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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与叛徒
——许建业、刘国定人物谈

2005年8月14日的《重庆晚报》上载文《许建业：十次苦刑犹骂贼 从容就义气如虹》。其文最后说 ：“历史已经证明，许建业是重庆工人运动的杰出组织者和领导人、坚贞不屈的共产党人。任何不负责任地宣传和向烈士身上泼污水的言行都是错误的，必须予以坚决制止。”
有哪些不负责任的宣传?是谁向烈士身上泼污水，他们都胡诌了些什么？以前为什么没有制止住?在红岩英烈的宣传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一、分清是与非，不使流毒泛滥
先请看一封老同志的来信:
我们解放前后都在重庆地区做过党的工作，对重庆的建设和发展，非常关心。我们最近收到许建业烈士亲属和其他同志的来信，反映重庆市文化局副局长、歌乐山革命纪念馆馆长厉华在《再铸红岩魂》一书中，把许建业烈士生前个别的失误，结合烈士们生前针对党内出了叛徒出卖革命的八条意见混为一谈，又写文章，又作演讲，每年“11·27”纪念日，厉华的录相报告，还要在重庆电视台播映，极力丑化许建业烈士。当许建业的亲属几次向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及烈士陵园厉华馆长提出意见后，他们都承诺改正，但是实际一直未改，且愈演愈烈，厉华前不久对该馆工作人员表示“我讲的是史实”。这种错误的宣传，看来很难自行停止，根本不理会烈属的强烈反映。我们对此极为费解，也极为愤慨。因此，我们提出如下看法：
首先，《再铸红岩魂》书名的这种提法，就容易使人觉得红岩魂必须再铸，难道红岩魂出了什么问题？所谓红岩魂，如果是指小说《红岩》所塑造的英雄群象，如许云峰、江姐、刘思扬、陈岗等英雄人物，他们都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他们为了实现革命理想，面对敌人的酷刑和利诱，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小说《红岩》正是歌颂了这些英雄人物的革命精神。这样的红岩魂，应当大加发扬，何须再铸。如果说学习红岩英雄人物要联系实际，结合具体情况，也不必提再铸。如果说要总结经验教训，就不应把烈士的个别失误和叛徒叛变革命混在一起来，忠奸不分，这样，必然造成思想混乱，危害极大。
其次，按常识理解，写文艺小说和写人物传记、史书、理论等是有区别的，不可混为一谈。小说《红岩》中塑造的英雄群像是按照原型人物加以综合提炼塑造出来的，这是文艺作品中常见的现象，不能随意指责为过度拔高和有意神化。不能把原型人物和小说典型人物等同起来。不然就会产生一些奇谈怪论。
第三，小说《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人物许建业烈士，经过实际斗争考验，经过党的组织审查，解放后经过批准正式确定为烈士，重庆市委有档案可查，许建业的烈士资格是社会公认的，绝对不容许加以丑化，他对党对人民对革命无限忠诚，对敌斗争坚贞不屈，受尽酷刑，大义凛然、壮烈牺牲，他不愧为无产阶级革命英雄，许建业在狱中的表现，当时的战友们无不称道。当时与他同囚于白公馆的许晓轩烈士，在许建业牺牲以后，就赞扬许建业烈士“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气如虹。”说他“有文天祥那样的气节，叶挺将军般的忠诚”。他生前握着罗广斌的手留下的临终遗言，即“血与泪的嘱托”，主要是罗广斌按照许晓轩烈士等生前的嘱托的八条意见，都是对党内出了叛徒而提出的，有何根据说是针对许建业烈士的呢？这哪里是事实！这完全是不分忠奸、混淆是非，歪曲事实。至于许建业烈士生前确有个别失误，也是由于他出于维护革命利益，担心敌人从他的住处扩大搜捕范围而造成的，这和当时党内出了叛徒如刘国定、冉益智、蒲华辅等背叛革命、投靠敌人是根本不同的。也不能借口总结烈士生前的一时失误的经验教训，忠奸不分，更不容许夸大和渲染烈士的这种个别失误，甚至制造一种谬论，说是由于许的失误，导致重庆党组织的大破坏。造成了这种大是大非不分的混乱现象，必须彻底肃清。
第四，评论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人物传记 、历史事件、社会文化等，都有一个立场问题。如果立场不对，指导思想不对、敌我不分、忠奸不分、就事论事、也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也谈不上尊重史实了。《再铸红岩魂》的出现，看来并不是偶然的现象, 也不是个别人的问题。一前年重庆市曾经发生过借评选所谓十大名人之机，就说“江姐是一个文学形象，是靠《红岩》小说丰满起来的人物”，引起强烈反响，就是证明。
第五、 建议有关领导考虑，采取有效措施，切实解决这类问题，对有关人员要加强教育，使其认识错误，加以改正，对烈属要进行安抚，维护烈属的合法权益，不使流毒泛滥，以利发扬革命精神，以利建设和谐社会。
以上看法，谨供参考，请予酌处。
签名人：刘兆丰 陈伯纯 廖伯康 李培根 戴克宇
这封信的标题是：《关于许建业烈士亲属来信反映的问题向重庆市委领导建议的信》，信中还附有刘兆丰同志亲笔的书面材料：
我完全同意“文稿”中所提出的意见。
许建业同志的革命气节和他慷慨就义的高尚品德早为当时狱中战友所肯定，他为解放后的中共重庆市委所承认。
重庆解放后，中共重庆市委成立了一个“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我是委员会成员之一。在会中我记得对许建业同志被捕后的失误，也曾进行研究过，结论是：“许建业当时是为了党的利益，不使敌人搜捕的范围扩大，才造成此种失误的，故其烈士资格应该予以承认”。这段审查经过在重庆市委的档案馆是有案可查的。
许建业同志是以鲜血和生命来证明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的，不容后人毫无根据地加以歪曲和否定。
刘兆丰
2005年6月13日

二、“后人”戏说许建业
五年前，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剧场上演了一场形象报告展演剧，剧中有一段：
报告人：
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地下党的工作斗争环境是异常艰巨复杂的，甚至是非常残酷的。因此，铁的纪律、坚定的党性对每个地下党员是不可动摇的。在这方面稍有不慎就会对党的事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如地下党工运负责人许建业，因被叛徒出卖而被捕。在白公馆监狱里，他突然 想起在他家里的枕头下和床下的箱子里有十几份工人的入党申请书和几份党内文件。 按照地下党的纪律规定，工人的入党申请书是不能保存的，党内文件看完后也是要立即销毁的。但是，许建业在这方面却马虎大意没有按照党的纪律行事。入狱后他怕特务去抄他的家，搜出这些文件，故牢房里非常的焦躁不安。
他想找人去自己家里销毁这些东西，他找到看守陈远德，而陈远德也发现可以从许建业身上捞到一把，于是便主动接近许建业。
许建业在审讯后被看守陈远德押回牢房，途中许有意跌倒，陈去扶他
许建业：我的腿实在走不动了。
陈远德：歇一歇再走，刚上刑都这样，你今天是碰上我了，没事，要是换个人 押你回去，你走不动，爬也得爬回去。哪有让你歇的份儿。
许建业：做人心眼要好，俗话说好有好报，恶有恶报。
陈远德：我这个人，就是心软，你说大家都是人，你们那些政治上的事，我搞不清，可大家都是拖家带口的人，都得有个同情心不是，谁没有个难处的时候，有事你就说话，只要不犯法，我能帮的总得帮一把是不。
许建业：［拿出钱］这里是我随身带的 3000块钱，反正我现在也没用处，你拿去花吧！
陈远德：［假装客气］这……［见旁边没人就收下了］你有什么事要带什么口信，尽管说，你今天碰上我当班算你运气。
许建业：老兄，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我现在进来了，谁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有些朋友的东西在我那儿放着，我怕连累他们。
陈远德：可不！到了咱们这里头，有些事可就不好说了。
许建业：你要有时间，到志成公司找一个叫刘德惠的人，让他到我家里，把枕头下面和
床下箱子里的东西都烧了。
陈远德：行，行，等轮班休息的时候，我跑一趟，这好办。［有声音］那就快走吧，省得碰上人，添麻烦。［下］
…………
台下,观众中：
许建业的胞妹许文君霍地站起，离座，退场，一边走，一边说：
"我要找厉华！我要找厉华！"
" 慢点，许大姐。"有烈属提醒道。
借闪烁的舞台灯光，辨认中，郑继先烈士儿子郑维国忙去搀扶她，摸索着走出了剧场。
剧场大门口，唏嘘的许文君老人，泪流满面。
演出结束,后台会议室：
各方人士参加的讨论会按部就班进行：
…………
" ……建议删去许建业失误一节。这段戏观众了解不甚完整，有点突然……"
一编导在发言里提出。
…………
对许云峰的狱中斗争，看过《红岩》小说的读者都会有深刻的印象，但对加了引号的“许云峰”——许云峰的原型人物之一 ，以及对许建业的狱中斗争，现在的读者、观众恐怕就很少有人知道了。不过，上了年纪的观众，稍微细心一点，还是能够发现剧中戏说之处：受过酷刑的许建业的口袋里，怎么会一掏就是3000元的巨款？拿给陈远德的是银票，是银元，还是法币？

三、忠奸不分，英雄、叛徒混为一谈
五年后，2004年,重庆举行"11·27"55周年大型纪念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脱险志士和烈士家属得到一本装帧精美的《再铸红岩魂》书。该书随兴而说许建业，散见于诸文字之中，作者把重庆地下党遭到大破坏的账算到了许建业的头上。
不仅大谈英雄的“严重错误”，他们还说叛徒，其中一篇文章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都是1938年加入共产党组织的，应当承认他们在地下斗争期间也是做了许多工作，否则也不会担任到一定的领导职务。在地下党的十年工作、斗争过程中，他们也有过危险，也是随时都有可能付出流血牺牲的代价，他们被捕后也不是一下子就叛变了的。……
刘国定被捕后，没有暴露身份，他可以说是过了特务的审讯。
读到这些，烈属们有点看不下去了，许文君老人拍案而起:
" 他说他改了，居然还印成了书，这白纸黑字……"她怒而提笔，笔锋直指该书的编作者。许文君老人在信中怒斥道：
重庆地下市委以及《挺进报》遭到大破坏是刘国定、冉益智叛变的结果。李维嘉、蒋一苇等老同志对此祸变提出了准确的概括：不是《挺进报事件》，是刘、冉叛变革命事件。这一史实，如果联系狱中八条反思历史还不够分量的话，也不应该联系到我哥来进行，倒是应该联系职务最高的大叛徒，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来再铸红岩魂。蒲出卖党、出卖革命，使党和人民受到的损失是巨大的。用这样史实来联系、反思，还有另一重教益， 那就是蒲华辅终于还是于1949年11月28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
许文君老人指出：重庆地下党遭到大破坏是大叛徒使坏，联系狱中八条反思历史,不应该联系许建业，倒是应该联系职务最高的大叛徒。
不知什么时候，互联网上蹦出一篇《英雄“许云峰”的失误及其后果》［又称《红岩》英雄人物的错误和脆弱 ］的文章，广相呼应，明目张胆地给许建业泼污水，该文煞有介事地定许建业之“错”：
可是，在最近笔者与…合作中，从他提供给我的大量资料中看到，"许云峰"也曾犯下了错误，而且他犯的错误是那样的严重，造成的后果是那样的惨烈！
…………
但是，事态还远未就此为止，千里之堤，溃于一穴，狡猾的许远举，当然知道如何从已经打开的缺口继续扩大战果。
…………
接着，这个合作者从许建业开始，标出了一连串多米诺骨牌的倒牌线路以及产生的几何级数效应：
由此，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条清晰的线索：由于许建业中了特务看守陈远德的阴谋诡计，导致刘德惠被抓--刘国定来找刘德惠，落入守株待兔的特务之手--刘国定有保留地出卖了李忠良等［刘国定对许多重要情况和盘脱出，是在他的身份被冉益智暴露以后］，李忠良紧跟着又供出了余永安--余永安供出了老张，导致冉益智被捕--冉益智再供出刘国定隐瞒的市委书记的身份，造成刘国定彻底叛变--两位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叛变，于是使重庆地下党几乎遭至全军覆没。
…………
由于许建业→导致、导致、造成→于是全军覆没，重庆地下党遭到大破坏是许建业的严重错误使然。在这个合作者设计的多米洛骨牌中,将徐远举所推倒的首张骨牌指向了许建业。
同样，这个合作者在安排刘国定这块骨牌的同时，也没有忘记给叛徒涂脂抹粉，给“出卖”刷上“有保留”的浆糊。
“突然想起”，“马虎大意”、“焦燥不安”，“后人”们竭尽形容之能事。可怜见许建业，英勇牺牲五十多年后还来首当地下斗争中蝼蚁之“穴”，为溃堤[使重庆地下党几乎遭至全军覆没]负“后果是那样的惨烈”的历史责任。
这一伙“后人”，正如老同志所批评的，在“制造一种谬论，说是由于许的失误，导致重庆党组织的大破坏。”，“造成了这种大是大非不分的混乱现象”。



四、革命斗争史实，容不得“后人”戏说！
我们姑且也说说“多米诺”，看看首先倒下的骨牌究竟是哪一块？
有对那段历史负责任的述说。请仔细读一读《撩开神秘的纱幕》一书［作者前歌乐山革命纪念馆馆长杨顺仁，1991年出版］，书里写道：
我地下党员陈柏林［19岁］，原在城内现代书局作店员。因书店被封失业，去草堂国专借住。平素往来交谈中，陈多有左倾言辞。姚乃故作进步，与之接近。一天，姚向陈借来《新中国的雏型》一书，发现书内夹有《挺进报》一份。姚赓即携报向李克昌报告。
李为进一步侦察《挺进报》线索，索性将曾纪纲住进草堂国专，核查其事。
曾纪纲能说会道，处世圆滑，一上来就和陈相处很好。再经李多次调教， 让他装作失业穷困，大发牢骚，这就使天真幼稚的陈柏林，将曾误引为知己，渐次向曾推心置腹的透露了：任先生是我们党内负责人，有座电台设在市政府内，印刷地点在龙门浩。有个精装油印机，只要一个人印就行了,等等。……
开年后，蔡梦慰［原现代书局经理。民盟盟员］积极筹办文城出版社图书部开业事宜。陈柏林又对曾纪纲谈起：办了书店，就有地方好办报了。只是办店尚缺资金。
军统机关据报，决定狠下钓饵，拨出500万元，交曾纪纲出面，挽陈居中向文城出版社办妥入股手续。
文城出版社开设在胜利大厦附近。此时，曾纪纲既身为文城股东，又谎称失业无家，遂搬进店里借住。为取得众人好感，曾不惜挽起裤脚，天天帮店里挑水。由此陈柏林对曾更深信不疑，无话不谈。
没过多久，曾纪纲发现一个自称老向的人，隔几天就来店一次。来时，随意拣几本书翻翻，马上离去。李克昌据报，派陶蜀平、盛登科对向跟踪。后吕世锟为恐向某发觉，造成断线，下令暂不跟踪。
原来文城出版社是地下党一个秘密接头点，市委委员许建业也偶尔来此。
由许联系的任达哉，更经常来店看书。一次，任先生来时，经陈柏林暗中指点，曾纪纲便牢记下任外貌特征。
任达哉是典型的两面派。1946年他在《民主报》作工务主任期间，就由李克昌发展
为通讯员，向特务提供民盟情报，并指认该报主笔唐弘仁等人。
与此同时，他又伪装积极，混入共产党内，负责联系部分工人党员和积极分子。
1948年3月，任忽给李克昌去信说：现无工作，拟回原籍万县。对团体［指军统］工
作，以后相机效力。自此，任对李抱避不相见态度。
当曾纪纲向李克昌细说起任先生相貌举止，李找出通讯员登记表上照片核对，果为其人。继又通过对陈柏林盯梢，完全查清了任达哉、向成义居住红球坝巷内汽车汽缸厂地址。
3月31日晚，徐选举拍板批准逮捕方案次日即按计行事。
4月1日上午，曾纪纲伪称他已找到职业。准备中午摆酒与众人话别，并恳托陈柏林代邀任先生，务必赏光。 陈答以店内事忙，不能抽身前往。曾提出拟亲身往邀任先生赴宴，为陈拒绝。移时，陈又带回任达哉婉言辞谢字条。
在文城附近坐镇的吕世锟，得知任拒不赴宴消息，马上派人将红球坝工厂围住。由漆玉麟、李克昌、陈林、盛登科等入内，将任达哉、向成义一并逮捕。在室内搜出白报纸1令、无线电真空管2只，及《共产党支部组织纲领》等书报文件。连人带物，立时解住二处。
车子随又回头，将陈柏林抓走。
当晚，由徐远举、陆坚如主持审讯。不过稍加吓唬，任达哉已忙不迭的供出：他的领导人是老杨，惯例每星期日在磁器街嘉阳茶馆碰头。
任达哉是一个混入我党的阶级异己分子。《挺进报》大破坏事件之 所以发 生，任达哉无耻叛变，实为始作俑者。
为乞求活命，任达哉甘作媒孽。叛变后头两天，他领着特务，跑遍了过去所有他和老杨接头的地方。
4月 4日是星期天。下午，按惯常约会时间，在二处警卫组长漆玉麟等暗控下，任达哉早早来到嘉阳茶馆，泡茶相候。未几，老杨和他约见的一名工人党员高震明亦先后到达。杨与高还没来及招呼，任达哉上前点水，老杨被当场架走。高见势不妙，逃之夭夭。
徐远举得信，忙从公馆驾车赶到二处，坐堂夜审。刑罚不断加码，从吊飞机、灌水葫芦、直到老虎凳，杨几次从昏迷中被冷水浇醒，翻来覆去只有四句供词：杨清，邻水人，做小本生意为生，住过街楼 旅馆。
返押看守所后，老杨已遍体鳞伤，气若游丝。好容易摸到墙边坐下，看守兵陈远德过来，俨然十分同情的说：同志，你受苦了！看你被打成这样，我是人微力薄，无法相救。你如有事相托，请尽管吩咐。
一夜间，陈远德多次靠拢老杨耳边，不断说些同情、安慰话语。适逢老杨心有急事，需人办理。再听此人自述，也是穷苦人家出身。一副老实样子。便不免拿些目前形势、革命道理、和立功赎罪一类的话对他慢慢试探。那陈远德一旁专心谛听，不断点头称是，显出若有所悟样子。
一会，陈远德拿来纸笔，杨清先给他母亲写了封绝命书，大意说：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不要为此难过。儿死之后，母亲日后生活，革命政府对你自有照顾。
另一封给大梁子志成公司刘德惠的信说：请将我床下皮包内东西，速速焚毁。信末特地注明：信到时，请给来人酬金4000万元。
此时天已微明。陈远德接信纳入怀中，向杨表示：请放心，下班后我马上送去。
陈远德转身出门。心中好不得意。三脚两步，持信急报徐运举请功。
徐紧急传唤左志良、雷天元、曾庆回等直奔志成公司，找来公司董事长黄大庸、经理周则洵等，迳入宿舍，从床下果然搜出一黑色皮包，内装贴有许建业照片的身份证3个，《挺进报》1卷、海棠溪军事略图1张、入党申请书18份。
证据到手，左志良等遂将黄、周连同公司职员刘德惠、何敬平一并抓到二处。经核对照片，这才弄清老杨原是中共重庆市委工运委员 许建 业的化名。按：重庆市委为支援下川东武装起义，筹集党的活动经 费，乃 决定由电力公司地下党支部书记、簿记段长刘德惠，支部委员、 簿记股员 何敬平联络电力公司同事开办志成实业公司，许建业被安置在公司以会计身份为掩护。
眼见刘德惠等人捕到，许建业情知自已丧失警惕，铸成大错，痛不欲生之际，特务又唤提审。试想此时此地，许建业哪受得了陆坚如阵阵冷言 讪笑？他猛然以头撞壁，意图自尽，顿时血流如注。简单包扎后，陆坚如命令将许绑在凳子上继续逼供。许建业更满腔怒火，默无一言。
无奈，徐远举只好将许送往渣滓洞监禁。经过多次苦刑，许建业到狱时已昏迷不醒，一人在楼上5室单独禁闭。以后，他一直带着重镣大铐，与手铐连接处，另有一根上圆下直的撑拐，将颈脖卡牢。但凭着坚强革命信念，他总面带笑容，不哼一哼。
陈远德因诈骗有功，徐运举除奖给 200万元外，并将其从上士升为准尉。

上面是市委委员许建业突遭被捕的过程，起因挺进报，直接原因为任达哉叛变。杨馆长接下来叙述的是其他市委领导的表现：
头两天城里发生的事情，对家住南岸的刘国定［字钟逸］来说，可谓懵然无知。4月6日上午，刘领上涂绪勋去找许建业，准备将许领导的工运工作划出部分交涂管理。刘先只身入内，进门即为守候在此的曾庆回［二处渝组副组长］截获。移时，涂复探身进门。特务拦住盘诘，幸对答得当，准予放行。
刘被押至二处，自报系南岸牛奶场总务主任刘仲逸［牛奶场场长 刘文楷，为地下党经济支部负责人，后亦被捕］。不料志成公司职工，却喊他黄先生。刘见事已漏馅, 才在所写自白书中，改口自称是刚入党的候补党员。
第二天，肖泽宽从南泉工作回城，派妻子去志成公司找人，听说许建业被捕和特务抓了矮子，正找胖子消息。肖忙赶回家中，烧了文件，去化龙桥电工器材厂与冉益智［市委副书记］商议。最后约定 17日中午在北碚碰头。进一步研究应变对策。
刘国定既未招认他的领导职务，徐远举也只把刘当作许建业手下跑腿的交通。刘顺势爬竿，编了一段曾去南岸送信的故事。
打铁趁热,当晚［4月8日］，徐运举命刘国定前头带路，自己随后压阵。浩浩荡荡，一行人马直扑海棠溪永生钱庄经理李量才家，进门就抓了参加达县大竹起义失败后疏散来渝的李忠良［李量才之子］、邓兴丰和掩护重大女生、共产党员宋廉嗣出走的倪俊英［李忠良的女友］ 等人。出门不远，又在附近小巷抓了参加起义的农民四五人。
据解放后李忠良亲笔交代：他捕后因受刑怕死，同时想着我的家庭还 很富裕，有吃有穿，何必再受此痛苦，遂承认了我是共产党，写了自白书，交出了地下党组织人员名单，包括重庆地下党的刘国志，中共川东一工委负责人邓照明、陈以文、王敏。以及大竹游击队陈尧楷、宋廉嗣30余人。
4月 9日，市委常委李维嘉从李家沱回城，得知许建业、刘国定出 事消息，当晚及随后两天，曾多次在会仙桥心心咖啡店、电工器材厂、和柏子巷刘俊民家分别与肖泽宽、冉益智接头。初步估计是：看来刘国定只是有嫌疑，可以顶住，可设法营救。我门没有确定疏散一切可能被波及的人。最后约定：一切待17日在北碚碰头时，深入讨论。
利用白象街一家商人经常聚会的茶馆，12日下午，李维嘉在此向陈然传 达了：有市委重要领导人被捕，特务怀疑他是《挺进报》负责人，你们除注意提高警惕外，必须赶出两期报纸寄给敌人，说明《挺进报》与此人无关，以转移敌人视线，掩护被捕同志。
16日，李维嘉提前一天到达北碚，先去察看约定的两个接头地址：北碚图书馆和动物园。
17日中午12点，李维嘉、肖泽宽在动物园见面后，等了许久，不见冉益智到来。二人心往下沉，意识到情况严重，但仍未断定冉已被捕。
18日，星期日，李维嘉决定回城看个究竟，肖泽宽则去青木关双河场听信。
当天上午，车到重庆。李提前在上清寺站下车，经大溪沟回华一村。在离家不远的拐弯处，看见家里佣人正在门口晾晒衣服。那小保姆眼尖，连连向他摆手示意。李再定睛一看，家里大门内外，围着好些生人。
李维嘉这一惊非同小可，原来他的真实姓名，住址，除刘国定、冉益智、林友梅［李的交通员］外，再无别人知道，李连忙原路折回。
下午，刚去到望龙门打锣巷杨老太大家坐下，林友梅忽找上门来报信说：拂晓时分，冉益智突然去到他住的大通商号，劈头就问：老李来了没有？林刚答称没来，冉即匆忙下楼离去。由冉带来的军警特务，亦同时撤离。
林警觉到冉正领着特务抓李，遂一脚赶到华一村李住家对面，从厕所里看到特务已将李家团团围住，抓走了李的哥哥，又留下特务在李家守候。
杨馆长在叙述这段史实中，把叛变供出并指捕许建业的任达哉定为“始作
俑者”、“媒孽”。若硬要结合违反党的地下工作纪律来一个五、六十年前的反思，把发生在许建业身上的一连串事件看成“多米诺”，那么上面的文段非常清楚，这“由于”的第一块起因骨牌显然应该指向屡屡违反纪律的党员陈柏林。你看，“他将曾误引为知己，渐次向曾推心置腹的透露了”：
“任先生是我们党内负责人，”
“有座电台设在市政府内，”
“印刷地点在龙门浩。有个精装油印机，只要一个人印就行了,”
至于文城书店、蔡梦慰和任达哉，也包括陈柏林自己，早就因陈柏林轻信红旗特务而暴露了：
“军统机关据报，决定狠下钓饵，拨出500万元，交曾纪纲出面，挽陈居中向文城出版
社办妥入股手续。”
“ 一次，任先生来时，经陈柏林暗中指点，曾纪纲便牢记下任外貌特征。”

根据以上史实，这第一块骨牌怎么也“由于”不到被任达哉出卖而身陷囹圄的许建业身上去。

五、为了党的利益，不使敌人搜捕范围扩大
关于许建业托陈远德送信一事，仲策在《 许建业上当事出有因》文中说：
这个特务看守叫陈远德，是行辕二处的警卫组上士组员，他过去曾经为我们的同志送过信。那是1947年 11月，革命志士叶正邦在成都被捕，押至重庆，关在行辕二处，也由陈远德参加看守。陈远德受叶正邦之托，把他被捕的消息告诉了西大公司［现解放碑附近］内万有书局的陆正科，并一直为他们传递消息，没有出现问题，这事很可能许建业知道；也可能是陈远德在看守许建业时主动告诉他的，有名有姓有事实，因此容易取得许的信任。
不独于此。在出卖许建业之后，这个陈远德又还为王朴送过信。王朴被捕关在行辕二处时，家中不知道，陈远德曾持王朴平时所用的烟斗和装烟丝的荷包为凭证，给住在桂花园耐园的王朴的姨母家送口信，转告王扑下落，也没有发生问题。不过王朴是有分寸的，只带口信，而且只带给亲戚，又不涉及机密。
这个陈远德不独只给许建业送信。
据脱险的革命老前辈讲，看守兵中也不独只有陈远德给被捕者送过信。看守兵的薪金其实并不高，他们送信的目的很简单，就是通过送信赚取钱财。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是那个年代基本的道德水准，也算是看守与犯人之间的一个“潜规则”吧。事实上，其他关押者的信都曾顺利地送出。
从史据实，有理由这样来认识：在复杂的地下斗争中，作为一个市委委员的许建业是不会轻信陈远德的，托陈送信只是斗争策略上的闪失。他给了陈太多的许诺［4000万VS200万，并不是戏里说的“这里是我随身带的 3000块钱，反正我现在也没用处，你拿去花吧！”］，还给陈讲形势，甚至给陈找好收入丰厚的工作，要陈脱离军统。许建业是在作陈的策反工作，用主动出击来保护党组织。可是，在重庆，军统的人跑得脱军统的控制吗？实际上，陈根本就没有得到许建业的“3000块” 现钱，陈不得不掂量掂量这封信的轻重，权衡利弊之后把信上交，对许食言。
“后人”都说许建业犯了错误，许又是市委委员，难道不严重吗？孤立地看，其貌似有理也。
那时，重庆市委的《挺进报》工作，不也犯了扩大发行范围，寄发给国民党反动头目［如行辕主任朱绍良等］，以图攻心的错误吗？两相对比，这个陈远德的反动性恐怕远不如与朱绍良吧。
如果用对敌斗争的战略眼光看重庆地下党的《挺进报》工作，刨一刨这副“多米诺”的根，把第一块骨牌指向陈松林也是不很恰当的，因为重庆市委受上级的指示举行农村的武装斗争，在解放全中国的战争鼓舞下，已经主动出击了。
我们现在尚可坐而论道，对于许建业，被叛徒出卖，只身突遭敌擒，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欲变被动为主动，抢时间保护党组织，为“党的机密文件”的安全计，他只能从最坏处着想，从好处努力。将信送出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肯定为必然之举。现在姑且以成败论英雄，下了一着险棋，可能算不得大智。但，突然接招，与敌特务头子短兵相接，攻防转换，明暗易位，好个许建业，酷刑熬炼钢铁骨，一死相拼清白身，敌狱之中，党员之楷模，大勇也，这不是党性又是什么？
要斗争，就会有牺牲。《挺进报》工作方针有所偏移，执行愈积极，损失愈显著，英雄闪失，何以苛求。



六、卑鄙的叛变，无耻的投靠，疯狂的破坏
可是，在“后人”的眼里，许建业之错不得了，而“位居要职”的领导，其叛变的苦衷却在情理之中。现在，请君再读一遍“后人”的“妙”论：
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都是1938年加入共产党组织的，应当承认他们在地下斗争期间也是做了许多工作，否则也不会担任到一定的领导职务。在地下党的十年工作、斗争过程中，他们也有过危险，也是随时都有可能付出流血牺牲的代价，他们被捕后也不是一下子就叛变了的。……
刘国定被捕后，没有暴露身份，他可以说是过了特务的审讯。
还有“后人”说：
刘国定有保留地出卖了李忠良等
噫，这些个“后人”对叛徒还有真同情。
殊不知，“有保留”到“和盘托出”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知许建业之错者，当然知道五十步笑百步的典故哟。
党员出卖组织出卖同志就是叛徒，党的领导出卖下级同志还是叛徒。
刘国定舍卒保帅，暴露地下党经济支部负责人南岸牛奶场场长刘文凯同
志，出卖党员群众，当晚［4月8日］就带特务抓了李忠良等一干人，企图保护自己的领导身份。难道这就是刘市委书记“在地下党的十年工作、斗争过程中”所锻炼出来的隐蔽技巧？这与许建业的对敌斗争相比，谁个高尚？谁个卑鄙？
刘国定出卖他人又被他人所出卖，自作孽，无可赦，怎么能与许建业的闪失等同［由于许骨牌先倒下，所以刘骨牌、冉骨牌才倒下］！在“后人”的眼里，英雄与叛徒，许建业与刘国定、冉益智之间哪里还有错与罪的区别！什么“刘国定被捕后，没有暴露身份，他可以说是过了特务的审讯”，什么“刘国定有保留地出卖了李忠良”， 人们有理由怀疑这些“后人”伙同起来这样说，到底是在论英雄之“错”，还是在为叛徒开脱！
刘国定的叛变才恰如一付多米洛。我们来看看徐远举给刘国定总结的12块骨牌：
刘国定出卖组织的情况， 计有：1．四川、川东工委的组织情况；2．川西工委小康、小戚在重庆的联系接头地点； 3，华蓥山武装起义失败后的转移情况； 4．《挺进报》的印刷及发行据点； 5．重庆城区区委及王朴的情况； 6．蒋一苇、 沙汀和罗广斌的情况； 7．彭永梧、江竹筠的情况，以及酆都、石柱、云阳、巫溪和宜昌的组织人事； 8．刘国志的情况；9．运动内二警的情况；10．阆中县委郑伯克调往云南工作的情况；11. 小川北中心县委骆安靖以及在广安的统战工作；12.中共四川地下党与长江局联系的情况，等等。
对党的地下工作来说，党员就是身份，在敌人面前暴露了，就可能涉及上线——上级领导和下线——下级同志，在这一点上，才是只有斗争的残酷而没有打擦边球的运气！敌人审问许建业，重刑侍候，翻来覆去只得到“杨清”，“邻水人”，“做小生意”，“住过街楼旅馆”几句话。而刘国定的叛变就是从承认是预备党员、写自白书、带特务到南岸抓人起，到后来一发不可收拾，说形象点，刘开始的叛变就像挤牙膏一般，到后来，刘国定任了军统重要职务，就不光是叛徒二字可以定性的了。
肖林、王敏卿 在《 中共上海地下金库揭秘》中回忆刘国定：
这一年的初秋，刘国定把魔爪伸向了四川境外，他带领特务直奔上海而来。他此行的目的，是要抓捕一批曾在四川工作过的共产党员，包括中共上海局组织部长钱瑛。刘国定的突然出现，同样使肖林、王敏卿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原来，王敏卿初中毕业后，即和几个女同学一起考入巴县农业高中读书。1938年，她们陆续在该校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敏卿的入党介绍人正是刘国定。当了叛徒的刘国定知道，肖林、王敏卿在抗战胜利后离开重庆，到上海去了。他虽然弄不清肖林夫妇在上海的公开职业及住址，但他知道另有一人，名叫吴震，也是中共党员，在上海和成银行任职。吴震的妻子刘碧，是王敏卿很要好的同学。她们之间肯定仍有来往。只要抓住了吴震，就能设法查到肖林夫妇的住址。
危险迫在眉睫。
刘国定一行尚未抵沪，武汉和成银行的地下党员赵忍安便接到了来自重庆的报警电话，要他赶快通知上海和成银行的吴震迅速转移！刘国定在上海的搜捕行动并不顺利。钱瑛已去了香港，吴震等一些人又找不到。最后，他匆匆抓走了8个共产党员，回重庆领赏去了。
吴震当时并没有走远。他居然住进了肖林家中，躲藏了好几天。吴震与肖林夫妇本是好友，沪上业务亦多有往来。可他并不知道肖林夫妇的真实身份。肖林心中却明白，吴震久住自己家中是危险的。在肖林的安排下，吴震悄悄离开了上海：考虑到火车站可能有特务在监守，于是改行水路，先坐机帆船到达宁波，然后换乘海轮赴香港。
“好险哪！”事隔许多年，肖林仍禁不住连声感叹：“那次要是让刘国定找到了我们，我和敏卿就要进渣滓洞了。个人牺牲还是小事，特务们顺着‘华益’这条线索查下去，我们党的地下经济网络可要遭受大损失了！”
我们烈属看得咬牙切齿，谁也不会想到，现在居然还有一批狂妄之徒，将他刘矮子的脸嘴重新包装！我们实在弄不明白，这一伙“后人”，一方面研究许建业的“严重错误”，一方面研究刘国定、冉益智的叛变，怎么就会知晓叛徒"他们被捕后也不是一下子就叛变了的" ？请看有一个“后人”参加主编的《红岩魂》一书，书中说：
冉益智被捕当天下午，在刑讯下叛变，承认自己是市委副书记；供出已在狱中的刘国定的市委书记、许建业的市委委员身份，和脱险的市委常委李维嘉；陆续供出了他领导的学运系统的北储特支、沙磁特支、城中心和南岸特支，以及部分学校的党员负责人，并开出党的外围团体六一社的组织和部分社员名单。除少数逃脱外，大部被捕。［俞史著《<挺进报>事件的前前后后》摘自《红岩魂》，主编：钟修文、李畅培、厉华；责任编辑：孙丹年；由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管理处、《红岩春秋》杂志社 编出］
“当天下午”，怎么不是一下子就叛变了的？在北碚一旅店房间里，把刚抓到的冉益智用被盖一捂，再骑上几个人，“他们”之中的他就招供了，这“一下子就叛变”怎么就被“后人”一下子给否认了呢？
“后人”在变历史的戏法，狂妄之极！
被捕后一下子就叛变的还有蒲华辅：
…… 于元月十四日逮捕了蒲华辅和川康特委委员华健，荣（县）威（远）党的负责人韩三思。蒲华辅被捕当天，在酷刑下承认自己身分，供出川康特委领导成员及部分组织和党员关系，乃至包括一些上层统战关系。由此陆续被捕的有协进中学校长傅茂青夫妇，军队党员韩子重，秘密党员王文鼎（后通过关系保释），重庆党组织被破坏后转移到成都的北区工委书记齐亮和马秀英夫妇等。并影响统战人士乐山专员陈离被撤职，温江、三台、大邑等地组织遭受破坏。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脱险，特委委员王宇光在川南，他们领导的组织得以保全。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特务暂停捕人。一月二十五日将蒲华辅、华健、齐亮、韩子重等押解重庆。至此，由《挺进报》事件直接造成的破坏才告一段落。[《挺进报》事件的前前后后]
“被捕后也不是一下子就叛变了的”叛徒确实有，如李文祥，但绝不是刘国定，冉益智和蒲华辅他们，必须廓清这个史实，戳穿这个大变“死”人的历史戏法。
“后人”原本就知道李文祥的叛变过程：
与冉益智、刘国定不同，地下党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的叛变却十分令人深思。李文祥被捕后，任凭敌人酷刑折磨，三次受审，两次把他打得昏死过去，但他坚不吐实，视死如归，在敌人的审讯面前表现了非凡的坚定性。当特务用上级刘国定、冉益智的叛变来说服他时，他大义凛然地嘲笑他们的可怜，特务无计可施，将他带上脚镣手铐关进了白公馆。在狱中，李文祥思考着自己的被捕，更关心着新婚不久与他一起被捕关押在渣滓洞的妻子熊泳晖。当特务带他到渣滓洞去见妻子时，他的感情突然变得非常的脆弱，妻子反而鼓励他坚持斗争，不要怕！可是，李文祥对妻子的爱情却软化了他的革命意志，回到牢房，他开始伤心落泪，对同牢的陈然讲：“入党十年，当书记负责地下工作，苦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盼到革命就要胜利了，万万没想到这样的时候自己会被捕，还连累妻子一起蹲大牢。现实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不谈情况，不交待，说不定我太太哪一天就会被拉出去杀掉的……命运为什么对我这么残酷啊？”陈然见李文祥的情绪悲伤消沉，曾多次帮助他、开导他，鼓励他，希望他坚定革命信念。但是陈然的苦口婆心一点也没有打动意志消沉的李文祥。
特务抓住李文祥感情脆弱的特点，仍然让他定期与妻子见面。一次，特务又提他去与妻子见面，并告诉他：“有什么要说的话你赶快说完，这是你最后一次同你太太见面了。我们暂时还不杀你，先杀你太太，因为她对我们没什么用处。”李文祥恐惧、惊慌到了极点。“要杀熊泳晖了，他们这次真地要杀我太太了！”李文祥可以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可他太爱自己的妻子，为了救妻子的命，他决定去交待自首，并且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陈然，陈然竭力阻止他，告诉他这可能是敌人的阴谋，甚至提出：“你真要去自首，我就跳楼自杀！”李文祥却说：“刘国定、冉益智这些比我更重要的领导都叛变了，而二处要我选择的又是这样尖锐的两条路，不是自首，就是枪毙，我死了对革命没有什么，多几个我这样的叛徒也决不会影响中国革命的胜利，组织上巳经完了，我现在必须为我的太太打算！”1948年12月22日，巳坐牢8个月的李文祥趁放风的机会跑到特务办公室要求“坦白情况”，彻底叛变了革命，他交待了何柏梁、程谦谋等16人，导致6人殉难。[罗学蓬《英雄“许云峰”的失误及其后果》]
李文祥的叛变过程证实了薄一波在总结地下斗争时说过一句名言：“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李文祥不愿就人民自由解放之义，要去顾“可贵之命”和“价高之情”，他连资产阶级的斗士都不如，哪配做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共产党员！奇怪的是，刘国定和冉益智竟连一点慷慨之气也没有，“后人”居然对之情有独钟。
倒是“一下子”就叛变了的蒲华辅，还有涂孝文，反而“守住最后一道防线”：
蒲华辅，涂孝文押到重庆后，在狱中同志的帮助下，未再继续出卖组织，表示要“守住最后一道防线”，拒不参加特务组织和捕人行动，敌人认为他们不可靠，最后仍被枪杀。［俞史《挺进报事件的前前后后》］
连徐远举在后来的交代中都说：
中共地下党组织之所以遭到破坏，主要是叛徒经不起考验，在临危时丧失了革命的意志。否则特务们将一筹莫展，瞎碰一气。
史料雄辩地证实：大叛徒造成大破坏。尤其是刘国定、冉益智的叛变，用挤牙膏来形容也不能反映其本质。他们开始是卑鄙的叛变，继而是无耻的投靠，最后竟是与人民为敌，疯狂地破坏革命，不惜用曾经是同志朋友的头颅去换取军统特务机关的高官厚禄 ，一个三级跳便沦为了历史的罪人。令人气愤的是，“后人”将一连串的叛变经过剪裁，故意挽了一个圈儿，硬往许建业身上套，还振振有词地说：
我们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来重新谈论“许云峰”身上被历史的尘埃湮没了的错误，绝非是要故意往“许云峰”身上抹黑，恰恰相反，我们认真探讨英雄人物的错误，正是为了更深刻地汲取教训，为了使英雄更加真实可信？因为：有着平凡人的七情六欲的英雄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过时的，只能是那些被过度拔高和有意神化的英雄。[罗学蓬《英雄“许云峰”的失误及其后果》]
这种妄加的论断恰好反映了“后人”的立场观点出了问题，正如前面老同志所批判的：
评论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人物传记 、历史事件、社会文化等，都有一个立场问题。如果立场不对，指导思想不对、敌我不分、忠奸不分、就事论事、也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也谈不上尊重史实了。
那么，让我们也来认真探讨探讨英雄人物的“错误”吧。

七、向有关的党史专家讨教
关于“许建业被捕前不该在他自己的宿舍里存放党的机密文件的错误”一说，我们觉得有值得怀疑、尚未搞清楚或目前搞不清楚之处，“后人”拿它来说事儿，是否是对英雄的苛求？这里提出来，讨教有关的党史专家。
先看“党的机密文件”。
原始敌伪档案我等［包括许文君］没得看。但是，凡能读到和听到的说法，大约有以下几个不同的版本：
徐远举：我根据这个材料，立即派特务包围了新华路志成公司，进行严密搜查，查出了杨的身份证及其历史，并在其卧室下查出一个大皮包，由中有二三十份党员入党申请书，及大批《挺进报》，才知道他叫许建业，确系邻水县人，……［《血手染红岩--徐远举罪行实录》公安部档案馆编注 群众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北京。以下简称徐版 ］；
俞史：徐远举立即逮捕了刘德惠，包围了志诚公司，在许建业的宿舍床下皮箱里搜出了18份党员的自传，一张海棠溪军事略图，一些工厂的调查资料和大批照片。［《挺进报》事件的前前后后。以下简称俞版］；
杨顺仁：徐紧急传唤左志良、雷天元、曾庆回等直奔志成公司，找来公司董事长黄大庸、经理周则洵等，迳入宿舍，从床下果然搜出一黑色皮包，内装贴有许建业照片的身份证3个，《挺进报》1卷、海棠溪军事略图1张、入党申请书18份。［《撩开神秘的纱幕--党在陪都的地下斗争》。以下简称杨版 ］；
《再铸红岩魂》：二处的特务立即抄了许建业的家，搜出了17份入党申请书和3份党内文件，并按照入党申请书上的地址、名单将这十几个工人全部逮捕！［《再铸红岩魂》247页。以下简称再铸版 ］。
许建业烈士传略：在建业宿舍床下的箱子里搜出了一些同志写的入党自传，一张海棠溪军事略图，一些工厂的资料和大批照片。敌人根据线索又先后逮捕了余祖胜、皮晓云、牛小吾等同志。／敌人从志诚公司的搜查中得知许建业是重庆地下党的重要人物，但不知道具体职务和真实姓名。［重庆出版社《英烈颂》第二集1984年8月。简称许版］
对比以上诸版本，我等是一头雾水。
许文君老人曾问：原始档案在吗？查过、进行过核实吗？答曰：查过。
那么，可以说“ 再铸版”中的“入党申请书”与“徐版”和“杨版”的“入党申请书”倒是符合，跟“俞版”和“许版”的“党员自传”也算相同。
徐远举没有亲自去志成公司搜查，交代中“二三十份申请书”的模糊数不可采信，“许版”的“一些”也不是个准儿。但是，18份还是17份，则肯定有个准确的答案，这事儿让小学生来做都不费吹灰之力。
17，查核时少数了吗？那可是涉及后人给许建业形成的“堤穴”尺寸大小哇。将这十几个工人全部逮捕等不等于逮捕了余祖胜、皮晓云、牛小吾等同志？
18，数多了吗？抑或既有申请书，又有自传，还有介乎于两者之间的党员登记资料？这也难不到会科学分类的党史学专家呀。
徐远举全部逮捕的共产党员是17还是18个，居然成了几十年都没有破解的数字难题，如果自传还存在的话，如果自传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话，大家伙儿想想。
我们特别注意到“ 再铸版”中没有海棠溪军事略图、挺进报、照片，却有与其它版本不尽同的3份党内文件［“杨版”倒还有言之凿凿的“贴有许建业照片的身份证3个”，“3”数相同］。
现在的青年大概不会去费这个脑筋，有人会说，你是在破案还是怎么的，烦不烦！
给许建业政治定性应该准确！我们烈属偏要依照“ 再铸版”的逻辑多费了点脑筋：按照 17份入党申请书上的地址、名单“全部”逮捕的工人就是17个，为什么一下子模糊成“这十几个” ？
查证历史当要不厌其烦！认识其细节更应条分缕析！给谁定错可要小心谨慎——那是要负政治责任的！请耐点心听我等分析。
有说身份证3个［言其实］，有说文件3份［言其虚］，有说大批挺进报，有说大批照片，真是众说纷纭。
我们要深一步向上面“党的机密文件版本”的作者提些个疑问：17或18个工人党员是否全是许建业发展的？许建业会照相吗?许建业会绘军事图吗?
问题是基于以下的历史事实所产生的：
一九四七年五月，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领导西南地区地下党的钱瑛指示：中共巴县县委与重庆市委取得联系。此后，重庆市委书记王璞将市委工运工作交许建业领导。这个时期，党的任务十分繁重，从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重庆地下党组织基本停止发展新党员，不少积极分子经过五六年的培养锻炼，共产主义觉悟普遍提高，斗争坚决，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决定吸收他们中的积极分子入党。许建业根据党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夜以继日地找工人积极分子谈论审查他们的政治态度、社会关系和工作表现，发展他们入党，有的人先后谈话十多次。在军警密布、特务横行的重庆，要找积极分子谈话，必须先找好谈话地点，想好如何避免敌人监视盯梢的办法等等，困难重重，但建业机智勇敢地战胜了种种困难，先后发展了彭吉安、刘正黎、余祖胜、牛小吾、皮晓云等工人入党。［摘自《许建业烈士传略》重庆出版社《英烈颂第二集》，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哪些党员是许建业先［5月至9月］发展的？
我们再看：
一九四七年王璞十月从上海汇报工作回渝，将原由中共四川省委工运组杜延庆领导的一些党员和积极分子的关系，也带回交由许建业负责领导。［摘自《许建业烈士传略》重庆出版社《英烈颂第二集》］
我们还要问：17或18个工人党员中，有没有原先由杜延庆所领导的？许建业后［10月以后］发展的党员有没有杜延庆交由的积极分子？那么他们的入
党申请书是不是杜延庆交由的？“党决定吸收他们中［1941年］的积极分子入党”，那么，这些入党申请有没有1941年就提出来的，因为皖南事变停止，现在再由许建业去谈话而入党的？
我们认为，从10月到次年的3月短短的4、5个月中，许建业不可能独自“慎重”地发展17、18个党员，因为他同时还要：
川东临委要求重庆党的工作为农村武装斗争服务，支援农村。中共重庆市委积极响应。王璞、肖泽宽、建业同志等为此作了大量工作：［一］毫不保留地选派了一批党性强、密切联系群众，有斗争经验的工运干部下乡，加调谈剑啸、温静涛、刘宗灵、陈静等到华蓥山地区；彭吉安、吕志超赴梁山；卢光特、李汝为去下川东。他们当中有的作军事领导，有的作游击队的政治工作，有的开办小型兵工厂，各得其所，英勇奋战。李汝为等还壮烈牺牲在疆场。［二］积极筹集资金、购买并从兵工厂弄来枪支弹药，支援各地游击武装。建业等同志在重庆工农铁工厂工人的帮助下，弄到了脚踏式车床、钻床和枪械配件；在第二十一兵工厂等单位工人的支持下，搞到一批枪弹原材料；还通过新华机器厂的张佩龙等冒着风险弄到不少手枪弹簧，并亲由去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的军火库里搞到重庆制手枪两支，由刘宗灵、潘为民绘成图纸，制成模型。建业等同志的一系列艰苦活动，为在广安创办军械修理所和梁山小兵械创造修理厂提供了条件。［三］为各地游击区提供简单的医疗装备和医药用品。［四］组织重庆部分厂矿企业工人举行怠工、罢工，牵制和分散敌人力量。一九四七午秋至一九四八年春，建业等同志先后指导第二十一兵工厂、重庆轮渡公司、重庆豫丰纱厂、裕华纱厂、中新纱厂和顺昌铁工厂等单位开展怠工和罢工斗争，把重庆工人运动和农村武装斗争有机结合起来，为重庆工人运动的历史和中国工运史写下了新的光辉篇章。
还有：
4月6日上午，刘领上涂绪勋去找许建业，准备将许领导的工运工作划出部分交涂管理。
当时地下党的工作表明：党组织还要许建业交出部分工运工作。就是说许建业突然遭到被捕的时候，重庆市委工作正处于多头绪，党员和积极分子调动频繁，工运工作也在接和交的阶段。在这个时期，“建业等同志”暂时存放了党员的入党申请书、自传、登记表等机密文件，恐怕也是斗争的需要。
我们提这些疑问的目的自然是要表达一个客观的认识：许建业存放的党的机密文件肯定包括交由的部分，其中可能有海棠溪军事略图、照片，也可能包括一些早期［1941年以前］的党员和积极分子的关系。“后人”们有谁能拿出王璞叫许建业“看后”销毁机密文件的指示！不能因为许建业出事，就把责任放在他一个人身上！
同一个人的同一件事，有几个不同的说法，当然出自不同的目的。这当中有善意的研究，也有恶意的夸大戏说。比如，蔡梦慰的被捕，前面的史实很清楚，早被陈柏林暴露了——有了书店就可以印报，文城书店暗中已经被军统出资入股所控，假设许建业没有闪失，徐远举在限期破“《挺进报》案”的压力下，肯定会逮捕蔡梦慰一干人。后人“按图索骥”，把蔡梦慰这条人命也归总“全部”记在了许建业的头上，不能被认为是善意的。
“再铸版”把“党的机密文件”处理成：凸现17份明明白白的入党申请书并对照3份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的党的文件，人为地制造出强烈的反差，用“全部”这些极端的语言，把“重庆地下党遭大破坏就是许建业严重错误造成”的观点，强加给不知道［多数不可能知道］“《挺进报》案”历史全过程的观众、听众和读者，达到“洗白”历史的恶劣目的。
原川东地下党的老同志证实，地下党一定级别的组织在一定的时期中可以保存必要的资料。我们认为许建业的“保存”算不得违纪，或者说不是许建业一人违纪，请看看市委委员肖泽宽:
第二天，肖泽宽从南泉工作回城，派妻子去志成公司找人，听说许建业被捕和特务抓了矮子，正找胖子消息。肖忙赶回家中，烧了文件，去化龙桥电工器材厂与冉益智［市委副书记］商议。最后约定 17日中午在北碚碰头。进一步研究应变对策。
您看，肖泽宽同志不也是没有“按照地下党的纪律规定，……党内文件看完后也是要立即销毁的”，而是“听说许建业被捕和特务抓了矮子，正找胖子消息。”，才“忙赶回家中，烧了文件”。“后人”们，请认真地尊重历史吧。
我们自然会想起文革时期。四人帮的女舵主江青虚构历史，不仅把活着的老同志打成叛徒，一纸“3·15”，把江姐等一大批革命烈士也打成叛徒。北边上当受骗的红卫兵千里征讨，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要挖墓揪叛徒，想“鞭尸楚平王”，欲解阶级恨。烈士墓上下，黑字白纸的大字报代替了花圈挽带。如果在那个年代，抛出“英雄严重错误”论，把许建业这样的革命硬骨头们化消于“红色的镪水洋”，真是易如反掌。没有经历过“毛泽东的时代”的人可能认为我们这样子联想有些勉强。不过，有兴趣的朋友们，去翻翻、去看看那时泼在革命烈士们身上的污水以及给隐蔽战线的同志所定之罪，你就会理解烈士家属的警觉。我们只不过感觉是曾相似，好像是翻板，对，就是翻板，不是什么时鲜货。
英雄牺牲了，再也挤不出“牙膏”的叛徒也被敌人枪杀了，叛变投敌的反革命被人民政府镇压了，英雄与叛徒的那段历史被蒙上了几十年的厚厚灰尘。拨乱反正之后，党史工作者集中精力“抢救”了历史。近些年来，好多青年都不大主动去关注“抢救”出来的历史，这就给“后人”提供了拨弄是非的空间。如果老同志自然规律了，“后人”对英雄“毫无根据地加以歪曲和否定”，谁还会来制止，谁还会制止得住！
“后人”在舞台上烧了把火，激怒了许文君，却寒了我们的心，看到“后人”硬给英雄许建业身后栽上的“多米诺”骨牌尾巴，我们倒抽冷气。
文／总还有几个许建业的战友和烈士遗属，李显群执笔。
2005年5月草稿，8月修改，10月7日再修改，11月7日定稿于鱼洞溪

够长，看到最后发现是李承林烈士的儿子李显群先生写的。

许建业被捕前在自己的宿舍里存放党的机密文件是否违反了秘密工作规定，值得研究。

很敬佩许建业(许云峰的原型).只能说他被陈远德耍了,尔后意识到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犯下错误太大,于是希望借敌人之手以求速死,证明自己的清白(目的是为了保护同志,我没有叛变革命)\反抗敌人对自己的羞辱.在那种环境下,他找一个普通看守送信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至于是否该保存机密文件,实在不好说.我这个过客认为当时正处于干部工作调整\交接之时,对危险没有预见的情况下应是常人的选择--保存,危险降临时,赶快烧掉.可惜他被捕太突然.从他后来不愿苟活并没有带路捕人,证明他确确实实是一个忠诚的战士.
  很痛恨刘国定、冉益智、蒲华辅之流.我鄙视所谓的市委书记\副书记,他们叛变后的行为,令人不齿.简直不如一些不知名的就义的党员.投身革命就会有牺牲,看来他们的革命动机本身不纯,被捕后妄图以鲜血撑起脖子\染红顶子,可结局耐人深省.目前,这种顽症还流传在一些干部中,无原则\无气节,有点诱惑就放弃一切组织纪律原则,干工作看上级脸色和工作对象的能量行事,谁大谁强就倒向谁.以上三位是现今有些干部的鼻祖.一遇生死考验,同样趴下.
  很痛惜小人物--陈远德.不过现今90%的老百姓都这样,无信仰\无廉耻\无信义\给钱就行,不管是不是杀人越货.可悲.
  以上事实忠奸自辨.除非有新的史实\证据证明许建业在狱中有贪生\祸害同志的行为.挺进报事件罪不在许建业.而在"主要是叛徒经不起考验，在临危时丧失了革命的意志。否则特务们将一筹莫展，瞎碰一气。"(徐远举在后来的交代).这些叛徒应该是在大刑伺候下为求生而供出同志甚至带路抓人的人.
  这笔旧帐不能记在老许名下.革命前想清白,革命就会有牺牲.许是想清楚了的,所以后来有幸万古留名.刘国定、冉益智、蒲华辅等没作准备,所以他们至今还在抱怨自己命不好.其"冤魂"附着在某些人身上,借机翻案.倘若他们侥幸存活,只会在人民面前装腔作势\不忘的是做老爷.

《英雄与叛徒》读后感

        一、失误不影响许建业烈士的光辉形象

不容置疑，许建业烈士是令人崇敬和怀念的，他的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将永远鼓舞和激励着我们。但是，烈士也是人、不是神，我认为他有两点失误：

  一是将一些同志的入党自传没有及时销毁，这确实是违反了地下工作的纪律，为此，我专门请教过几个曾经从事地下工作的老前辈，他们代表组织接受新党员，都是看了入党自传后立即销毁。这个问题不能用肖泽宽家里存放党内的文件类比，因为入党自传（即入党申请书）会危机其他同志的生命安全，那时的入党自传内容包括了申请入党人的真实姓名、简历、社会关系和职业等，如果被特务查获就很容易被捕。而党内的一般文件则不会（当然党内的机密文件如涉及到组织、行动等问题的，看完后也是要立即销毁的，但这种文件在地下斗争中极少，一般都用脑记），肖泽宽家里存放的党内文件主要是《挺进报》和党内的学习资料，他回家销毁这些文件主要是防止暴露自己，要知道保护自己也是为了斗争，但是这些文件并不影响其他同志的安全。

  二是他不应该轻信特务看守陈远德，当然他的主观上是为了尽快通知党组织他被捕的突变，请电力公司的同志把他床下的一些同志的入党自传和党内文件处理掉，以免影响同志和组织的安全。但是而造成的后果确实是严重的，即导致了一些同志被捕，如果他能冷静地处理，即不找人送信，过几天党组织发现他失踪了，就会怀疑他有可能被捕，也会主动清理他在志成公司宿舍里的东西的。这个问题也不能用陈远德或者其他特务看守曾经给被捕的同志送信类比，更不能用《挺进报》寄给敌人头目类比，事实证明《挺进报》寄给敌人头目是错误的，钱瑛批评此举是“误用攻心战”，领导《挺进报》的李维嘉也说当时他们“头脑发热，犯了刺激敌人、暴露自己的错误”，这已有定论。那么让特务看守送信应该遵循什么原则呢？一方面是不影响其他同志的安全，如王朴让看守送信给亲属；另一方面是要经过认真考察和策反争取工作，如渣滓洞的难友请看守黄茂才送信就是这样做的，离开了这两个原则是非常危险的。

  虽然许建业烈士的失误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即导致了一些同志被捕，但是绝不能把敌特对川东地下组织的大破坏说成是他失误造成的，因为他的失误只造成了少部分同志被捕，而大多数同志被捕和川东地下组织的大破坏则是由刘国定、冉益智、涂孝文等几个身居党内要职的叛徒的出卖造成的。许建业烈士的失误绝不影响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宁死不屈的光辉形象。

紫裳分析得很冷静啊，名字也好听——黄衣紫裳 。

二、川东和川康地下组织的大破坏是由叛徒造成的

这个问题必须明确：即川东和川康地下组织的大破坏是由刘国定、冉益智、涂孝文、蒲华辅等几个在党内身居要职的叛徒出卖造成的。试想仅有许建业的失误，那么也就只有少数同志被捕，就不会有川东和川康地下组织的大破坏。据不完全统计，刘国定、冉益智、涂孝文、蒲华辅等几个在党内身居要职的叛徒出卖了200多地下党员，包括上至南方局领导四川地下组织的负责人钱瑛，下至一般党员（具体过程和细节已有多种出版物刊载，不再赘述），其中有100多名同志因为他们的出卖而被捕牺牲，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

同叛徒相比，许建业烈士的失误是由于急躁情绪和担心同志和组织的安全造成的，在主观愿望上是好的，特别是他在狱中和就义时的表现，是坚贞不屈和壮烈的。而刘国定、冉益智、涂孝文、蒲华辅等几个在党内身居要职的叛徒则不同了，他们贪生怕死，不惜出卖同志和组织换得自己的苟延残喘，是极为可耻的，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三、我们的宣传导向是什么？

我们应该怎样宣传红岩英烈？我认为主要是宣传他们忠于党忠于人民，为共产主义理想献身的革命精神。当然应该客观、正确地看待英烈（绝不仅仅是指许建业）的缺点或失误，不要把烈士神化，否则就会失去历史的真实，就如文化大革命样板戏的“三突出”把英烈塑造得完美无瑕，令人不可信。但是绝对不应该由于烈士存在某些缺点或失误，就采取猎奇的心态或为了某种商业目的而“戏说”，这样做实际是对英烈的贬低甚至丑化，这种行为是十分错误的。

我们应该怎样评价叛徒？我认为主要是进行无情的鞭笞和抨击，让他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叫后人进行唾弃。绝不应该以所谓“他们在地下斗争期间也是做了许多工作”，出卖时“有所保留”、“守住了最后一道防线”等说辞来减轻他们的罪责，甚至引起某些糊涂虫的同情。这种文痞美化叛徒的说辞是在混淆是非、黑白不分。叛徒就是叛徒，他们的叛变导致了多少英烈的牺牲啊！任何美化叛徒的说辞也掩盖不了他们的罪责！

四、我们应该以史为鉴

学习和研究党的地下斗争历史及红岩英烈的革命事迹，应该落实在以史为鉴这个目的上。那么，除了崇拜英烈的革命精神，我们是否可以从中悟出什么呢？或者说接受什么经验教训呢？我的深刻体会是以下两位从事地下工作的革命前辈的精辟总结：

1、邓照明前辈说：“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2、李维嘉前辈说：“叛徒比特务更可恶，他们对党组织的破坏起到了特务难以起到的作用。现在党内的腐败分子亦是如此。”

还有一点是要强化党的组织纪律，客观地分析问题，防止失误。

累了，到此打住。谢谢岁寒的鼓励。辞不达意，惭愧啊！

紫裳, 顶一下!  

引用第2楼苗溪于2006-07-15 16:38发表的“”:
三、忠奸不分，英雄、叛徒混为一谈
......
杨馆长在叙述这段史实中，把叛变供出并指捕许建业的任达哉定为“始作俑者”、“媒孽”。若硬要结合违反党的地下工作纪律来一个五、六十年前的反思，把发生在许建业身上的一连串事件看成“多米诺”，那么上面的文段非常清楚，这“由于”的第一块起因骨牌显然应该指向屡屡违反纪律的党员陈柏林。你看，“他将曾误引为知己，渐次向曾推心置腹的透露了”：
“任先生是我们党内负责人，”
“有座电台设在市政府内，”
“印刷地点在龙门浩。有个精装油印机，只要一个人印就行了,”
至于文城书店、蔡梦慰和任达哉，也包括陈柏林自己，早就因陈柏林轻信红旗特务而暴露了：
“军统机关据报，决定狠下钓饵，拨出500万元，交曾纪纲出面，挽陈居中向文城出版
社办妥入股手续。”
“ 一次，任先生来时，经陈柏林暗中指点，曾纪纲便牢记下任外貌特征。”
根据以上史实，这第一块骨牌怎么也“由于”不到被任达哉出卖而身陷囹圄的许建业身上去。
.......

转载的时候没有注意看这一段，把第一块起因骨牌指向陈柏林，实在是太苛求这个只有18岁、缺乏地下斗争经验的年轻党员了，更何况他被捕后坚贞不屈，最后在大屠杀中英勇就义了。

这其实从另一方面看，不得不承认，敌人不是草包，双方斗智斗勇的过程中，总会有输有赢，有人被捕也很正常，但是被捕后如果没有失误与背叛，狱外的同志也能够按原则办事，及时转移，损失就不会无限扩大了。川东地下党的这次重大损失，是这几项相加的结果。

引用第11楼紫裳于2006-07-26 03:26发表的“”:
四、我们应该以史为鉴
学习和研究党的地下斗争历史及红岩英烈的革命事迹，应该落实在以史为鉴这个目的上。那么，除了崇拜英烈的革命精神，我们是否可以从中悟出什么呢？或者说接受什么经验教训呢？
.......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像我们这种平头百姓，除了独善其身，也就难有作为了，这个问题上我比较悲观。

引用第10楼紫裳于2006-07-26 03:01发表的“”:
三、我们的宣传导向是什么？
我们应该怎样宣传红岩英烈？我认为主要是宣传他们忠于党忠于人民，为共产主义理想献身的革命精神。当然应该客观、正确地看待英烈（绝不仅仅是指许建业）的缺点或失误，不要把烈士神化，否则就会失去历史的真实，就如文化大革命样板戏的“三突出”把英烈塑造得完美无瑕，令人不可信。但是绝对不应该由于烈士存在某些缺点或失误，就采取猎奇的心态或为了某种商业目的而“戏说”，这样做实际是对英烈的贬低甚至丑化，这种行为是十分错误的。
我们应该怎样评价叛徒？我认为主要是进行无情的鞭笞和抨击，让他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叫后人进行唾弃。绝不应该以所谓“他们在地下斗争期间也是做了许多工作”，出卖时“有所保留”、“守住了最后一道防线”等说辞来减轻他们的罪责，甚至引起某些糊涂虫的同情。这种文痞美化叛徒的说辞是在混淆是非、黑白不分。叛徒就是叛徒，他们的叛变导致了多少英烈的牺牲啊！任何美化叛徒的说辞也掩盖不了他们的罪责！

强烈支持!!!

引用第10楼紫裳于2006-07-26 03:01发表的“”:
三、我们的宣传导向是什么？
.....
我们应该怎样评价叛徒？我认为主要是进行无情的鞭笞和抨击，让他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叫后人进行唾弃。绝不应该以所谓“他们在地下斗争期间也是做了许多工作”，出卖时“有所保留”、“守住了最后一道防线”等说辞来减轻他们的罪责，甚至引起某些糊涂虫的同情。这种文痞美化叛徒的说辞是在混淆是非、黑白不分。叛徒就是叛徒，他们的叛变导致了多少英烈的牺牲啊！任何美化叛徒的说辞也掩盖不了他们的罪责！

如果“他们在地下斗争期间也是做了许多工作”是实，那么将事实说出来，也并不会美化叛徒、掩盖罪责，反而会发人深思-----是什么使得革命多年、也曾经被捕过的高级干部，还不如下层党员革命意志坚定。

叛徒出卖时“有所保留”、“守住了最后一道防线”，他们有的是为自己留条后路，有的是对比那些英勇不屈的难友，自惭形秽，还有的是在讲与不讲间徘徊时，被难友及时地拉了一把。在谈到有个别叛徒“守住了最后一道防线”时，如果同时提到这些因果关系，应该不至于引起某些糊涂虫的同情吧。

对叛徒做评价时，不妨把史实都摆出来，关键是在于如何解读这些史实，曲解历史、误导受众，当然是决不允许的。

欢迎拍砖。

同意苗溪。

现在才看到红岩的主题论坛,特将许文君给厉华的信提交,供热心者理解烈士亲属的情感.


历馆长：
您好！
我叫许文君，我哥是已定性为烈士的许建业。您主编的《再铸红岩魂》一书，第8页上，从倒数第一行起，至倒数第八行，有您将我哥的亲密战友们向党组织提交的“狱中八条”，结合、反思、“再铸”倒我哥的头上。这是对我哥，对已定性的烈士群体，对严肃的史实不忠、不敬的表现，是极端错误的。我曾当面口头请求您改正，您也改正过。但不知为什么，这回在发行的《再铸红岩魂》一书中，再一次“再铸”到我哥哥头上。我特采取书面信函形式，请求您迅速收回已发出的《再铸红岩魂》一书，与库存的该书一起销毁；在《重庆日报》上登报，向社会各界说明；向我书面道歉。
史实与理由如下：
一、我哥被捕前（仅1947年起），是您笔下肯定的“仗剑虎山行”的无私无畏斗士之一的共产党员。他不属于现实党组织提出党风建设结合、反思对象。
我哥被捕前，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分管重庆工运）。有革命史书记载：1947年10月，川东临委成立后，书记王璞将原中共四川省委工运组杜延庆领导的一些党员和积极分子关系，交由我哥负责领导。我哥坚决贯彻上级抽调工运干部下乡支援农村革命斗争的指示，将谈剑啸、温静涛、刘宗灵、彭吉安、吕志超、卢光特、陈静、李汝光等干部派到了农村。
我哥在重庆工农铁工厂、第二十二兵工厂、新华机器厂等处，弄到车床、钻床、枪械配件、手枪等，请刘宗灵、潘为民绘出手枪图纸，制成模型，为广安、梁山的军械修理基地提供了条件。
我哥在1947年秋至1948年春，与起他共产党员同志一起，先后指导了第二十一兵工厂、重庆轮渡公司、重庆豫丰纱厂、裕华纱厂、中新纱厂、顺昌铁工厂等单位工人，举行一次又一次的怠工、罢工斗争。在工运史上，颇有建树。
这些史实，证明我哥胸中装有千百个革命同志的姓名，装有不止是重庆市的革命斗争力量。
二、我哥被捕前，对自己克勤克俭；对同志亲如家人；对身边的女同志，以革命重任为唯一奋斗目标和任务，从不提起工作之外的话题，也没有任何超越同志界限的行为；发现同志身上的缺点，中肯地提出，促其改正；对母亲，十分尊敬。他曾写信给妈：“威雅：您老人家不要担心我，儿在外面生活得很好，工作得很有意义，儿会给您争气的。”他多次给我说：“我们的父亲死得早，母亲守孀多年，现已年老，望你在家多照顾她，把做子女的责任担负起来。”
这些史实，证明我哥品德高尚，作风正派，具有共产党人的气节。
三、我哥被捕后，表现出了“从来壮烈不贪生”的高风亮节，没有玷污党的荣誉。不属于现实党提出的党风建设结合、反思对象。
您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史实研究与保护利用》一书中，有一篇《<挺进报>破坏始末》文章。其中小标题：“三、对敌攻心导致《挺进报》暴露，国民党行辕主任朱绍良要行辕二处处长许远举限期破案。四、年轻的地下党员陈柏林受骗上当， 许远举的‘红旗特务’从内线打开缺口；任达哉在刑法面前叛敌；许建业急中出错，轻信了看守陈远德。五、地下党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屈膝求荣，竟卖身投敌，致使川东地下组织和重庆地下市委以及《挺进报》遭到大破坏”。
这一事实，我相信您是忠实于史实的。史实是不容后生们炒作的。
从这一事实中证明，我哥只是“急中出错，轻信看守”，并不是“寻求看守特务的帮助”。“轻信”与“寻求”，是定性政治身份用的词。而且，我哥这个“轻信看守”，只是暴露了“二、三十份党员入党申请书及大批《挺进报》”，暴露了志成公司。我哥并没有将他胸中装有的千百个革命同志的姓名及市内外的革命武装力量出卖给敌人。
四、我哥是令敌人恐惧的共产党员，才被敌人枪杀的。刽子手头目许远举解放后是这样供认的：“一、许建业是一条硬汉，根本无诱降的余地，二、不杀许建业就不能施展瓦解中共地下党组织、软化地下党员的狠毒阴谋；
三、怕许建业在监狱中起作用，发生影响，因此是非杀不可的。”
这个史实，证明了我哥是个堂堂正正的、大气凛然的的共产党员。
五、我哥是定了性的著名共产党人，是定了性的烈士，不是叛徒。“重庆地下市委以及《挺进报》遭到大破坏”是刘国定、冉益智叛变的结果。李维嘉、蒋一苇等老同志对此祸变提出了准确的概括：不是《挺进报”事件，是刘、冉叛变革命事件。这一史实，如果联系“狱中八条”，反思历史还不够分量的话，也不应该联系到我哥来进行，倒是应该联系职务最高的大叛徒，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来“再铸红岩魂”。蒲出卖党、出卖革命，使党和人民受到的损失是巨大的。用这样史实来联系、反思，还有另一重教益——蒲华辅终于还是于1949年11月28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
六、“狱中八条”和许晓轩临刑之时所讲之言不是针对我哥的。您在《再铸红岩魂》一书中，选刊了《红岩魂永远激励后人》（《羊城晚报》2001年7月1日的报道文章）。这篇文章专门就罗广斌同志写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中第七部分“狱中八条”进行深度采访。您在接受采访时称：“这份报告迄今为止也没有完全解密，我每看一次都要登记一次。”这篇文章把陈列在白公馆的“狱中八条”原文刊载了出来：“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
这一事实说明，罗广斌递交的报告还没有完全解密，不知您用在我哥头上的，究竟是解密部分还是未解密部分？
您在《再铸红岩魂》一书的首篇《歌乐山——红岩魂》中说：“从1985年12月到歌乐山烈士陵园任职以来，每年的清明节我都要去烈士墓前祭拜烈士 …… 每年的‘1127’烈士殉难日，我都要在夜深时独自去白公馆、渣滓洞，向在天之魂魄汇报我所做的工作及想法 …… 走过每一间牢房，有无数的声音萦绕在耳旁”。
这一段独白，是否就是您听到许晓轩烈士临刑时，对罗广斌所讲之言，
是专门针对我哥“急中出错”而“决策失误”的行为吗？
我哥牺牲后，许晓轩对他的定语是“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贯长虹”。渣滓洞黑牢诗人蔡梦慰在我哥和同时遇难的李大荣牺牲一周年之际，写出了掷地有声的诗来悼念我哥他们：“ …… 你们站在利禄的诱惑前，像一座巍峨的山 …… 你们熬受着毒刑，保障了千百个同志的安全 …… 将从不朽的烈士碑上，读出那代表光荣与庄严的名字——中国共产党员许建业 …… ”
这个史实，证明“狱中八条”和许晓轩临刑时所讲之言的历史背景，与我哥丝毫联系都没有！
七、我哥“急中出错”后，三次碰壁自绝未遂和受尽酷刑坚不吐实，狱中党组织及相关同志是接受的。有史书记载：我哥曾领导、培养的牛小吾同志，因我哥“急中出错”而被捕入狱，在放风时，她还到我哥囚室门口亲切交谈。罗广斌等狱中同志，对冉益智叛变的深刻思考后，报告中才提到了“以前组织上并没有严格进行整风，确实有可能被他蒙蔽了”。
面对这一史实，您作为馆长，应该不会忘记！为什么会写出：“小说许云峰的原型之一的许建业 …… 在狱中的失误 …… 轻信特务的谎言，情急之中寻求看守特务的帮助，致使党组织再次遭到破坏。结合烈士‘狱中八条意见’，反思这段历史，对今天的党风建设是有着深刻现实意义的”。
八、现实的党风建设，是全国人民大众人心所向，不是基于55年前“狱中八条”提出来的，主要针对改革开放以后，个别乃至少数共产党员忘记了“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危及执政党地位而提出来的。党风建设的目的，是要把全体党员从思想到行动，整肃到“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上来，弘扬“无功利追求”的利他主义，根除腐败毒瘤，使中华民族得以伟大复兴。
这点道理，我这个老太婆都懂，作为馆长的您，不可能不懂。怎么可以生拉活扯地结合、反思到白色恐怖时期从事地下斗争的著名共产党人我哥头上？指责我哥“急中出错、轻信看守”就是整风的历史根源呢？
综上所述，您在《再铸红岩魂》一书中，犯了您曾改正过两次错误的错误。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为了彻底达到沟通，实现共识，我在这里强
烈要求：请让我及我的代言人与您一起，系统地、全面地通读罗广斌同志写的报告全文。否则，我将行使向中共市委，向中共中央反映的权力。
此致

敬礼

红岩烈士许建业的唯一胞妹：


二00五年四月五日

这……也许不是当事人是没有权力说的，不过我并不认为那段描述会产生误导大众的歧义，反倒像是烈属因为关心则乱陷入了歧途。
对于川东地下党大破坏的史实，完全没有必要去深究谁是“第一个”，这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最后的山崩地裂是由一个个单独来看不为人知的细节结合作用而成的，不能把由头推在某一个人身上。我以为，应当没有一个人会因为许建业的这个失误而否定他是一个伟大英雄的事实，尽管这是无所造成的后果是惨重的，有时我也会做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诸如“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该多好”云云，不过历史是改变不了的，但没有一个人会怪他，当时没有，现在也不会有，他的光辉和他的伟大决不会因此而有丝毫改变。
同样对于叛徒的那些评价也不会让人改变对他们的鄙夷（尽管平心而论我不止一次的为李文祥惋惜过），只是现在这个时代，人们也许更加愿意看到一个真实的立体的历史，每个方面，包括好人曾经的错和怀人曾经的对（这话怎么这么奇怪），而已。我们不能因为对一个人的一个评价就忽略与之冲突的真实，同样也不能忘记他所留给历史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对是错，是真善美还是假恶丑。
也许这就是站在旁观者位置的不痛不痒吧。

说句题外话，直接效果就是，在看一些东西的时候，看到当叛徒以前的叛徒顶着中共XXX书记之类的名号时，那种不协调感，简直是不可忍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