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9
部分烈属和老同志有意见当然可以提，但实在没有必要那样情绪化，也不应该把某些媒体的某些做法（包括转摘时擅自加上一些耸人听闻的标题之类）归罪于《再铸红岩魂》一书。
请原谅本人愚笨，仅从这段原文来看，我还是看不出有“任何不负责任地宣传和向烈士身上泼污水的言行”，因此更加难以理解烈属的“愤慨”从何而来。”
不愤慨与能不愤慨？
——给厉华和央视节目提意见兼答2049
最近，重庆红岩英烈的老“fans”们用调侃口吻说：厉华咬着许建业不放。
厉华针对许建业信口雌黄，部分烈属和老同志当然有意见,但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愤慨”了。尤其是白发苍苍的许文君婆婆，自从前年厉华去桂花园登门道歉认错，还自掏腰包给了4000元人民币的抚慰金后，情绪稳定，去了邻水县城的老家，再想找厉华“愤慨”一下也不着北了。
可是，厉华仍朝着许建业喋喋不休。就说去年吧，与其说央视做节目请他聊英雄和叛徒，倒不如说他请到了央视的名嘴来解密英雄，也解密叛徒：
“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在创作之前曾写过另外一份秘密报告。那是根据其亲身经历和狱中部分同志的讨论整理而成的。报告在尘封57年后终于被解密了……
许云峰原型被抓捕真相
1948年初，重庆的工厂学校里流传的一份油印小报让国民党独裁者万分恐惧，它就是重庆地下党机关报《挺进报》。1948年3月，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朱绍良下令限期破获《挺进报》，于是特务打入联络站，抓获了叛徒任达哉。任达哉并也不熟悉《挺进报》的全部情况，他只认识一个叫杨清的人。
杨清，就是小说中许云峰的原型之一，真实姓名叫许建业，是重庆地下党负责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在当时，许建业的身份是严格保密的，连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唐咏梅：我们叫他老许，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是写《红岩》的时候才知道他的名字。很正派，高高大大的，穿一个长袍。我们两个经常茶馆、饭馆，不是在车上碰头就是电影院门口，我们两个还看过电影呢！我都记得看的《居里夫人》，我去划的票，他没看完，他有事就走了，他就把我当个妹妹一样对待，确实很好，印象很深。
和小说里描写的一样，叛徒带领特务在茶馆里抓住了许建业，但当时他们都不知道这是一个何等重要的人物。
不是传说：上了电刑也不招
这份档案的作者叫徐远举，其身份是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处长。档案是解放后根据徐远举的审讯笔录整理而成，在10年前解密。对于化名为杨清的许建业，档案中如此描述：杨清，身体强壮，气宇轩昂，我问他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他一字不答，经由各种酷刑拷打，几上几放，只说他叫杨清，邻水人，住在过街楼某旅馆。经过调查，过街楼根本没有这个旅馆。从他身上检查，也无片纸只字。经过一天一夜的审讯，用尽各种手段，不得要领。而此时，与老许失去联络、心急如焚的唐咏梅意外地从一个小特务的口中知道了许建业的情形。
唐咏梅：他说，那个（特务）江开又来说，他们抓到一个人，不知道他说了他的名字没有，他说，哎呀！上电刑，他都不招啊！（特务）江开说，看他那样子我都想洗手不干了，他说得多好听的。我听他说上了电刑都不招，我一下眼泪就流出来了。
真的英雄：被电刑打到抽搐 惨遭铁镐劈头
厉华：这方面出现过很多令人发指的一些东西。比方说国民党军统在审讯张长鳌、尚承文这两位烈士的时候，面对军统特务这两个烈士就是不招，最后敌人急起来以后用电刑来打他们，电刑就是当时的手摇发电机，放到他们手上，当时两个人被打得浑身抽搐，这个档案资料记载，当时两个人抽搐得身体都开始缩小了，但这两个人仍然是咬紧牙关不说，这个军统特务凶残到操起旁边的一个十字镐，把两个人的头给劈开，叫你不说，用十字镐给你打下去，这是在渣滓洞白公馆死得最惨的两位烈士。
英雄无疑是真正的英雄，但故事却不似我们熟知的故事。否则，按照惯常的思路，敌人的线索就该在这里断掉。那么就不会有江姐入狱，成岗被捕。是什么，让顺理成章的故事发生了逆转？ ”
（见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6年11月28日 15:28 来源：《360度》 ）
提意见：看看，一口就咬上许建业，多米洛的不要，把罗学蓬骨牌中间的——叛徒和叛变，尽行拿掉，留下了头——“英雄无疑是真正的英雄”和尾——“那么就不会有江姐入狱，成岗被捕”。第二天，为了支持这个发展了的老调，换了个形象——灰尘飘落，天枰失重——的说法：
“[视频]红岩档案解密：许云峰原型慷慨就义
CCTV.com消息(360度)：小说《红岩》中许云峰的形象大家都很熟悉，57年前的11月27日，遇难的红岩烈士中有一名烈士叫许建业，他就是许云峰的原型。”
提意见：不可思议——许建业活到1949年11月27日！怎么解的“密”——这倒是个惊天大密！
“在昨天的《红岩档案解密》中，我们提到了许建业的被捕，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接着为您解密接下来发生的事。
电影同期：你们的戏该开幕了吧，还等什么？呵呵，许先生可真会说笑啊！今天我们完全是一片诚意，吃顿饭，大家交个朋友嘛。许先生，请！谁是你们的朋友？！
在这部影响深远的影片中，被叛徒出卖的许云峰被捕后并没有遭受刑罚，演员赵丹所刻画的英雄气质让观众相信敌人也不敢对这样的人物造次。但实际上，许建业是歌乐山集中营里受刑最重的一个。
下面的报告是根据集中营（渣滓洞、白公馆）里所能得到的各种零星材料，经由部分同志的讨论、研究而组织出来的……--摘自罗广斌《狱中报告》
导游：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是当年审讯和拷打革命者的刑讯室，里面共有大小酷刑48套，从古代的封建刑具到美制的钢鞭电刑所谓应有尽有。这个右面墙上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上面写的是："切莫执迷不悟，政府痛惜你们。细细想想，回头是岸！"
1948年4月5日的晚上，可能是许建业一生中最漫长的一个夜晚。虽然受尽酷刑，但他始终没有暴露身份，许建业此刻已经不打算活着出去了，但他依然不能让徐远举知道他是谁！”“因为他清楚地知道，”
提意见：清楚？罗广斌在《报告》“一、案情发展”里写到：“许既被捕于茶馆，他深以为特务一定很清楚他，一定会到志诚商号他住的房间内搜到皮包内的文件和几十份自转，……”
“有一个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正藏在自己的家中，它就像一枚沉重的砝码悬在了他和徐远举之间，胜负将由此决定。就在这时，有一粒灰尘飘了过来。灰尘本来轻得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就在这个晚上，它，却成了天平向哪边倾斜的关键！这粒灰尘是二处一个叫陈远德的看守，他在这个时候主动走向许建业，并表示'如有事相托，尽管吩咐'。
杨世元：有些特务不是一个两个，因为昆明后面的物价一崩溃，也要影响到本身的，包括他们特务也都感到有影响，但特务官员不一样，但是那些一般的小特务，比如说看守特务，他还不是感觉到有一点生存危机，所以监牢里面有的时候说你出去帮我带个信，帮我买个什么的，他也乐意，他也不是不干的，都看见的，那个就叫做国民党大树将倾。
看守陈远德的出现和他的表示，让许建业做出了人生中最艰难的选择。他请陈远德立即送一封信到志成公司刘德惠处，并答应信送到后给陈远德四千万法币，陈远德当即答应了。于是，局面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变化。胜负，从徐远举和许建业之间的较量，变成了陈远德一个人的决择。一颗微不足道的灰尘，就这样成了举足轻重的砝码！事实上，无论是在此前还是此后，陈远德都多次替狱中的共产党人送过信，但是没有人说得清，为什么就偏偏这一次，他犹豫了！”
提意见：为什么会犹豫？解密者为什么不提许建业对陈远德还有的承诺——给陈另找报酬丰厚的工作？还有罗广斌所报告的：“以后有功革命，还可以得奖。”
“这封信最终被交到了徐远举的手中。
在《血手染红岩》中，徐远举是这样交待的：我根据这个材料，立即派特务包围了新华路志成公司，进行严密搜查，查出了杨的身份证及其历史，并在其卧室床下查出了一个大皮包，内中有二三十份党员入党申请书，及大批《挺进报》，才知道他叫许建业。许建业暴露了，一张大网围绕他撒开了。我们所熟知的叛徒甫志高冒出来了。”
提意见：恁个“冒”字解读叛变。
“电影同期：我叫叛徒？你们给了我什么好处？
在小说里，甫志高只是一个小小的区委委员，如果事实果真如此，以这样的职务，他其实是不可能给党造成那么严重的损失的。刘国定原本是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重庆地下党高级干部，事实上就在被捕的一刹那，他还表现得从容自若。
杨明：他去找许建业，这个特务已经在那儿守住了，把他逮捕了以后，特务问他叫什么，他就乱说一个名字。
厉华：敌人并没有识破他，他被捕以后，他说我是牛奶厂的厂长，他把一切一切说得非常非常清楚。”
提意见：这不是解密。对刘国定的被捕，厉华在节目里分明藏掖了一些个史实情节，拿1994年在《红岩魂》书中早就解了密的文段来作个对比：
刘国定被捕撕开缺口
敌人知道了许建业是个重要人物，派人日夜守伺在志诚公司。4月6日上午，市委书记刘国定到志诚公司找许建业商量工作，进门即被守伺在内的特务抓住，在身上搜出全部证件，说明他是南岸牛奶场会计主任刘仲逸，而志诚公司的职工却证明他是常来找许建业的“黄先生”。刘国定无法自圆其说，于是供认自己是新入党的候补党员，曾经为许建业送过信给南岸的李忠良和邓新邦，并写了自首书。
特别提醒，厉华是此书的主编之一，应该详熟“在（刘国定）身上搜出全部证件”的真实细节。
“杨明：但是，许建业单位这些人都说这是刘先生，特务就发现矛盾了，把他给带走了，带走了以后，一逼他，他承认了是预备党员，”
提意见：一逼就承认是预备党员，为什么要承认党员身份？
值得解密的是：刘国定身上搜出的全部证件中，除了“说明他是南岸牛奶场会计主任刘仲逸”外，还有王朴不久前开给的现金支票,“原本是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重庆地下党高级干部”承认自己是预备党员，就不怕牵连到党的重要干部王朴同志吗？注
“他说我是预备党员，我来送个信。后来说谁给你的信？他就想已经通知撤退的一个党员，他已经走了嘛，他就说是某某给我的。
厉华：当时的党组织规定是可以说大不说小，说大不说小，说大的，往大的一方面说，不要说自己具体的；那么说具体的组织情况、同伙的情况，可以说远不说近，说远的不要说近的，造成时间上的距离；第三就是可以说死不说活，结案的，没有了的事，或者死去的人，你可以说。”
提意见：知道不，这个牛奶场不远，就在南岸，很近的。
“但此时，地下党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的意外被捕改变了一切。”
提意见：意外！谁的意外？冉益智的意外?!刘国定的意外？地下党的意外？冉益智的意外就是刘国定叛变的必然！叛变的多米诺倒牌就从刘国定开始，缺口就是从刘国定承认了是预备党员时撕开。第二天，他带着特务或者是特务押着他到南岸抓了到了一干党员。
真相一：什么“一个党员”、“他已经走了”、“某某”，刘国定供认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李忠良和邓兴邦！这两人，都不在许建业“机密文件”之列。
李忠良和邓新邦是在年初参加梁（山）达（县）大（竹）边区起义失败后撤回重庆，与刘国定接上头，住在南岸李忠良家里。4月8日，李、邓被捕。李忠良叛变，供出起义的领导人邓照明、王敏、陈以文和起义地区的干部30多人，以及重庆市内的刘国志的关系，并指认邓新邦即是“余天”，而余天正是敌人镇压起义后追捕的对象。由邓新邦又牵出了重庆银行的余承安，敌人对余承安采取即捕即放的办法，暗中控制，以为诱饵。余承安供出了上级领导人“老张”，即市委副书记冉益智。
特务头子徐远举听说刘国志是共产党的干部，大吃一惊，十分重视。因为刘国志出身豪门，当时是四川省银行高级研究员，住在四川省建设厅长何北衡家里。凭他的社会地位，特务以为他是重庆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当到何北衡家去捕刘国志时，刘见机走脱，转移到了荣昌。以后为冉益智出卖被捕。
对于刘国定，特务只当他是一般交通，没有十分看重，转押到了渣滓洞监狱。但打开的缺口由此被撕大。
真相二：四月六日刘国定被捕，敌人从他身上搜出了现金支票，顺此查到小什字打铜街川康银行，抓到银行会计主任苟孔甲，随后又在电力公司逮捕了南华公司总务唐鹤笙。……
四月二十七日上午，唐鹤笙在极端矛盾中，来到南华公司经理室，对王朴说：“王兄，我们是初交，你若是共产党就赶快走，若不是就没有关系。”
“我是有几千石租的人，怎么会是共产党呢？笑话，我不走。”王朴若无其事地答道。
随后，唐鹤笙偷偷去都邮街华华公司给行辕二处打了电话。二处课长雷天元随即带了五个特务，开来一辆吉普车，把宏泰大楼包围，宣布戒严，只准进不准出。当时王朴等人正在吃饭，特务进来就问：
“谁是王朴？”
“我就是。”王朴很镇静，脸不红、心不跳，从容而答。
“我们是卫戍司令部的，请跟我们走一趟。”
接着四个特务把王朴带走了，留下两个人监视。他们从保险柜中搜去了两条黄金，其他什么也没有捞到。（摘自重庆原江北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1983年《王朴转略》）
敌人抓到的王朴，也不在许建业“机密文件”之列。
王朴没有叛变，上川东中主要是江北地区的地下党如王泽畔等就保存了下来。冉并没有“改变了一切”。
“孙曙：冉益智的叛变是很戏剧的一个叛变，很戏剧的啊。就是打个比方，这里出去，那里有个广场就把他抓了，抓了之后就弄到国民党住的旅馆里面，开始跟他说，他也不承认。特务急了，抱了一个被子给他一按，按到这个上面，这个气出不来了，支撑不住了，他就叛变了。
杨明：一审讯，问冉益智你们的书记是谁？刘国定。刘国定在什么地方？刘国定你们已经抓起来了嘛。好！这敌人才转过头来，又审讯，又对刘国定加压，加压。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就是拿这个叛徒口供压这个叛徒，再拿这个叛徒的口供压这个叛徒，最后形成两个叛徒出卖的竞争。
正副书记双双叛变，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红岩》人物随之登场，一场红与黑的对照才正式展开。这份意外的收获，让徐远举无限风光，特务陈远德也因告密有功而连升三级，而这时的许建业则追悔莫及。罗广斌这样回忆：许建业急中出错，轻信看守陈远德，导致党组织进一步被破坏，这一错误令党遭受了损失，也给许建业的心灵以极大的刺激，自责和内疚使他在狱中三次碰壁，自杀未遂。”
提意见：罗广斌是这样回忆的吗？“这样回忆”为什么不加引号呢？怎么我们看到的解密材料中的一段回忆原文连起来却是这样的：“许既被捕于茶馆，他深以为特务一定很清楚他，一定会到志诚商号他住的房间内搜到皮包内的文件和几十份自转，便急着收买管狱的班长，答应给他四千万元，以后有功革命，还可以得奖。”
收买，罗广斌用的是“收买”一词，恰恰证实了许建业用“策反”战术保护党组织。至于为什么要采用“策反”，就不单单是许建业个人所思所为的了。许采取收买的手段，恰恰证实了《挺进报》发行范围的改变——为了对敌攻心，才是重庆地下党对敌斗争的严重错误。
“1948年的4月17日，许建业接受新的一轮审讯，徐远举以"危害即成有损于党"诱骗许建业投降，许建业以死作答。”
提意见：四月十七日是冉益智被捕的日子。
刘冉叛变造成大破坏
在重庆主持川东临委日常工作的临委秘书长肖泽宽得知许建业、刘国定被捕，重庆党组织正在遭受破坏，立即采取紧急应变措施，向各方告警，迅速转移有关人员。同时约定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市委常委李维嘉于4月17日中午12时在北培公园门前碰头，商讨下一步对策。冉益智在16日打电话给余承安，了解情况，并告知自己将到北培。这个电话为暗中监视的特务所截获。17日上午，特务押着余承安在北培街上逮捕了冉益智。肖泽宽和李维嘉候冉益智未到，立即转移脱险。
四月十八日刘国定和许建业都接受了新的一轮审讯。
4月18日，敌人根据冉益智的指认，由徐远举陪同敌国防部保密局（即军统）二处处长叶翔之再度分别提审刘国定和许建业。许建业仍然横眉冷对，坚不吐实，以后牺牲，而刘国定却保命乞降，承认自己是川东临委委员和重庆市委书记，供出了川东临委成员，和城区区委、“电台”特支、《挺进报》特支名单。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电台”特支宣传委员成善谋、《挺进报》特支代理书记陈然等被捕。
厉华：徐远举是在与共产党这个审讯斗争当中，应该说徐远举的心灵，就算是在当时，他也受到一种强烈的震撼。因为在他的眼光当中，共产党员的一种宁死不屈的行为让他感觉到一种力量的存在，而这种力量是不可能在金钱、武力下变节投降的一种真正的人格力量，这点对他当时的震撼是很大的，所以说解放后他写的交代材料里边，他曾经也有，就是对他当年那种心情回忆的一种忏悔。
多年以后，当徐远举做阶下囚的时候，他还不曾忘记这一幕。--"在赴刑场时，许建业一路上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表现极为壮烈，路旁的人看了都感动得流泪。我有个朋友事后告诉我说：'我昨天在路上看到汽车上押着两个人，他们沿途高呼共产党万岁，真英武啊！'我听后内心感到十分怅惘，简直无言以对。"1948年7月21日，许建业在重庆大平刑场被公开枪杀，时年28岁。
提意见：这才对了，1948年7月21日，许建业就义日。央视的名嘴应该牢记。厉华怎么也不提醒提醒。
“厉华：曾经有一个观众在我们牢房里边，他跟我交谈过，他说我要处在这个年代，我都当假叛徒，我只要出去，出去以后我继续为党工作，后来我在我的一篇论文里边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假如中国的历史都是由假叛徒来构成的话，那恐怕就不成为其历史，这个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历史，如果没有当时那种真刀真枪用自己的命去与敌人斗争而换的一种主义的实现，今天的社会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想象。”
提意见：假叛徒！曾经有一个观众如此说是不是假投降的意思呢？那，后来“我的一篇论文里边”的假叛徒，在理论上究竟作了怎样的概括？指的都是有什么样行为的人？如果遵循“否定之否定”的原理，我倒还在红岩英烈史上找到一位，他就是盛超群：
“对《挺进报》的侦捕网撒开以后，重庆、云阳、万县、广安等地的特务们为了争功，纷纷密报发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我即派人驰赴各地搜捕。首先在云阳逮捕到一个叫盛超群的知识分子，由二处侦防课长陆坚如严刑追逼，盛不堪酷刑，供称他是中共云阳地下党负责人，在云阳准备武装暴动，供出了组织计划和开会情况，并提供了一张黑名单。我认为这是最好的材料，未加复讯，就命令吕世琨、雷天元率领特务前往万县抓捕。
万县专员李鸿焘率领保安队开了一部专轮直下云阳，将盛超群所供的周瑛等10余人一并逮捕解到重庆。但经我一了解，有的是县警察局局长，有的是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有的是县参议员……都是国民党或三青团成员及云阳县地主豪绅。盛超群代表云阳县三青团白某的一派（白某是云阳县教育局长、国民党县党部副书记长），他如此招供，是为了栽诬陷害以县党部书记长某某为首的另一派，是他们的内部矛盾，根本与中共地下党无关。至此全案扑空，不得不将全部人犯释放，还请重庆警察局刑警处长招待他们吃饭道歉，并嘱他们团结一致，反共清共。至于盛超群，我后来将他杀害于渣滓洞，还追查了他哥哥盛某在南京《新民报》的情况，他弟弟盛亚群同被株连，关了一年才释放。”（摘自徐远举《重庆大屠杀大破坏自述》）
“ 就在许建业牺牲的那个夜晚，一个叫许晓轩的人用草纸写下了一首诗：噩耗传来入禁宫，悲伤切齿众人同。文山大节垂青史，叶挺孤忠有古风，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气如虹。临危慷慨高歌日，争睹英雄万巷空。一年之后，写诗的人重演了慷慨如虹的一幕。又过了十三年，他们共同成为了小说《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
（摘自：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6年11月28日 21:55 来源：CCTV.com ）
看得出，央视播放的这期节目还是沿用厉华给许建业界定的“错误”和“违纪”来解罗广斌《报告》之密，节目直接把许的“错误”和“违纪”与“江姐入狱、成岗被捕”连了起来，比之《再铸红岩魂》更具体化、形象化。无论是多米洛骨牌，无论是灰尘砝码的天平失重，甚至借“解密”不惜曲解罗广斌《报告》语，要想改变57年前由寄发《挺进报》所引发，由领导叛变所遭至的川东地下党大破坏这个历史事实，都是徒劳的。反反复复地炒作许建业的闪失，只能欺骗无知者。我们相信，一旦了解了“《挺进报》案”全过程，对这样下作的“解密”所炮制的“真相”，谁都不会不愤慨！
部分烈属和老同志的愤慨就是从此而来。
李显群
2007年6月14日于重庆鱼洞溪
注：以下据江北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1983年《王朴转略》
中旬，一天傍晚，王朴由重庆到学校，好象经过长途跋涉的劳累，显得有些疲惫。他没有休息，就去找工委书记齐亮和委员黄友凡来商量事情。在校长室里，飘浮不定的小油灯一闪一闪，齐亮将王朴的小儿子“狗狗”抱在怀里，王朴手托着杂拌烟斗，象往常一样安详地促膝长谈。王朴汇报了情况：他在城里遇见过刘国定，刘曾告诉他“情况紧急，已有同志被捕，有的地方组织遭到破坏，急需要钱”要王朴给他一些钱，银元或者棉纱。当时他身上没有，要回去拿，刘说“来不及了”。最后，王朴勉为其难地开了一张支票。相约了第二次见面的时间地点。隔几天，王朴按时赴约，久等不见刘来，也未见别的人来，估计可能出事了。
…………
四月六日刘国定被捕，敌人从他身上搜出了现金支票，顺此查到小什字打铜街川康银行，抓到银行会计主任苟孔甲，随后又在电力公司逮捕了南华公司总务唐鹤笙。苟孔甲提到二处，特务问他：“支票是何人所开？”
苟答：“是南华公司王朴。”
问：“他家在那里？”
答：“在乡下。”
问：“他有什么特征？与共产党有什么关系？”
苟孔甲将王朴约二十六、七岁，高个子，戴眼镜及经常出入场所等情况，尽其所知，都告诉了敌人，写了自白书，供认自己不是共产党员，并以生命担保将王朴逮捕归案，两小时后被释放。临走时要他与陆科长保持联系。其后，苟孔甲通风报信二、三次。几天后，王朴从乡下进城。问苟是何原因被特务传讯，苟即编造谎言应付过去，并于当晚去二处密报未遂，次日晨又去，经特务陆科长介绍与另一特务认识，并约定趁与王朴看电影时下手，后因王朴未去，阴谋未得逞。
四月二十日晚在行辕二处审讯室里，徐远举亲自找唐鹤笙谈话。
问：“你们隔壁的南华公司是做什么的？”
答：“是做进出口贸易的”。
问：“王朴是什么人，现在何处？”
答：“王朴是经理，这几天可能回乡下去了没有回来。”
“我要找王朴问点事，王朴回来了，你打电话通知我们一下，与你无关。我们可以放你。但不得泄露你来的情况，否则后果你自己考虑。”徐远举说完便把联系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他。随即从办公桌上拿出一张具结书叫唐签名盖章，手续办完，唐鹤笙就被放了出来。
四月二十六日晚，王朴在张克正陪同下，来到唐鹤笙家，问及他被特务捕去的情况。唐当时只把特务问蒋一苇的细节谈了一阵，避而不谈问王朴的情况。
四月二十七日上午，唐鹤笙在极端矛盾中，来到南华公司经理室，对王朴说：“王兄，我们是初交，你若是共产党就赶快走，若不是就没有关系。”
“我是有几千石租的人，怎么会是共产党呢？笑话，我不走。”王朴若无其事地答道。
随后，唐鹤笙偷偷去都邮街华华公司给行辕二处打了电话。二处课长雷天元随即带了五个特务，开来一辆吉普车，把宏泰大楼包围，宣布戒严，只准进不准出。当时王朴等人正在吃饭，特务进来就问：
“谁是王朴？”
“我就是。”王朴很镇静，脸不红、心不跳，从容而答。
“我们是卫戍司令部的，请跟我们走一趟。”
接着四个特务把王朴带走了，留下两个人监视。他们从保险柜中搜去了两条黄金，其他什么也没有捞到。
[ 此贴被高卿楚在2007-08-07 20:49重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