观点过渡。这是博物馆纪念馆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得不作出的艰难选择。
提出“全方位为观众服务”的口号，其核心在于树立“观众主体”意识，促使博物馆、纪念馆打破“金饭碗”意识，增强危机感。激发自身活力，调动工作人员积极性，主动地参与市场竞争。在设计陈列展览时，要体会观众心理，注重趣味性、娱乐性，及时变换陈列形式。在接待工作中放下架子，以观众的需求为需求，使观众乘车、游览、休息处处方便，让观众来博物馆能够享受到身心两方面的愉悦，从而喜欢参观博物馆。这个口号从另一逻辑着眼于博物馆运作，从另一个角度指出了博物馆的现代发展之路。
在重庆市，歌乐山烈士陵园率先实行观念变革，第一个将投入产出的观念引进经营，非常认真地进行经营成本核算，注重经营的赢亏。
但是博物馆尤其是社会历史类博物馆，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娱乐场所和一般的服务性行业，不能忽略、淡化“保存历史真实”这个最为本质的使命，展览中必须以严格的历史真实性为前提。它提供给观众的基本内容应该是承载着历史真相的文物，而不是经过虚构、提高的传奇故事。不能像商品推销员，观众喜欢什么就编造什么。
博物馆纪念馆，相对于社会上不断变化的各种新事物，它是相当稳定的，主要由于它的基础——文物藏品、文物建筑——是相当稳定的。无论社会如何变化，它所保留的那一段历史已经凝固了。它的使命就是守护好一段凝固的历史。如果说它也有变化，那也是作为历史文化定力的核心内容，经过研究其意义在不断被发掘，藏品在不断增加，保管保护手段和展示手段在随着科学技术的变化而变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博物馆、纪念馆代表着社会的良知。烈士陵园在经济大潮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重要命题。仅从宣传的角度看，其自身希望通过扩大宣传来号召观众，以求达到“两个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的目的，固然有一定合理性，但是文物、博物馆工作对它最起码的要求却是准确而完整地宣传革命烈士，乃至准确而完整地表现该遗址的保护内容，这里有一个单位自身利益与社会公益是否相冲突的问题。
笔者认为，烈士陵园应该以烈士精神作为中流砥柱，守护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抵制商品大潮中的各种不良现象。它自身应该保持与烈士精神相一致的、坚毅质朴而高洁的形象。
巡回展览——最有效的展览广告
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售门票开始于1979年，白公馆、渣滓洞各售3分钱的票。这是该馆展览史上的里程碑，自筹资金的大门从此打开了，它改变了完全依赖上级拨款、观众免费参观、毫无经济自主权的计划经济经营方式，打开了市场经济之门。
逐渐发现，博物馆、纪念馆有着自主经营的极大空间，有着极大的赢利的可能性。于是，衡量一个馆办得好不好，除了保护好一段历史真实、不以盈利为目的之外，还出现了另一条标准——赢利与否的标准，即出现了二元衡量标准。
显然，二元之间应该有一个度，然而这个度却非常模糊。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积极探索改革开放的道路，其改革开放的方向集中在经济发展上。在各种各样艰难的、试探性的尝试中，最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举措是坚持大范围的、持久的巡回展览。
巡回展览能否成功的因素之一，在于该展览与社会关注热点的结合度。歌乐山烈士陵园在推出巡回展览的开始阶段，由于展览内容不在社会热点范围内，联系接受单位不太容易，组织观众也不容易。如果门票售出不理想，利润就有限，甚至负利润。再加展品运输中的坎坷，巡展充满了艰辛。
从1988年开始，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努力向全国各大中城市推出自己的巡回展览，条件艰苦，惨淡经营，茹苦含辛。在馆领导的表率作用下，全体职工积极主动，克服困难，把巡回展览坚持下来，到过国内绝大多数大中城市，在部分城市引起轰动，门票及其他收入颇丰，获得较好的社会及经济“两个效益”。持之以恒，终于取得全国性巨大影响，创造了当时县级纪念馆巡回展览的数量之最和参观人次之最。
大规模的全国性巡回展览，更为重大的意义是为自己做了声势浩大的广告宣传。那个时代，人们的广告意识普遍比较薄弱，即使在烈士陵园内部，也很难一下子明白巡回展览是在为自己打广告。巡展让无数城市的数千万观众知道了白公馆、渣滓洞和革命烈士英勇不屈的故事，知道了虚构的“中美合作所48套刑罚”。
终于，持久的广告宣传凸显效应，90年代初，上千万参观过巡回展览的各地观众潮水般涌向重庆歌乐山，他们想要实地看看“中美合作所”、白公馆、渣滓洞，要来实地踏访革命烈士的受刑地、牺牲地。他们带来了巨额的门票收入和其他收入，烈士陵园迎来了最大的经济发展的机遇。
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展览举办者随时随地注意观众兴趣所在，以观众兴趣为准不断调整修改这个展览，于是，新时期遇上了老问题：在探求政治宣传通俗化的过程中，为了吸引观众，展览内容又贴近了《红岩》小说的描写，历史与非历史的界限再次模糊了。
为进京展出而修改展览
1996年初，中共重庆市委召开扩大会议，提出“弘扬红岩精神，塑造当代重庆人”的口号。在媒体的强势宣传中，对“红岩精神”的内涵并没有明确解释为“抗战时期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集体的精神”，更没有提出“红岩精神”的代表人物只能是周恩来。也由于小说《红岩》的巨大影响，“红岩精神”一经提出，就被许多人误解为小说《红岩》所歌颂的革命先烈的精神，并进而误解为渣滓洞、白公馆革命烈士的精神。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抓住机遇，率先行动，以市委提出的口号为契机，以 “红岩精神”为旗帜，加紧向各座城市推出巡回展览，于是，进一步造成“红岩精神”等同于歌乐山革命烈士精神的印象。很快，歌乐山烈士中知名度最高的“江姐”，在群众心中，便成了“红岩精神”的代表人物，《红岩》小说封面上那幅巨崖青松的美术作品，在一些路口，也成为了“红岩精神”的旅游宣传标志。
“红岩精神”的形象代表错位——江姐，很难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并立，在一般人眼里，“红岩精神”也就很难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并列。这不能不说是重庆精神形象的一大损失。
1996年，在歌乐山烈士陵园的展览举办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划时代的一年。春夏之交时，中宣部通知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于当年八月送展览进京，去天安门广场一侧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能够到祖国的心脏位置去举办展览，是极可贵的机会和极大的荣誉。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进京的这套展览从内容到名称都需要修改调整。笔者是这场改变的亲历者。
博物馆纪念馆的展览标题，为了规范化，一般都设计为“三级标题”，即大标题（总标题）、单元标题（每一部分的标题）和小标题（每一小节的标题）。大标题是展览的宗旨所在，是展览内容的高度凝练与概括。
歌乐山烈士陵园举办的展览，从60年代起，其名称的改变，经历过几个阶段。60年代推出的展览着重在“罪证”，标题是：
重庆“中美合作所”罪证暨殉难烈士遗物展览到了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重点调整为歌颂革命烈士，标题为：
歌乐忠魂，世代英华——军统集中营史实展览还用过以下标题：
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史实展览
“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史实展
中美合作所暨军统重庆集中营史实展览
重庆歌乐山烈士英雄事迹展览除了最后一个外，这些标题共同的问题是概念抽象，字数太多，色彩不鲜明，缺乏号召力。而且“中美合作所”、“军统集中营”、“歌乐山烈士”这三个概念的关系始终不清晰。仅仅从标题看，观众往往不知所指。
于是，乘着进京展览的东风，展览的举办者不断寻找一个形象鲜明、概括力强、简明扼要、更有吸引力的大标题。
1996年春夏之交调整展览时，歌乐山烈士陵园的领导布置任务，安排负责内容撰写的编研室工作人员考虑展览大标题的改动。当时编研室有6名工作人员，基本上每人负责展览内容设计的一个部分。我们6个人在一起讨论大标题修改。我们反复考虑使用过的几个大标题，觉得它们共同的毛病都是既麻烦又不响亮。比如说“歌乐忠魂，世代英华”， 这八个字是文学语言，初看时完全不知所指。而“‘中美合作所’军统集中营史实展”连标点符号共15个字，概念上就包含了从组织体系上说与军统重庆集中营无关、从地域关系上说不可分割、在群众印象中混为一谈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包含了同属军统集中营的原重庆望龙门看守所和贵州息烽监狱以及分散在各地的军统秘密囚室，却单单没有表明这是特指军统重庆集中营的白公馆看守所和渣滓洞看守所。这些标题都太长、复杂、不明确、不响亮。
老是在这几个名称上打转，山穷水尽。终于开了窍：跳出这几个概念去，另辟蹊径。于是想到了与渣滓洞和白公馆有着复杂联系的“红岩”。
[ 此贴被若水在2009-03-24 13:10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