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找到了答案：
http://news.xinhuanet.com/banyt/2005-04/12/content_2817780.htm●志同道合的爱情之路
1944年，盛国玉从垫江师范附小毕业后，在大石乡小学教语文，一年后回老家沙河务农时，亲戚为她介绍了一门亲事，对方便是正在重庆巴中读书的余梓成。
“他来过沙河一趟，过路时和我打过照面，只觉得他很高，相貌和善。”盛父去“相”过一次亲，回来只说了句“不错”。下半年，盛父因病去世，那句“不错”便成了盛国玉对未来丈夫无限憧憬的惟一依据。
1947年，盛国玉与余梓成成婚。“8月大暑天，轿夫从早上抬到下午两点半，才把我俩从沙河抬到家。路上我俩没说话，可每次瞅见他都是笑眯眯的。”
余家有五子三女，当家的任务全部落在两个先进门的嫂子身上。而余梓成当时还在重庆上学，只是放假才回垫江。“他对我很体贴，每次回家都忙着帮我劈柴烧火磨豆花。天气热时，我们吃过晚饭便手牵手在田垅上散步。”
余毕业后便到垫江峡口中学教书。通过余的介绍，盛国玉认识了女地下党员龚芝阳。她们相处了一个星期，龚教会她许多革命道理。“当时我并不知道她是地下党员。丈夫告诉我，只有和她这样的新女性在一起，我才能进步。我相信他的话。”
从那时起，余经常让盛国玉从城里带挺进报及一些革命著作回家阅读，并再三嘱咐她：“不要在路上耽误，更不要让别人看这些书。”从余的神情中，她看出了异样，但她并没有追问。“我猜到他是什么人，但我觉得他这样做是正确的。我知道他的苦心：他想发展我加入地下党，这样我们才能在感情与志向上保持完全一致。”为了让盛更快地接受新思想，余托熟人将她调入小学做伴习，让她能更方便地与龚等革命者进行交流。
正当盛如饥似渴地吸吮着革命力量时，1948年，盛不幸被捕。那时，距离党组织准备发展她入党的时间只差两三个月。想不到这一耽误，竟耽误了整整48年!
●迟到的幸福
在垫江县警察局里，西南长官司公署的特务对盛国玉进行了刑讯，要她交待地下党在垫江的组织情况和爱人余梓成的问题。在残酷的电刑摧残下，盛痛得大叫，可是她咬紧牙关不吐一字。无奈之下，特务将她押到女监与一批吸大麻、吗啡的女犯关在一起。“特务要她们喝我的血。看着那白森森的牙齿，我害怕极了。可是，我绝不会出卖自己的丈夫!”
不久，盛国玉、傅伯雍等四人被押往重庆渣滓洞。
余梓成从亲戚口中得知妻子被捕的消息后，为了躲避特务的追查，四处躲藏，同时暗暗打听她的下落。后来他听说盛被押到了重庆，曾只身徒步流浪到重庆寻访她的下落。可是在戒备森严的围墙外，他一筹莫展。
1949年，盛第一次在监狱里度过了春节。她想念着铁窗外的丈夫和亲人，可是看看周围：一众“犯人”都在监狱特许下快乐地唱歌、扭秧歌。“渣滓洞关押着20多个女犯人，包括杨汉秀、左绍英等，大多数都是已经成了家的女人。可是平常我们很少谈起家里的丈夫和亲人，只是把思念深深藏在心底。那时候，只有加倍地坚强才能减弱心中的思念与痛苦。”
1949年11月27日，盛逃脱了大屠杀，成为渣滓洞惟一脱险的女幸存者，被一群学生送到了西南医院。余梓成在垫江得到她脱险的消息立马赶到了医院。
没有什么词语能形容他们夫妻俩劫后重逢的激动与感伤。“我们见面后几乎说不出话来，只是眼泪一个劲地往下流。”
盛在医院休养了几日后，准备回垫江。由于盛旧伤未愈，余便和几个挑夫抬着滑竿，冒着12月的凌厉寒风徒步走了一天多，才回了垫江。
解放后，盛先后被组织安排到群众委员会、日杂公司等单位工作。由于监狱生活留下的后患，医生建议她不要孩子。“梓成一直担心我的身体，称生不生、抱不抱养都无所谓。但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断后。”不顾余的反对，她在35岁时生下了一个儿子，结果刚满月便夭折了。两年后，她冒着高龄产子的危险，终于顺利生下了女儿余琼。
1973年，余梓成去世，葬于垫江烈士墓。每年清明，盛国玉都会去祭拜她相濡以沫的老伴——也是她人生路上志同道合的战友。
余琼听说过父母以前的事，偶尔还会听母亲哼起以前的革命歌曲。据说在“文革”时，她父亲因为做过中学校长而被打成走资派，母亲则被下放到县农场劳教，直到1979年才平反。“可是这些母亲从来都不给别人说。她对父亲的忠诚和对党的忠诚是始终如一的。1996年，在组织的特批下，她以70岁高龄入党，终于实现了父亲对她的最大期望。”
记者注意到，余家的相册里没有合家欢。余琼告诉记者，父亲生病后觉得自己不行了，可仍不愿打扰母亲的工作。因此，他只是将女儿叫到身边拍了张照片留念。不久后，他便与世长辞了。
“毕竟我们经历过劫后余生的幸福，这就够了。”盛国玉泪光莹然。
